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族精神号脉

“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谁啊？”

“奥特曼！”

这是我曾与一位小朋友无意中一次对话，现今我已无法表述当时听到那个天真无邪声音时的心情，只觉得回想起来心中总会有一种隐隐的痛。

“从总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

这句话相信每个稍有知觉的中国人都还有些印象吧。这便是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的帖子中的话。如果说先前听了那位小朋友的回答时心情是一种无以言表的苦涩和一种隐隐的痛的话，那么，当看了这张充满了鄙视与戏蔑的帖子之后，我的心只能说是欲哭无泪，痛不知处了。相信每位看过这张帖子的国人也都会骤生锥心刺骨般的闷痛。原因首当其冲的便是出于民族的自尊心和对日本人嗜恶成性的反华思想的指斥，再次是对于民族精神现状的感慨。关于民族精神的问题不想则以，一想则使人顿生慨叹，怒不可遏，忧不可止。汗颜之情，耿耿于怀，挥之不去，欲忘不能。思到痛处，如坐砧板，身形不定；如芒刺在背，寝食不安；如鱼鲠于喉，不吐不快。

贯穿于人类社会文明中的精神发展，千姿百态，源远流长。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思想感情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依据我们高中所学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物质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多数人把人类精神文明划归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个层面，科学精神，此世人皆晓，窃意不在它，在此无需赘述。人文精神（在此特指民族精神）既然是特定历史时期与一定物质条件下的产物，那么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其相应的民族精神，即便是同一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也会因其具体历史时期和条件的不同，而显出其差别性和具体的特点。论及与特定历史时期相应的民族精神，世界各民族表现最相近、最统一的，恐怕是战争时期了，无论是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还是保家卫国的目的，每个民族大抵都将各自的民族精神融入了相互之间的争战之中。若论及同一历史时期的差别，有高人曾极为形象化地表述了在这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年代，现今世界几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且容在下趸来于列位看官同赏：

“日本人的电器横行天下，武士道的精神未因战败而消失；英国人的重商主义里包含着鲁滨逊的冒险精神；德国工业发达，后边是古老的日尔曼条顿骑士团精神；美国人则是美式橄榄球，是狮子一般的海明威视死如归的硬汉精神。”

其中不难看出，外邦异族在寻求民族精神载体的行动中所采取的方式。或许在此看来难免也流于了财富的行列，当然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载体与承扬途径也是各有异同的。

“跆拳道”这个词对于每一个血气方刚，爱好运动的青年想是不会太陌生的。其实我以前也和大多数只瞧热闹的外行朋友一样，只认为它不过就是一门极度凶狠并且略带些自残性质的武术罢了。直到前不久，因兴奋于奥运会的意外夺冠，看了些关于跆拳道的资料，才初步明白了其中的一些内涵，原来其中也蕴涵着与我们古老的中华武术中相似的“似静弥动”、“以气养身”等武学妙道，也了解了目前跆拳道已遍布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当看到上至耄耋老翁，下到垂髫小童齐集于万人广场之上表演跆拳道时，我也联想到了，原来韩国人还在用以“韧性”见著的跆拳道，张扬其本民族的精神。由此可见，体育精神也不失为民族精神再现的好形式。

回首中国，勒笔归家。拓开史卷，遥想我巍巍中华，上下五千年，虽然历尽盛衰荣辱，风雨沧桑，但民族精神一脉相承，如热血般滚涌在一代又一代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心中。我中华民族也如同其他民族一般，都曾在战火纷飞中将本民族的精神燃烧到过烫世的温度，无数古代民族英雄留下的那些悲壮的故事与美丽的传统一直流传于世间：“三过家门，虚度壬癸甲；八年在外，平成江淮河汉”，大禹替父治水；“深思高峰洁白衷清，汨罗江上万古悲风”，屈原报国无门；“身入狼邦，壮志匹夫生死外；心存燕国，萧寒易水古今流”，荆轲刺秦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李广戍边；“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项羽破秦，勾践灭吴；“千秋冤案莫须有，百战忠魂归去东”，岳飞“精忠报国”；“犹留正气参天地，永剩丹心照古今”，文天祥舍生取义；“殉社稷只江北孤城剩水残山南留得风中劲草，葬衣冠有淮南抔土冰心铁骨好伴取岭上梅花”，史可法宁死不屈。

