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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汉对比看“汉语”、“普通话”、“国语”与“华语”等概念的使用丁安仪
郭英剑 赵云龙摘要：在对外交流中，我们该如何称呼我们的官方语言
--中文，似乎不是个问题，但实际上，无论在英文中还是在中文中，它所带来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曾经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国语”、“普通话”、“汉语”（或“现代汉语”）、“华语”等。在英文中，有Chinese，Mandarin，Standard Chinese，Putonghua，Kuo-yü等。这些词语的出现都有相应的历史背景以及各自的使用范围。上述这些说法，应该说，无论中外人士，都能心领神会。然而细究起来，这些说法在使用上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而且时有混淆甚至混乱。混乱的情形有两种，一是表现在外国人在定义我们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时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出现错误，一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对外交流中，在把我们的官方语言翻译成外文时出现混乱乃至错误。本文希望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英汉对比，来省察我们使用上述词汇时的混乱，并对这样纠正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关键词：官方语言；中文；国语；普通话；汉语；华语；
Chinese；Mandarin；Putonghua一
我们的研究缘起于一个看似简单但却不无复杂的问题：无论在对内还是在对外交流中，我们该如何称呼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
---中文 ？目前的状况是相当混乱的。先来看看国内学术界及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况。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曾经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国语”、“普通话”、“汉语”（或“现代汉语”）、“语文”、“华语”等。这些词语的出现都有相应的历史背景以及各自的使用范围。
“国语”说法的出现，大约是在宣统元年，也就是
1909年。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五四”运动极大地张扬了国语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5年召开了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代替过去通行的“国语”。 目前港澳台地区，人们大都仍使用“国语”的说法。普通话。
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对普通话的内容作了定义式的规定，除了继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外，新增加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内容。普通话从此有了全面准确的解释。1956年，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几经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代替了已经推行了40年的注音字母，普通话有了更为理想的拼音方案。近来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跨世纪奋斗目标，计划在2010年以前在全国初步普及普通话，下世纪中叶在全国普及普通话。汉语。一般认为，它是指汉族的语言，是我国的主要语言。另外，我们现在的普通高等院校的中文系的有关课程，都命名为“汉语”。如：“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
华语。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多用“华语”。
近年在东南亚举行的普通话的演讲比赛，就称为“华语”比赛。这些多种多样的说法，给我们的对外交流造成了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混乱的情形有两种，一是表现在外国人在定义我们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时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出现错误，一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对外交流中，在把我们的官方语言翻译成外文时出现混乱乃至错误。
第一种情形的例子：
有称
Mandarin Chinese的。国外出版的一些研究中文的著作是这样命名的：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有称
Beijing Mandarin的。如：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Loss of Final Constants in Beijing Mandarin。有称
Beijing dialect的。有一本在美国很流行、关于中国的旅游指南书《中国》，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北京方言, 西方通常称之为 “Mandarin”, 主要在其东北和西南地区使用。在中国指１９５０年由中国政府确定推广的普通话。”第二种情形的例子有：
我们在教授外国人学我们的官方语言时，专门称为“对外汉语”或是“对外汉语教学”。
其中有称Modern Chinese的。如：《初级汉语课本》（听力1-2）书名英译为Modern Chinese: Beginner’s Course。有称
Modern Standard Chinese的。如：《初级汉语课本》（听力1-2）的封底印有：“Modern Chinese-Beginner’s Course has been designed as a course in elementary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putonghua) for the use of foreign learners.”。也有称
Mandarin Chinese的。国内的《现代外语》杂志1997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词汇映射理论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文章摘要中就将“普通话”译成“Mandarin Chinese”（16）。应该说，这些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但仅从上述例子，其混乱的状况已经可见一斑。二
显然，从名称上看，“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的名称，没有统一。上述这些说法，应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都能心领神会。然而细究起来，这些概念在使用上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其说法的混淆乃至混乱，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比较流行、也比较为人所接受的观点是，认为上述的概念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
