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

　　管理成本太高，人民不堪负重，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从国家领导人到学术舆论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至今人们的思路仍多停留在制度革新的层面上，极少从思想观念的深部去进行剖释。所以，开出的许多药方多为治标之法，而非治本之策。本文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以求教于各路方家。

　　土改的时候，为了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曾进行了一场很有成效的“谁养话谁”教育。今天，为了动员干百万人民群众投身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再来一次“谁养活谁”的教育∶是党养活人民，还是人民养活党？是政府养活百姓，还是百姓养活政府？

　　别以为这不是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个问题搞浑，甚至搞颠倒，这是造成国家体制上诸多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应该是彻底廓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官员太多，吃皇粮的人太多，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管理一个国家需要用这么多人吗？据一些专家学者披露，中国在明朝以前，也就是中国在经济、文化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大约是二干多人养活一个官员；满清入关后为了加强统治，增加了不少官员，大约一千多人养活一个做官的；而现在大约是二十多人养活一个吃皇粮的。单就老百姓养活官员的人数而言，现在是历史上的一百倍，恐怕世界上无一国能出其右者。说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管理成本最高的国家，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负担最重的老百姓，一点都不为过。建国以来，历届政府无不痛感机构人员之过于庞大，也都信誓旦旦地要实行精减，但每一次精减的结果都是又一次滚雪球似的恶性澎胀，而机构人员递增的直接结果便是效率的递减。本届政府上台时，也把精减机构当作重大责任目标之一，但结果如何人们还需拭目以待，起码到目前为止财政的吃饭负担一点都没有减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执政者观念上的谬误，也就是本文前面所提出的“谁养活谁”的问题没有弄清楚。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人民对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但把人民所得到的一切都当作是党的恩赐则大谬不然。

　　“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崇高的历史地位是无庸怀疑的。但如果把他当成救星，则与观世音菩萨无异，是神而不是人，既有违于人伦常理，更有违于马克思主义常识。

　　“一切成绩的得来都是由于党的政策好”，这是所有宣传工具用得最多最滥的一句套话。一切好事都往党的身上扯，天天不忘给党的脸上贴金，以证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这种庸俗愚蠢的宣传手法，其效果并没有制造者想象的那么有效，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共产党不能贪天下之功为己功，好事、成绩都归共产党，那么坏事、错误、灾难又该归谁呢？

　　下面讲一个真实而荒诞的故事∶某年，中央某最具权威的日报以“人民政府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为题发表长通讯，说某地土改时，一青年农民被村干部和工作队联手诬陷为杀人犯，人民法院判了他死缓，坐牢四十多年。他写的申诉材料累起来比他个子还高，但从来没有那一级法院理采过。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由于得到一位狱警的帮助，才得以平反昭雪。这时他己年逾古稀，家破人亡，身上仅有人民政府给他的一千元救济款（不是赔偿）。但他还是用这些钱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文章标题上的那句话，送给人民政府。这是一篇用典型事例深情歌讼党、歌颂人民政府德政的报道。

　　这种现象也许是个别的，但这类现象中透露出来的一种“主民”观念却带有普遍性、传统性与合法性，无时无处不在顽强地表现出来。“让人民当家作主”早已蜕变成“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勤务员”也变成了百姓的“父母官”。邓小平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这是一个革命家的伟大襟怀，也是一种平常心。试看今日的官员们，还有几人能真正以这种情怀来约束自已的思想和行为。

　　近来报刊与电视上不断在宣扬一些优秀人民警察的先进事迹，这无疑是件好事，因为我们今天实在太需要这种优秀的人民警察了。但透过这种不无虚张声势的宣传，人们的感觉总有些怪怪的。这些好警察肯定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特殊人物，他们值得人们尊敬之处，正是他们有一颗平常的心，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尽力去做好他应该做的事，绝不做那些他不应该做的事；他们之所以能尽其本份，也绝不会是为了讨别人的一声感谢，更不是为了有朝一日登报纸上电视。我们现在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用心虽良苦，但效果不见得都是正面的，倒好象是“好警察”己成了“稀有物种”，频临灭绝需要大力抢救似的。再加上我们某些愚蠢的记者惯用的弄虚作假、任意拔高的报道手法，常常会把一些典型人物推向一种尴尬的处境，这种事例在现实生活中难道还见得少吗？人民警察爱人民，警民本一家，原本天经地义，警察也确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支中坚力量。但人们现在所经常看到的，是许多警察的那付在权贵面前低三下四在百姓面前凶神恶煞的嘴脸。警察随意抓人打人杀人的事已缕见不鲜，警匪一家残害良民的丑闻也不绝于耳，究其根源无不是一种“主民”思想在作怪，有些人一旦披上一身虎皮，就严然成了百姓的主子，作威作福起来。