走入近代，中华民族还没来得及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清醒过来，便伴着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开始了她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史。民族的衰弱与政府的腐败，使得祖国蒙羞，人民受辱。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屈辱的泪水中被迫签订，一块块华夏子孙赖以生养的土地在无奈的哀叹中被强行与母亲割筋断脉。（不知可有人还曾记得《三毛从军记》中那个切食蛋糕的场面） 望着祖国母亲在列强的铁骑下惨遭践踏与蹂躏，受尽煎熬，忍看兄弟同胞在侵略者的 屠刀下苟延残喘，苦不堪言，甚至被肆意虐杀，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烈血悲愤之士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登高而呼，应者如云，于是整个中华民族沸腾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团结，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他们在民族主义旗帜的感召下，前赴后继，蹈死不顾。无论是曾震惊朝野的义和团运动，还是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抑或是埋葬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取得最终胜利进而建立成立共和国的人民战争，虽然这些处于不同的时代又各有其不同的阶段本质，但挽救民族危亡则是其共同的目的，也正是这些民族精神底蕴喷发出的火焰，将这段民族屈辱史同时燃为了民族抗争史，所以人们更习惯于称那段历史为“民族血泪史”。也正是这种蕴藏于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本位精神能量的喷发，才激励了几代先辈敢于用鲜血醮沥革命的火焰，照亮了民族前进的道路，使他们终于用血肉之躯将饱受煎熬的中华民族拖出了苦难的地狱，送上了光明的道路。忘不了，铡刀下的那一个15岁的生命；忘不了，那小高地上的步话兵；忘不了，那千千万万倒向共和国的身躯---我们那些年青的兄弟。他们无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坚如磐石。至今思之，仍使吾辈为之气壮，为之震撼。

这一切历史的影迹都在向世人昭示，我东方华夏一族，从来都是不畏强虏，自主而生；善于洞察先机，绝处逢生；能够力挽狂澜于千钧一发之际，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勇气。

然而，斗转星移，岁月不居。人间百年事，弹指一挥间，英雄业已相继谢世了，所有的悲壮，所有的苍凉都随历史的长河一去不复返了。而今的中华民族，随着经济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从打开的“窗户”中飞入的“流蝇”已在中华大地上肆意繁殖。最突出的就是以价值观为先锋的民族思想的渗透，散发着腥膻味的思潮如股股污流注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国人对 此也由最初的抵触转为漠视直到现今的默认。与此同时，原属中华民族的本位精神思想开始窒息、腐变，显现于国人身上，表现为民族主流精神的沦丧与传统道德的湮灭。西方思潮几乎充斥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角落，民族整体蜕变的趋势愈演愈烈。于是乎，有识之士奋笔疾呼：

“我们有些人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原来终身追求的，现在不予理睬；原来可以株灭九族的，现在可以光宗耀祖；原来引以为荣的，现在羞于为伍；原来躲避不及的，现在趋势之若鹜。”

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迎着壮丽的朝阳冉冉升起，这一庄严肃穆的场面 ，却偏偏多了那些闪烁不定的灯光。

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载述着民族的悲壮，镌刻着共和国的英魂，然而有多少青年来这里是为了拍照，实不知此刻他们是否也正对一水之隔的那个“靖国神社”嗤之以鼻（当然避开军国主义不谈）。

昔日富丽堂皇，玉石琼台的皇家园林，而今满目疮痍，处处是断垣残壁，颓砖废瓦，残阶败柱，她安祥地躺在那里，标注着民族的一段屈辱的历史，然而又有几人肯到此凭吊民族的悲凉？

过客。陈列朴实的门面，仿佛一张目光呆滞的老人的脸，最后举办者不得不将家当放在馆里与恐龙骨骼“搭展”。

观罢，其觉斯言诚哉，但同时又顿生惶惑，难道说我们的民族精神却也那般地随了远去的硝烟？那为什么在那些久远的年代竟也传延了下来？足见一定有些什么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那又是什么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呢？这个问题，或许并不能称之为问题。因为一提及中华民族，世人就会近乎天成地涉及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而这种文化也历史性地偏重于文学。到此中华民族精神以何为载，因何而传，自是不言而喻了。其实从国人所使用的一个习惯短语“文化思想”和一句习以成理的俗言“文学是人们的精神食粮”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可见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思想精神有着多么深久的渊源。至此民族精神如此萎靡不振，乃其落到沦丧的地步，推本溯源，想必终究是文化惹的祸了。