但我们以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引起我们学界重视的地步。本文希望从一个独特的角度
---英汉对比，也就是，先看看目前中国权威的汉英词典、英汉词典是如何定义“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的，然后再来对比一下西方权威的英语词典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以此来省察上述概念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上以及学术界对其定义的模糊之处，进而来看一看这种情形给我们的内外交流带来了怎样的麻烦。在切入正题之前，首先，我们先从国内权威的《汉英词典》中，查找上述有关词汇的英译，看一看“我们认为”这些词汇在“英语”中是“应该”如何定义的。
汉语：
Chinese (language)（380）。这里明确无误地将“汉语”翻译成了Chinese。普通话：
putonghua；common speec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tandard Chinese pronunciation（766）。也就是说，“普通话”是指（中国语言中）的共通语，同时指标准的中文发音。华语：
Chinese (language)（415）。国语：①
national language；②old name for 普通话；③old Chinese as taught in school（369）。国文：
old national language (i.e. Chinese, esp. written Chinese)（369）。其次，我们看看中国大陆权威的英汉词典又是如何翻译、定义
Chinese这个词的，这样有助于我们对下文的理解。Chinese
：中国话（尤指普通话），汉语；中文。Chinese
：中国语文；中国话，汉语。无疑，这里
Chinese是至为关键的词汇。我们查找了西方权威词典中与上述词汇有关的大部分词条，主要有：Chinese，Mandarin， Putonghua，Kuo-yü等。大体而言，西方权威的英语词典对
Chinese的分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牛津英语大词典》（即
OED）、《朗曼现代英语词典》与《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都是笼而统之将Chinese定义为“the Chinese language”。二．《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与《朗曼英语词典》则强调了
Chinese是一组相关的汉藏语言。前者的定义为：“Chinese是指中国人使用的一组相关的语言，它们彼此虽然在口头言说的形式上互相难懂，但同属于一种单一的写作体系，其文字直接具有表意功能，而没有语音功能。它属于汉藏语系（第390页）”。后者的定义为：“Chinese是指一组相关的汉藏声调语言（意义受声调影响的语言），由中国人使用，它们常常是在口语上互相难懂，但同属于一种单一的写作体系（第252页）。”应该说，这里的定义很明确，Chinese并非指单一的一种语言，而是指多种相关的语言。三．《简明牛津现代英语词典》与《柯林斯英语词典》都强调了
Chinese的口语特性，分别定义为“标准的口头语言（第725页）”与“中国人口头使用的语言之一（第236页）”。这里的定义实际上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汉语的）普通话”，没有定义它的文字功能。四．《韦氏新世界词典》把
Chinese分了三个定义，“一指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的标准语言；也指Mandarin。二指中国的各种汉藏语言，包括Mandarin与广东话。三指中国汉藏语言的统称（第244页）。” 这个定义的特点是全面，大体上涵盖了以上三种类型的内容。上述四大类型的定义，细究起来都有问题，或者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误解。
1）第一类型，如果承认其定义的全面性，那么，我们的权威词典中将其翻译成“中国话，汉语”显然就不仅仅是自相矛盾的问题了，因为，把“汉语”这一“汉民族的语言”视为the Chinese language，也就是，以局部代替全体，显然是不对的。2）第三类，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们只强调了口头交际语的一面。事实上，我们不仅可以说，Please speak the sentences in Chinese，也可以说Please write the sentences in Chinese。3）第二类与第四类，较为清楚地阐明了Chinese的意义范畴：它是一组汉藏语系语言的总称，同时又指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的标准语言。这大致与我们英汉词典中的解释相通。然而，这里也并非没有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定义之间自相矛盾。如果Chinese指“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的标准语言”，就难免与代表全体的“中国的各种汉藏语系，包括Mandarin与广东话”发生冲突。至少在使用时，会产生误解与问题。比如：就English而言，无论它有多少变体，如：American English，African English，China English，Australian English等等，你都很难否认它依旧是English。而Chinese却大有不同，它的“变体”或说“方言”棗我们姑且不讨论其文字是否有变异之处，大都是单独列出的，似乎游历于Chinese之外，甚至是与Chinese“并驾齐驱”的。如“粤语”，我们是直接称呼它是“粤语”，而不说它是“广东汉语/广东中国话”或是“粤语汉语/粤语中国语”。在英文中，“粤语”也是单独列出的，是Cantonese，而不说它是Cantonian Chinese。虽然这可能与当时西方入侵中国、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历史有关，但毕竟这个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应该加以研究。 我们以为，汉语具有统一的文字，但却有不同方言，这是出现上述误解的问题所在。就此也可以看出，纯粹定义Chinese为“中国话”，显然只强调了它的口头交际作用，无法包含其文字这一方面。如果Chinese被定义为“汉语”，则很明显是以偏盖全，其不当之处与第一类相同。其次，我们来看看权威性的词典是如何定义
Mandarin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牛津英语大词典》与《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为代表。前者把
Mandarin定义为“一般来说，Mandarin指中国的官员和受过教育者的口头语言。也可指在中国口头使用的共通语的各种官话，特别指北方的变体---它形成了普通话的基础（第9卷第300页）。”后者把Mandarin分为两个定义，“主要是中国北方、由宫廷与官员阶层使用的通用语；中国五分之四人口口头使用的主要通用语，在南方（以南京为中心）、在西部（以成都为中心）、在北方（以北京为中心）都有各自的变体（第1373页）。”这个类型的定义本身，显示出
Mandarin这个词汇的悠久历史特征。而这个词汇在英语世界传播之广，是出人意料的。众多的词典，都对此作了大同小异的阐释。如：《朗曼英语词典》：“
1）中国主要的北方通用语，使用者为帝国的宫廷与官员。2）中国主要的通用语，在北京地区有标准的说法（第891页）。”《现代牛津高级英语词典》：“（中国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标准的中国话（第
524页）。”《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中国官员与受过教育者所使用的语言（第
1727页）。”《牛津现代高级双解词典》的定义是：
1）（旧用法）指中国的清朝高级官员；2）中国官话（普通话的旧称）。应该说，这些定义与《牛津英语大词典》与《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的阐释并无二致，都强调了