　　半个世纪来我国农民日益艰难的处境，也再再暴露了“主民”意识危害之烈。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的革命，但革命胜利之后，农民便逐渐从中心位置退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们从土改中得到的一点实惠，也很快被集体化所吞没，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捏在集体（实为国家）手里，全体农民实际已沦为国家的长工。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己经不是什么盅惑之言，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如果说，在建国之初为了实现工业化，国家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力差，从农民身上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是不得己而为之，出于对工农联盟的承诺，出于对美好前景的响往，农民还可以想得通。但在国家工业化已取得长足进展之后，不但不能给农民以应有的回报，反而更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国家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基层干部队伍，而又没有能力去养话他们，把这些人吃喝玩乐等等开销一律由农民去摊销，还有农村的教育事业、基本建设事业也统统推给农民，还美其名曰人民事业人民办。除了这些用所谓三提五统直接给农民摊派各种没完没了的费用外，在国家庞大的财政收入中，从来也少不了农民的那一份。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厦是用九亿农民的肩膀扛起来的一点都不过份。马克思说，资本家的每一个铜板却滴着劳动人民的血。而我们中心城市那些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大厦，那整街整片的美丽灯饰，那一个个用来给领导人脸上贴金的形象工程，还有腐败官员们腰间的一累累钞票，那一处不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汗和泪水？

　　“人民翻身作主人”，“企业职工要发扬主人翁精神”，这些话讲了几十年，听了几十年。开始，当上上下下都在同甘共苦吃大锅饭的时候，这话听起来还很受用；渐渐地当权力己变成压迫人的魔鬼的时候，再听到这样的话，就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了；如今当两极分化已成为事实，权力集团正在一天天背离人民利益的时候，这些话就完全是一种讽刺了。

　　精英主义在中国的大行其道，使既得利益集团在腐败和背叛人民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这种趋势如任其发展，必然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离心倾向将越来越强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论指导原则。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平民主义的回归，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依归，社会财富的使用和分配要适时地向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倾斜，痛下决心来一个“劫富济贫”，既得利益集团和精英群体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作出必要的让步乃至牺牲，否则，两极分化造成的贫富对立和对抗将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人人都必须明白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人民养活了党，百姓养活了政府，而不是相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切人的权力包括党的领导权力都是人民赋与的，谁违背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最终都必然走向人民的反面。

　　在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十分需要贯输一种纳税人的意识。每一个公民都是纳税人，国家的一切开销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每用一分钱都必须考虑纳税人的利益与意愿，“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谁也没有权力去挥霍浪费纳税人的钱。

　　现在政府要管的事似乎很多，多管事就要多用人，多用人就要多开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北方某市，老百喜欢吃白面馒头，馒头生意应运而生，政府为“加强管理”，层层设立“馒头办”，各级“馒头办”之问为争夺收费地盘还大打出手，闹出很多笑话。老百姓吃不吃馒头，吃谁家的馒头，关你政府屁事，用得着你来管三管四，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我们政府的机构就是这么澎胀起来的，人民群众的负担就是这么一天天加重的。精减机构为什么难，难就难在什么人都想挤到机构里去吃皇粮，捞好处。

　　如果换一个思路，政府不要管那么多“闲事”，不用养那么多没事找事的闲人，用省下来的钱多救济一些贫困的人，不要让这些人走头无路，社会上就可能少出些状况，政府省事了，管理成本也就降低了，这就叫良性循环。

　　现在社会治安情况不好，开展一次严打似乎很有必要。但是，且不说这严打是否合乎法理，其所要付出的代价肯定是十分高昂的。如果我们在改善社会贪困阶层生存状况上多下些工夫，少做或不做那些官逼民反的事，肯定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黑社会组织是社会的毒瘤，必须彻底铲除。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整治产生黑社会组织的源头，严打只会越打越多，越多越严，恶性循环。近年来全国性的严打搞了三次，状况一次比一次严重，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深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