无疑，当今世界是自然科学占主导的世界，中华民族当是不可例外的了，而且我 国 又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科技事业，走实业强国的道路便显得犹为重要。于是举国上下在“中国不是科技发明少，最重要的是因为缺少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发明和转化的周期较长”的劝慰声中，开始了大力发展实利科学的运动。国人也的确对此深具心理重视性，我们高中生感受最深的、最直接的或许就是文理科的生员流向问题。哦，言归正传，国家与社会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这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符合人民的意愿，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可即使是国家与社会聚焦点的转移，也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吧。加之国家与社会也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极其深厚的根基，以理推之，一时地位的下降，尚不至斫其根基，忧及民族生际。至于因何使得民族精神沦丧，传统道德湮灭，其中缘由恐怕就要问问我们当今的文人先生们了。

纵然世间万事万物变化纷纭，但时间是永不辍步的。随着时代步伐的向前迈进，我们 迎来了世纪之交，又恰逢千年之初，而且我们的社会业已进入了总体转型时期。各种纷繁兀变的新事物新思潮的涌入，使得二十世纪末的国人显得分外浮躁，很多人在世事的熙熙攘攘中迷失了自己的人生定位。这种近乎情绪化的人生表态也定然会显现在文人身上，或许会更重些…… 其实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明白作为一个文人，他在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中所存在的价值。窃以为，作为一个文人，他在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中是作为对先代文化思想的继承者、传播者，以及新思想的创造者的三重身份出现的，对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自从进入了九十年代，随着文学事业的江河日下，文人的世纪末浮躁情绪便显得越发严重。 首当其冲的是作为文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众所周知，真正意义上蕴涵着我中华民族本位精神思想精髓的是那些亘古不衰的古代文学。在文学上有所造诣的人，大抵都是通晓古典的。

每每翻阅古籍，我也与很多人一样，都会正襟而坐，神思凝重。阅读那些古色古香的丹青妙笔，犹如与古圣先贤，并膝而坐，聆听他们高屋建瓴的见解，感受那些深邃的灵魂，重温那些纵然久远亦不能忘怀的阕阕故事，使人不禁叹服于祖先心游万仞的把握能力和精骛八极的提炼技巧。从卷中凸立升出的思想元气，如团栾明月，照彻心渊，使人萌生如坐春风，沾沐圣华之感。古人文字，如兰之馨，香泽后世，恣情吟诵，心情激荡不已，吟罢但觉口齿噙香，意犹未尽。

但尽管如此，事情总有过犹不及之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沉睡于历史的摇篮里很久了。在科技贡献方面，大多数中国人曾一度以“头戴瓜皮帽，上身套西装，下身扎裤腿，脚蹬老人头，腰里捆着炸药包，鼻子插着活字模，手中端着生宣纸，脖子上挂着指南针”的形象出现在人类科技贡献的舞台上。甚至还责备祖宗没早点搞个“专利权”。在文学上（幼稚一点，可以认为是中国卡通业多少年来，只会挥舞着一根金箍棒），最突出的一类，恐怕就是由一本《红楼梦》延生出的蜚声海内外的“红学”研究热潮了。的确，《红楼梦》作为我国古代小说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被国人视为民族文化瑰宝，其在各类学术界中的研究价值自然是举足轻重的，而且这也实属弘扬民族文化，文人更应从中学习严谨求实的创作态度与“千红一窟，万艳同怀”的创作技巧。看到这番情景，作为中华儿女也是应该由衷地感到自豪。但当今的学术前辈是否扪心自问过，你们中又有多少人是抱着“栽棵大树好乘凉”的心态投入这滚滚“红流”之中的？更有那些虔诚之人，恨不得将《红楼梦》供于神龛之中，日夜焚香沐浴，顶礼膜拜，颇有几分羊跪乳的味道，真可谓一本《红楼梦》在影响着几代人的同时也确实是“营养”了几代人。