Mandarin是“官员的话以及受过教育者的语言”，足见其对中国古代、近代情形的认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更暴露出对现代中国、当代中国情形的知之甚少。第二类对
Mandarin的定义简明扼要，去掉了它在第一类中的过时的说法。《韦氏新世界词典》把“
Mandarin”定义为“是中国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在北方、东部、西南部都有变体（第821页）。”《朗曼现代英语词典》把“
Mandarin”定义为“官方的、标准中国通用语（第676页）。”应该说，这个定义相当客观，但是即便如此，从词源的角度看，由于
Mandarin此词产生时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也认为：应该淘汰这个词。不然，对中国知之不多的西方人还不定认为当代中国仍处于什么样的封建社会阶段呢？再次，看看
Putonghua与Kuo-yü是如何被定义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对
Putonghua的定义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泛使用的标准的口头语言，它主要以北方方言（特别是北京方言）为基础（第12卷第916页）。”这个定义是准确的。但显而易见，这个定义是中文“普通话”的英译，并未标明它是“汉语”中的标准语言。《牛津英语大词典》将
Kuo-yü定义为“指中国的‘国语’名称，它是官话的一种，为官方所使用（第8卷第545页）。”由以上西方权威的词典中有关
Chinese等的定义可以知道，这些词汇不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术语，而且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术语。我们认为，这些概念引起的混乱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Chinese
的诸多定义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将“汉语”与Chinese互为翻译，是错误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对Chinese的定义更为直截了当：“中国人使用的语言”。如果照此定义，显而易见，所有中国人所说的语言，包括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都应统称为Chinese。我们知道，“华语”即“汉语”，
但把“华语”定义为“汉语”有不妥当之处。从“华语”的词义看，这里的“华”除了“中华民族”之外，当无其它解释。那么将“中华民族的语言”视为“汉民族的语言”，其不适宜之处显而易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只是“汉族的语言”而已，尽管它“是我国的主要语言”（第432页），但这毕竟不能代替整个中华民族的语言称呼。以局部代替全部自然是不适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其它的民族语言排斥在外了。正因为如此，在汉英词典中，将两者统统译为Chinese，同样也是不妥当的。Mandarin
的定义带有非常明显的封建色彩。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在英语中，在无法准确表述我们的中文时，西方人往往用的是Mandarin这个词。比如上述对“国语”的定义。Putonghua的定义不过是中文“普通话”---“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的英译。它所带来的问题与中文的“普通话”的说法带来的问题相同。用它指称我们的官方语言，同样是有问题的，其不合适宜处与上述两个原因相同。三
其实，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概念的混乱以及在使用中的问题，但目前，研究者普遍在努力把它们“拼贴”在一起。我们以为，有以下两个主要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的语言。它是我国的主要语言。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人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现代汉民族既有共同语，也有不同的方言。”
那么，如何称呼既有共同语又有不同方言的汉语---仅仅称“汉语”似乎无法涵盖它的全部意义，是值得引起重视的。这不是个小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汉族外，已经确定民族成分的还有55个人数较少的民族，他们使用近80种语言，分属汉臧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其中22个少数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有自己的文字，还有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文字，合起来新老文字40多种。这些文字的类别也很复杂，有的是图画文字，有的是象形文字，有的是音节文字，较多的是音素文字。民族语言文字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交际工具，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职权的工具。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是我国民族政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使民族语文为繁荣发展本民族文教事业，加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所必需的。有学者事实上把“汉民族语言”同“少数民族语言”相对立，把“现代汉民族文字”同“民族文字”相对立。 我们以为，汉族语言与文字，也只应当是我国多民族中的一支而已。现在，国内编撰的许多学术著作和词典等，经常冠以“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语言大典”之类的名称，实际上只有汉语言文学的内容或只有汉语语言的内容，而没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学方面的内容。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尽管有人专门编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大全”之类的书籍，但实际上，这是将涵盖了汉民族语言文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分割开来了。其次，无论是“共同语”
还是“普通话”，其本身的定义是准确的，但“共同语”与“普通话”这个叫法，却是会产生歧义的。以香港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章总则第九条规定，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言”。这表明，中文在香港已获得首要正式语文的地位。但口语中，关于普通话与粤语（方言）的地位问题，则未作具体说明。最近几年香港语文界对此讨论较多。有些学者认为，宪法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因此，香港今后也应认同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香港的88.7% 的人在家庭中习用粤语（方言），所以粤语就是香港的“共同语”。 另外，即便从“标准语” 来说，它依旧会带来问题---与“普通话”这个词汇本身所带来的问题相同。谁会说“粤语”、“客家话”等没有自己的“标准语”呢？因此，我们认为，对这些容易引起歧异的词汇，从学术的角度讲，应该加以改进。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思维和信息传播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前者依赖于口耳相传，而后者则凭借手眼并用。在全球化的今天，多民族国家日益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认同。如何保持国家观念，多民族国家又该如何保持他们的认同感，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自古以来，语言即与一种集体认同感紧密相联。在今天，语言更是异质性民族国家认同感的一种载体。自我的构建
