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非
中国历史上的诸种病态，无时不在折磨我的心灵，也不断激发着愤而求改之的强烈斗志；可是，在新中国已经运作了
50多年的现实中，竟依旧看到这些病态的幽魂。每念及此，都不禁仰天长叹。一叹专制的权力
与其他文明相比，我国是在铁器尚未使用、商品经济尚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尚未瓦解的情况下，依靠发挥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创造较为丰富的剩余产品和先进文化而步入文明时代的。由此导致我国的个体家庭经济长期不能摆脱氏族公社，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发展式的社会。我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部落林立的多民族国家，奴隶制的形成就发生在部落之间的分化与组合之中，其间无时不充斥着强制性力量。所以，自我国进入文明时代起，就表现出浓烈的集权特征。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到了公元前
221年，周代分封式的统治方式被实现中国统一的秦王朝废除，通过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大国，不但继承了以往社会就表现出的集权传统，而且将其发挥到极致，以至“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自此，中国社会便拉开了权力专制的序幕。我们看到，权力的专制带来了统治权力的绝对化，由此产生了统治者对权力永久占有的强烈欲望
----统治权力的世袭化。权力的绝对化和世袭化共同引发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病态，上演了一幕幕的闹剧、丑剧和悲剧。一是君王病态。权力的专制导致君王的贤明昏庸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兴衰。历史上的贤明君王固然不少，可昏庸的败类有何其多也。他们无德无能，心里变态，行为怪癖，或自负、或浮躁、或残忍、或无常。随举几例：秦二世胡亥无德无才，受制“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汉灵帝刘宏整日饮宴为乐，公开标价卖官，自穿商贾衣冠，狗着文官服饰；蜀后主“阿斗”懦弱无能，空负孔明旷世奇才；唐敬宗李湛性情乖戾，除去走鸡斗狗，就是“深夜自捕狐狸”；宋徽宗赵佶不问政事，就知道建道观、修宫殿；元顺帝沉迷酒色，专习房术；明武宗竟然入民间掠民女淫乐。
二是宫廷病态。王权世袭制度、宫廷皇族纷争、野心家的权力欲望和帝王权力的无制约等，使得专制的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必然带来统治的病态。它带来了帝王权力的非程序化丧失：要么是宫廷政变、权臣擅政导致王权丧失，要么是宦官、外戚专权导致帝王受制，要么是农民起义带来改朝换代，要么是外敌入侵招致丧国丧权。帝王自负造就了大量佞臣；帝王多疑带来了恐怖政治；帝王贪婪则滋长了代甚一代的政治腐败。
三是官僚病态。有学者统计，自东汉以来九个多世纪里，政府官员人数的增长速度大约是国家户籍数增长速度的
4.9倍。这个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在专制权力、低薪制等相关社会制度的培育下，演出了中国政治中无法想象的腐败活剧。“它们”侵占田产，使“富者连田迷望、穷者无立椎之地”：宋代奸相蔡京田产达50万亩，清代琦善更是惊人，霸占田产竟达256万亩；“它们”刮财射利、大肆贪污、收受贿赂，“它们”官官相护、官商狼狈为奸，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上有关资料选自陈锋、刘经华，《中国病态社会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这样专制的权力，造就了这样病态的统治和腐败的政治，而受苦受难的就只能是广大穷困的百姓。
当代权力中，又包含着多少历史上的专制权力的成分呢？
呜呼中国百姓！
二叹禁锢的思想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曾一度带来中国文化、思想的灿烂。“古代文化，至周而极盛”（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
4页）。那时，诸子百家的兴奋点虽然过分地偏向于社会人伦（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这样的传统：轻视对自然规律的探讨、重视对人际伦理的建构），但至少，在他们所关注的领域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始，便拉开了思想禁锢的序幕。其实，思想的禁锢是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政治中的专制权力必然产生对思想禁锢的需要，而且，既然在政治中有效地构筑起专制的权力，那么，在思想文化领域锻造出思想的锁链就变得十分地轻而易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斯“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本想尊崇法家者流的，然而，后来被“一尊”者却成了儒家者流。不过，无论是尊哪一家，“只尊一家”却正好迎合了专制权力的需要。结果，汉唐之间，儒术为汉所尊，此间“其能立一家之言、占价值与伦理学界者，无几焉”（同上书，第