无独有偶，文人在对传统文化继承方面，与这种“尚古”现象相对的便是文化批判现象，关于文化批判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那些似乎是距离我们远了些，只便浅谈近代以来的了。中国近代文化批评始于八十几年前，被帝国主义隆隆炮声惊醒的一批狂飙的猛士---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等。他们打出了中国近代文化批判的第一面旗帜，以风驰电掣般的气势对封建正统思想及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他们的勇气与激情，产生于当时祖国的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及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对文人志士的血腥镇压。正是他们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冲出了封建旧思想的梦魇，为以后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对近代国人的思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遗憾的是这些先辈们并没有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东西方文明，对外洋文化采取了断章取义，生搬硬套的做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没有自醒自清，从诗、词、曲、赋到经、史、子、集，一律视为敝履，以为毒物，恨不得将其甩出地球，也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不正确态度，给中国今后的文化发展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从社会整体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看，由50年代的轻视、蔑斥到60年代的摒弃、否定，证明确实有贻患无穷之憾。至少 对完整的一代文人作家的成长，造成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恶劣影响，具体显现于他们作品中的是思想偏激，学养匮乏。后来以为那些吃火药长大的一代文人先生们说起话作起文章来，自然就显得有些呛，也还能体谅，况且如今我们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扳正了。

可是让晚辈始料不及的是那靠枪棒过活的先生们竟成了堂吉诃德式的骑士，更是将原本的学术交流，拓展并日趋倾向于人格对抗与人性搏斗。母庸讳言，这是出于一种人性的决择---人们一边崇拜着死了的天才，一边又敌视着活着的天才。

当今文坛的这种“非常”批判，其成因有二，其一是由正统的学术批判变异而来，其二是主观动机就不是很端正的鬼蜮伎俩。前者可能是个别学者一时误入歧途，这倒是可以谅解，后者则多是些心术不正的人欲称雄文坛，虽已过不惑之年，但凭其笔力仍不足以成事，只落个“欲霸不能”的境地。 于是“穷则思变”，笔锋陡转，成为始作俑者，害群之马。

浅看当今文坛诸公的论战文章，开始多半以学术探讨为基点，以过激之言为跳板，最终以搏斗为目的。所以吾辈看客常常会看到，一方学者在学术切磋刚开始几个回合后，使图穷匕现，而另一方若正是血气方刚之士，则无异于干柴烈火，便也抱“君子当仁不让”的态度，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此时学术讨论的会场幻现为角斗场的景象，文人那彬彬有礼、温文尔的书生形象，顷刻之间也荡然无存，而代之以拔剑相向，生死你我的角斗士，于是便频繁地出现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局面。虽然他们心中很明白，这种近乎肉搏战的行为几乎完全背了文化批评的初衷，因为文化批判也如其他革命一样，会有破坏与重建两个过程，而后者才是真正与最终目的，显然此类批判是落入了破坏的深渊而逃避了重建的责任，并且会给双方带来极大的身心伤害。但仍有不少先生精神高亢，乐此不疲，越战越勇猛，越战越会战，并在不断的撕杀角逐中脱颖而出，成长为累赫赫战功于一身的英勇善战的斗士，仿佛古罗马的角斗英雄。

看到此处，有人或许会心存疑问，难道在这文明的社会里，像这样的搏斗竟没有裁判？答案是肯定的，有，当然有，就是我们这些尚待成熟的读者。但可惜的是我们这些读者尚不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面对这等搏斗，我们所做的最多的往往是思量着应该把思想的筹码下注于哪一方，继而为之呐喊，助威。因此尽管有时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都发现对手很强大，但又都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败下阵来，实有骑虎难下之感，最后也只能硬起头皮搏下去，此时也因对手有多强大而逼得自己也变得有多强大。如此一来，他们对肉搏战的嗜恶成性和表现欲在周围观众的喝彩与呐喊中，强化到了极致。以致于每次胜利之后，他们都会高举戴着“镣铐”的双手疯狂地欢呼。于是，这股“文学批判浪潮”像瘟疫一样迅速在文坛蔓延开来，影响不少作家。此外，看到胜利者这般威风，很多围坐的观众也自命为“群众喉舌”迫不及待地跳入场中，加入了搏斗的行伍。更可悲的是，这种文化瘴气也影响了许多青年，特别是那些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文学青年，见眼前这一番杀声震天的场景，脑海顿时回荡起那句千古名言--- “乱世出英雄”，此时他们血管中残存的那点儿民族雄性与彪悍的血性一时间全爆发了出来，刹那间，不禁义愤填膺，斗志昂扬，革命性空前高涨，只觉得这世间再也没有比战斗更重要的事了。即刻顶盔挂甲，带马扛刀，长啸一声，打马冲入战场，因而也可能由原来某位“意中人”的拥护者被操练成了一名火枪手。就这样学术被完全抛开了，文学论战演变成了赤裸裸的搏斗。或许也正是预见这一点，那些杜门不出，兢兢业业地从事文化研究的前辈，受到伤害，也便采取了明哲保身，含垢忍辱，退避三舍的方法。但这样做固然体现其洁身自好的品行与超世的态度，却未免又显得有些隐遁主义了。正是这种现象与读者从某种意义上的推波助澜，加之一些刊物为其提供了生存空间，才使得那些搏斗进行得肆无忌惮，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来的流派如今成了“门派”，继而又发展成了“藩镇割居”，“战斗”也随之升级为“战争”了。于是，文坛也就成了一座“围城”，里面的拼命地要冲出来，外面的却又在拼命地要冲进去。