---对人类来说，既来自于语言又通过语言---即意味着人类的个体，不仅能意识到他们自身，而且能意识到他人的自我。组成一个国家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地界、语言、文化、地区、历史或种族，但语言和共通的血统则是最为重要的。对多种族、多语言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一般认为，中国的国家认同感，不是建立在语言之上，而是建立在共通的血统之上。它超越宗教、家庭结构、口头语言与不同地区文化的极端差异，统一命名为“中国人。”所以，“中国性”（同样在台湾和新加坡）基本上是建立在血缘和血统的基础上。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在对外交流中，语言成为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现象，在多民族的国家中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加拿大人主要以说英语与说法语者为主，但这两个群体在阐释其国家认同感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魁北克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以法语语言为主，他们坚决反对国家仅只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的主张。再如，从历史上看，美国以英语为主导，语言一直不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但近年来，由于随着人们对使用他种语言的日益关注，特别是西班牙语，导致
20多个州指定英语为他们的官方语言。从传统上看，美国的国家感情不在种族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共通的属性、社会认同感之上，这种共通的属性和社会认同感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但这需要承认英语为共同的语言。因此，我们以为，语言的发展和使用应遵照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原则，对待大小民族应一视同仁。现代汉语作为中国多个民族语言的一分子，应该置身于“中国语言”的范畴之内，与其它少数民族语言平等相处。
鉴于此，我们的意见是：把目前统称的普通话以及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统称为
“国语”，把中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统称为“华语”或是“中国语”，相应的，在英文中，用Kuo-yü指称“国语”，用Chinese指称“华语”或“中国语”。理由简述如下：在上述概念中，“国语”最为规范，也更为合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维系整个国家内部的交际，也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有些人把这种语言和单民族国家内广泛通行的语言称作国语。”
一般来讲，国语是由历史形成或由政府规定的一种标准语或全国通用的共同交际语。 那么，我们中国的官方语言就是指：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全国各民族共同使用的现代汉语，它包括了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现代汉语作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使用的并由国家法定作为“国语”使用，是其历史地位所决定的。联合国将中文确定为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这里中文是作为一种官方语言而被确定的。这里的“中文”---“现代汉语”---自然也是以“国语”的面貌出现的。应该有一个名称，用以涵盖中国５６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事实上，
1982年我国的新宪法认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实际上等于已经确认了普通话作为“国语”的地位，即它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同时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语和标准语。 应该说，“没有人怀疑标准语的必要性。中国人民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使大家感受迫切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 但这种“标准语”应该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汉语只是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中国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普通话是全国通用语，不仅是汉族通用语也是少数民族在进行全民性交际时的通用语。但“普通”这个词，从学术角度讲，不够严谨，不如使用“国语”之称呼。“国语”的说法，可以避免民族沙文主义，也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列宁同志说过：“本国的哪种语言有利于多数人的商业往来，经济流通的需要自然会作出决定的。”
正是这种经济流通的需要和文化学习的要求才使汉语替代其他民族的语言而成为各民族相互间的共同交际工具。“国语”的使用，同样有利于海内外对中国官方语言的认识和交流。香港语文界有人认为，书面语必须规范化，应该采用现代标准汉语的词汇和句法，理由是只有标准汉语才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才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香港学校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标准汉语，融入中国社会。
我们以为，如果将“标准汉语”称为“国语”，香港的学校以采用“国语”去进行汉语教学，其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好“国语”，以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那么，这可以更好地为大多数的香港人所接受，也会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同时，这一说法的改变统一了对“中国官方语言”的认识，有利于对外交流，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也不无重要意义。仅从定义角度看，用“国语”指称我们的官方语言，应该说避免了其它词汇的局限所带来的民族认同等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本文仅只是提出了一点看法和想法，主要目的在于提出问题。至于如何解决问题，则还有待于大方之家。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