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看我国所有制改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所有制理论 公有制 实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的理论，主要包括所有制的起源、所有制概念的界定、所有制范畴的地位等内容，这一理论萌芽于19世纪40年代初，最终完成于50、60年代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

关于所有制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如《黑格尔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指出：人与人之间最早的社会关系是两性关系，是婚姻、血族关系而非经济关系，因而最早的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着所有制关系。[1]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2]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3]这说明，最早的社会体及部落共同体是靠婚姻、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共同占有土地等财物这类经济关系的内容尚未存在，只有在它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才有可能产生所有制。这一观点在后来恩格斯所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得以进一步的叙述，恩格斯提出了“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这个新概念，他说：“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4]概括地说，早期人类社会体的形成首先在于人在自身生产中所必然产生的关系，即婚姻和血族的关系，它构成了早期社会结构的基础，因此，马克思批判了那种“人一经产生就存在着所有制”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最初的所有权的依据，于是，他们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即所有权的基本规律不得不被搬到还没有所有权的那个时代去”。[5]

那么，所有制是如何产生的呢？概括地说，只有当一个原始的共同体排斥其他共同体使用一定的生产自然条件时，所有制关系才得以产生，它滥觞于部落共同体之间现实的相互排斥的战争之中。排斥性是所有制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因素。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在分析土地所有权问题时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6]

通过战争等现实的排斥活动所产生的第一种所有制形态是部落共同所有制。战争是原始共同体建立所有制关系最直接的手段。因此，所有制在其产生过程中充满着掠夺、统治的性质，并迅速地转换为一定的剥削关系。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在占有其他部落“无机体”的同时占有了人本身，马上就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它们改变了部落共同体的原始形式，从而形成了各种既保存着部落共同体，又兼容着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所有制形态。奴隶制和农奴制是这种以部落共同体为基础的财产关系的继续发展。[7]正因为所有制在其产生过程中一开始就带有掠夺、奴役和剥削的性质，马克思始终将剥削看作是所有制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基本内容，认为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他说：“一

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8]这种观点在《资本论》中得到系统性的表述， 他指出：“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9]

在分析和论述了所有制起源之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包括原始所有制、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以及日曼的所有制形式，进一步批判了蒲鲁东对财产的起源问题的糊涂看法，并解释了公社和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解体的原因。[10]

马克思在考察了财产关系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如下三个结论，从而界定了所有制概念：

1.“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11]这说明，所有制关系就是人对再生产条件的关系。当人们把再生产条件当作属于自己的，看作是自己的而与之发生的关系行为，便是所有制。可见，所有制不是被割裂开的主客体，而是主客体的结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2.“财产意味着：个人属于某一部落（共同体）（意味着在其中有着主客体的存在），而以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作是它的无机体这种关系为媒介，个人把土地、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看作属于他的个体的前提、看作是他的个体的存在方式。我们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12]这说明所有制就是人在占有、使用和处理生产条件时所发生的排斥性的意志支配，是人们把生产条件当作他的意志支配领域而发生的一系列关系行为。这就从所有制关系的内容上界定所有制的内涵。

3.“既然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所有这样一种关系（对于单个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是由共同体造成的、在共同体中被宣布为法律并由共同体保证的），也就是说，既然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那么，财产就只是通过生产本身而实现的。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实际上把这些条件变为自己的主体活动的条件。”[13]这一段文字的含义是，作为单纯占有的所有制，是借助现实的经济过程得以实现的，它不是想象的或虚幻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也就是在使用和处理生产条件中实现财产占有关系。并且，在占有、使用和处理中所发生的各种关系行为，都要由一系列社会规范尤其是法律规范加以规定和保证。否则，所有制关系无从体现和实现。

由上述可见，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可概括为：所有制就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对再生产的条件进行占有、使用和处理等一系列关系行为的总和。或者说，所有制是“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14]

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他们从来都是揭示出社会发展趋势，而拒绝设计社会的细节。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较多的场合表述为“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15]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还把共产主义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 [16]关于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作过具体的论述，并反复提醒读者，他们“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17]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回答考茨基关于未来社会的人口控制问题时说的话可以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同类问题上的态度：“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18]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曾经提出或讨论过各种公有制经济，诸如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四种公有制：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和行会所有制[19]。马克思恩格斯先后论及对当时的土地、矿山、运输工具和银行实行“国家所有”、“建立国家工厂”[20]；上面曾述及的“自由人联合体”；公社所有制[21]；合作社，“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22]等等。毫无疑问，未来社会将是以公有制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但公有制的本质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却不是一回事[23]。不仅所有制结构是丰富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选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及选择适合于生产力发展和能够较好体现公有制本质的实现形式，既是历史地自然发生的，又都是处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的实践活动结果。

这里有必要对国家所有制再多说几句。确切地说，前苏联和我国传统体制下的国家所有制形式，不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过，列宁也未曾提出过。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是，列宁在这时仍未提出国家所有制的概念。列宁认为随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24]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最初几个月先后颁布法令把土地和地下资源收归国有，银行、航运业及具有外贸垄断形式的外贸业实现国有化，宣布管理权力全部交国家机构。根据革命时期全国各地没收财产和国有化的风潮，列宁曾把这一倾向斥之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并用极大的精力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较为落后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同德国、英国等先进国家应该有所不同，除了生产力等经济上的原因，还有观念等方面的因素。列宁说：“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里，资本主义遗留下来一大堆恶习，人们总是把国家的公物看成可以任意糟蹋的东西。”[25]所以，国有化还不是社会化。“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碎的，要比我们已经来得及加以统计的要多。”为此，列宁不仅认为要保存私有经济，而且提出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当时的情况是一个进步。[26]经过20年代及30年代苏联的工业化和在农村实行集体农庄所有制，特别是1936年苏联颁布第一部宪法把所有制革命予以法律肯定后，才进一步形成了前苏联和我国这样的国家所有制。这种国家所有制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对于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以强制的方式集中资源实行工业化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斯大林和传统的所有制理论里，这种国家所有制被当做社会主义社会中唯一的或最基本的公有制，被认为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不能不说是误解了马克思。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7]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未曾讨论过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采取什么政治形式，更惶论其经济形式了。那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中根本不会存在着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的概念。

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不仅要深入研究和把握公有制的一般经济特征，还应该努力把握和研究公有制的具体特征和具体形式，更应该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深入研究、比较和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从中找出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但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思维定式，我们不仅在这方面做得十分不够，而且对于改革中一些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看成是削弱和偏离公有制，甚至认为是搞私有制。党的十五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在所有制形式方面长期争论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上作的报告把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作了清楚的区分，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属于中性的，不能笼统地讲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如果国家或集体控股，则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28]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特征。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29]这些论断不仅破除了把股份制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陈旧观念，解除了股份制姓“公”还是姓“私”的疑虑，而且在股份制和公有制之间搭起了桥梁。只要国家或集体控股，股份制就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可以扩大公有制的作用和影响，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五中全会有关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阐述，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正本清源，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这对于正确认识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将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使之找到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扫清了障碍。

其次，经济关系人格化和资本人格化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指出：“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30]经济关系人格化，是指人们在经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并且是这种关系的权利和责任的实际承担者，客观经济关系的内容通过人的主观意志和行为来实现。在所有制关系中，所有制主体是和一定的所有制客体相连，各个产权主体的财产权利一定要和相应的财产责任相连，否则就必然产生“无主财产”、“无人关心”和“无人负责”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所有制人格化问题。它构成了经济主体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

注释：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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