这些连最起码的文化品格都迷失了的文人，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这种过激的继承方式。然而他们的睿智之才却在几乎毫无意义的搏斗中慢慢消磨。就当他们为自己的枭勇沾沾自喜，因自己的胜利而洋洋自得之时，精神与思想也已经从他们的身边悄悄走失了。尽管如此一些执迷不悟的人，仍煞有介事地称言目前泛滥于中国文坛的批判现实是再现了“百家争鸣”的繁盛景象，为继承了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想。前者早有所述，乃早期学术批判的典范，自是于此不能同流。至于批评现实主义，其始现于19世纪早期，主旨为详尽分析人类行为互相冲突的趋势，描绘个人在克服周围环境带来的挫折中所进行的斗争.并由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将其推至艺术之巅。由此看来，此种荒唐之言是不攻自破的了。让我辈寒心的是他们竟是如此的迷不知返。如果真的存在文化长河，那么当今文坛的这种“非常”之批评，就如同越过河床的水，水势泛滥便冲跨河床，殃及依河生养的百姓。而这些水终究流不到大海的，唯有自陷“囹圄”，无疼而终。

想必稍明事理的人都很明白，这种对精神文化的不良继承，势必会影响其在子孙中的传承。果不其然，文人作为精神文化的传播者，在当代文坛看似努力图强，为其所谓“文化”的传播而奔走不怠。只是过于看重了文化的横向传播，却忽视了其纵向传播。

文坛疲于“正名”的多为七十年代后起的，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作家。可能是因为受了枪棒之苦而产生了自卫心理，故各类“正名”文章随处可见。且不说那“正名”行为是否出于正义。单就这“正名”行为而言，也是不科学的。在中华文学界开启关于“正名”思想先河的为孔子，其意在用周礼作为尺度去正名分，名分指的是人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等级身分，他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旨在恢复当时崩溃的周礼，后经由荀子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但其主旨也是在于用其来划分世人贵贱等级的不同。如此一来，试问当今文坛诸公，你们正的是何种“名”？是正的等级身分？显然荒谬至极，共和国业已成立了半个世纪了。是政治地位？自然也是无稽之谈，宪法中早有所回答。该不是另加“注脚”了？那正的恐怕就是声名、名望、名利了吧？

当然，此类作家或许真的是由出于自卫、伸张正义，何况他们相对于那些深谙诀窍，经世练达，“拥兵自重”，霸占一方的大笔们，毕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以前印象中安于著书立说的文人，似乎总是那些隐居山野，仕途坎坷，家徒四壁，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撩倒式的人物，就连《红楼梦》的创作者曹雪芹，家道衰败后，不也是陷入绳床瓦灶的贫困境地了，晚年还是贫痛交加，以粥糊口，倍尝酸辛。当然文人不应仅拘泥于此类人物，但无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功利色彩也无可避免地揉进了文坛。于是乎，一些安贫乐道，平常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先生们再也受不住世俗的纷扰熙攘，也加入了求名逐利的行列。使人愕然的是有些人被“推戴”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却也那般欣然地接受了。原以为只有像孔夫子一样的人物才会被冠以如此惊世的名号。而现在它们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似乎也随着其出现次数的频繁而日渐减轻。更让人咋舌的是，有人一面对传统民族文化大放厥词，一面却又觊觎着“硕儒”的尊称，如若不然，便“对镜贴花黄”，巧装改扮，粉墨登场，顾盼自怜，自封起来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竟自封为“开山鼻祖”。还有，晚辈有时真忍不住要对那些动不动就“扛鼎”的先生扼腕道一声：“前辈真乃力士也，在下实在是佩服，佩服！” 一些头脑灵光的商人更是瞄准了一些文人的这种思名若渴的心理，开展了门类齐全、让人可发一噱的“名人录”、“排行榜”，其中对所谓“名人”极尽赞美之词，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由此连平常淡泊无求，洁身自好的文人雅士，为了争名逐利也甘于下下其乎，投机取巧，与投机商沆瀣一气，令文坛这一向被视为清静之地的“世外桃源”也变得这般物欲熏天，恶臭难闻。甘向名利折腰的文人将一曲“书中自有黄金屋”演绎得淋漓尽致，也难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正如河流终将流入大海而消灭那样，道德也随着欲望的加深而丧失殆尽。”拉罗什富科在《道德箴言录》中的这句话，在当下一些中国文人身上得到了验证。

失衡的续承和欠良的传播也使得文人的再创造出现了“畸形”，一些文人强烈地要求“文学独立”，并力主“文学不应插足精神思想领域”。那就不防顺藤摸瓜地来看看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历程。

文学最先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古来就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之说。而正宗的文学产生不久就与政治“两情相悦”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孔子倡导“仁”，后由孟子继承，进而发展为“仁政”，就是后人为孔子撰订的《大学》中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体系，最终也是立足于“治国，平天下”。此一点后来还为韩愈所引，用以在理论上抗击地方割据势力。并立的还有墨子“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以及韩非以“法”治国的方针等等。因此当时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斗争在很大程序上表现为政治主张的斗争。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第三者”，外来宗教也融入了民族文学，大量文人投入对宗教经典的研究中，到唐朝时这种结合达到鼎盛，随即便出现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抗争，范缜为突出的有无神论者之一，他动察了佛教对封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危害，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荀子和西汉司马迁，王充等人的唯物主义形神论。以“形神相即”、“形神不二”、“形神不得相异”的观点与佛教神学“形神不一”、“形神结合”的观点针锋相对。但这扬发生在文学界中的政治与宗教的周旋，历史的天平仍是倾向了“传统道德”一方，最终还是政治获胜了。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关系重大的事件，就是隋朝始建了科举制度，到此文学与政治算是“情缘初定”了。此后一直到近代，科举考试都扮演了文学与政治的“鹊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的文人所组成的官僚机构，特别是中央机构，成了历代王朝的政权中心，但这门“亲事”直到后来戊戌变法中关于科举考试改试策论的条款的出台才算得到了真正的名分。

怎奈“好事多磨”，为了能成全“有情人终成属”历代文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那个七雄逐鹿中原争天下的年代开始，各政治集团为了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都大力笼络文人，一时间文人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于是许多知名文人又以说客的身份出现在那个纷乱的年代。正是这些平素束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看似柔弱无骨，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在当时却发挥了比千军万马更重要的作用，成为各政治集团的杀手锏。单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顷刻之间退敌千里，解围救国。当然推城拔寨，毁国灭族，对他们来说也是易如反掌。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在《春秋左氏传》中是屡见不鲜的，在此不需罗列。由“说客”晋升为“纵横家”也正显示了文人在当时的地位与作用。然而兵败山倒之时，最先被砸死的也正是这些人。因为他们体力的单薄使他们逃不快，在政治集团中的作用，又使他们无处可逃，也是他们开演了文人的历史悲剧。

文人在国破家亡时因政治牵连而遭诛戮，算是可以理解。只是国泰民安时也因此而亡丧 身，可真是飞来横祸，无妄之灾，死得比窦娥还冤了。史载著名的恐怕要数秦朝的“焚书坑儒”，明朝的大杀文人以及后来清代大兴的“文字狱”了。在这几场浩动中，不计其数的文人被诛灭九族，一些侥幸保全性命脉的也残遭流放，其后果多半也难逃客死他乡的厄运。但尽管如此，也始终没有彻底拆散文学与政治这对“千年聚首”的“冤家”。后来的科学制改革，总算使他们得到了家长的首肯。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戊戌变法的夭折，他们又丢了名分。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久连“鹊桥”也被拆掉了。此后一段时间里，虽彼此天各一方，但仍是缠绵不解，藕断丝连。直到后来的一场更大的浩劫--- “文革”。

谈到“文革”，吾辈未曾亲身经历过那十年动荡，自是不敢妄自品头评足。虽平日里多有耳濡目染之时，但也只一知半解，故一言以蔽之：它是党的一个错误，国家的一个污点。“文革”顾名思义“革”的是文化的“命”，而对文人来讲它是一场莫大的浩劫，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大批文人被文革的漩涡噬，自此文人终于老实了，纷纷表示要与政治划清界限。 现如今，虽然党和国家早已承认了错误并为在文革中受污的文人平反昭雪，但如今人的文人仍是心有余悸，一涉及到政治问题，大都表现出一副怯生生的样子，讳莫如深，噤若寒蝉，隐而不言，就连曾教过我的一位我所尊敬的语文老师，平日里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一联系到时政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的重复那句口头禅--- “莫谈国事”。或许也正是这场历史性的教训，才使得现今的文人走在文化道路上显得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唯唯诺诺，哆哆嗦嗦像裹着小脚的老女人。

当然晚辈并无意于争论究竟文字是否应于政治结合，只是令人发指的是如今的文人竟然要求所谓的“文学独立”与“反对文学插足精神思想领域”。听罢，不禁使人感叹文人的思考是何等地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见到他们几欲将民族精神从文学中剔除出去，我这后生晚辈却不得不奉劝那些几乎数典忘祖的文人先生们千万不要在吐枣核的同时顺便将牙齿也带了出去。更让人苦笑不得的是，那些力求将民族精神从文学中剔除出去的先生们，却往往又是对民族精神溃败症批判得最厉害的人，总让人觉得有种“贼喊抓贼”的感觉。

现实的悲凉更让吾辈缅怀那些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且不提那孔、墨、孟、荀等圣人的达观，单讲离我们时代最近的两位先人。怀念那位“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梦》万众《呐喊》”，精神高亢，弃医从文，立誓用民族精神唤醒国人的民族主义文化斗士。鲁迅先生在近代文学界中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以其特有的心理密度与爱国情怀去感受时代的动迁，以其独道的犀利笔锋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着眼于激活民族精神，并将其以激进与反抗的形式复活于青年人心中。他的那些振聋发聩的文字，激励和鞭策了几代青年人，并将民族精神燃烧到中国近代的一个高涨。今年恰逢冰心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冰心先生也经历过动荡与苦难，正是这种不寻常的经历造就了她成熟的人生与博爱的写作态度，也促使他能够从母爱的情感基点出发，推已及人，用饱含关爱的笔锋将这种民族博爱的精神传递给了后辈，更把对后辈的关爱延伸至了民族之芽。她的那些脍灸人口，让人耳闻能详的作品，如《寄小读者》、《小橘灯》等仍竞相为人们所传颂。国人都愿意称他们"文学家"，因为他们以其传播世间的作品中所渗透的严正的态度，真挚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博爱的文风，以及他们毕生精力凝结闪耀出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世道人心。

而今，他们业已作古，缠绵了几千年的"冤家"也已分道扬镳了。那么这又欲背离民族精神的中华“谬斯”，她又将“嫁”给谁？是否应请月老为她批批八字。

当下中华文坛上的文学流派也无外乎那几种：人物传记，祖宗衣钵，哪能舍得？铁杆小说自是当然；门类齐全的报告文学也必不可少；风韵犹存的诗歌也在其中；另外还有芳兴未艾的散文；初露端倪的随笔；以及作为新新人类闪亮登场的“Soho”一族。乍一看中华文坛一片欣欣向荣的盛势，但吾辈看客细细看来，昔日中华民族文学表率，如果已成为名人豪客的附加品。名噪一时的武侠小说，几乎完全落入一个模式，如今已风光不在。侦探小说少有创造，代之以骇人听闻的隐私录和荒诞不经的科幻小说。报告文学虽有思想，但大多是些张皇其词，夸夸其谈，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提及诗歌，想是较之古人精进了不少，不信晚辈援引一例请列位看官一品“……父亲是萝卜/母亲是一只母鸡/漫不经心地放屁/有什麽罪过?/笼子里的人/总是还原为那猴子/……”可惜如此富有个性的语言我却无法欣赏,怪就怪自己没有艺术品位。至于散文,以其不拘的素材，集中体现情谊真谛，为多数作家与读者所喜好，只是有些文人片面追求于“散”，确确实实是做到了“形散神也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