54页）；至宋明，“彼等于孔门诸子，以至孟子，皆不能无微词，而于孔子之言，则不特不敢稍违，而亦不敢稍加以拟议；尤其所是非，则一以孔子之言为准”（同上书，第82页）。我们以为，从本质上看，人就是一种能动的客观物质实在；人性就是“求我幸福”。由此决定了：人类社会就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其根本任务就是求得社会成员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幸福。如果认为物质的幸福可以通过增加物质财富来实现，而精神的幸福则在于独立自由的思想以及由此创造出的多姿多彩的思想产品。
可是，思想的禁锢者非要把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统一到一个只为统治者所认可、只符合专制权力利益要求的僵化模式之中。这是一种何等的残酷！
且不论此种残酷所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单论其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就足以让我们扼腕叹息了。胡适先生曾认为有四个原因导致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断绝，其中之一就是专制的一尊主义。李斯所实行的“别黑白而定一尊”，“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周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
34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且不论此种残酷带来的长远影响，仅在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当代就足以制造惨绝人寰的血腥。试看：仅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见诸文献记载的文字狱就多达七、八十起。以康熙初年的《明史》案为例，著者庄廷陇（左为“金”字旁）不过是一个失明却想效法左丘明而留名的普通富家子弟而已，且原非《明史》作者，只因署名刊印此书、且书中有些指斥清朝的文字，结果招来莫名大祸：本人及其弟、作序的礼部侍郎李令哲、乃至校书、刻书、卖书以及书中牵连者多达七十多人一律丧命，家人发配边疆。康熙后期的《南山集》案、雍正四年查嗣庭案、吕留良案、乾隆时期的“胡中藻诗狱”等，莫不牵强附会、惨绝人寰。
文字狱使广大文人无所适从，常常因涉嫌字眼而改成其他字来替代，或者干脆空起来，往往搞得文理不同。后来，竟然埋头于古纸堆里做起考据学问，造就出一个“伟大”的“乾嘉学派”来。
到了当代，这种禁锢思想的病态又有多少地改观呢？我们不想多议。
总而论之，思想的禁锢是杀人的刀、吃人的狼，是窒息精神的魔手，是毁灭灵魂的魔咒！
由此，我不知何时能求得思想者的独立和自由。
三叹国民的惰性
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经久不衰。依当代现实看来，仍有继续批判的必要。我们以为，国民性的以下几个方面，至少仍在制约着我们的进一步前进。
一是中庸心态。儒家思想在我国思想传统中的统治地位以及中庸思想在儒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执两用中”的矛盾调和论深深根植于国人心态中。一个“中”字告诉我们：真理不在二者之一，而在二者之中。固然，中庸心态有助于国人把握事物发展的“度”，有助于维护一种已有的体系，有助于协调个体或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不利于抗争精神、英雄主义和竞争意识的发挥和弘扬，致使中国少有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却多有逆来顺受的无限忍耐。对此，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
二是保守心态。传统思想中充斥着不少浓厚的保守倾向，并表现出强烈的复古情绪，在对发展和未来的认识上，不是积极地向未来探求和努力，而是向过去比照和看齐；不是按照事物发展的需要来建造新的，而是根据祖宗之法向旧有的去靠拢。以孔子论，他好像总是极力维护旧有制度，评价新制度合理与否，主要就看它是否与传统制度相符合、相一致。《老子》中有关小国寡民的论述也表现出了这一点。尽管法家者流也曾提出过“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进化观，但在中国思想史上终也未能占据统治地位。
三是依赖、服从、草民、忍让心态。君权神授的理论、家天下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些礼教教条，使国人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却有着很强的依赖和服从、只能受制于人、只能是统治者臣子的草民意识。此种心态自然酿成国人浓烈的忍让心态：凡事能忍即忍，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一个“忍”字，使中国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特别能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也就特别能容忍众多已经腐朽了的社会制度及其统治者。因为缺乏来自民众的外在反抗力，便挽救了众多的独夫民贼，也使得中国社会走出了一个过于曲折的发展历程。
四是人治意识。与前一种心态相对应，中国社会有着浓烈的人治意识。由此，社会几乎没有为体现公民意志而制定的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观念；中国所谓的法律不过是为了便于统治的实施罢了。正因如此，法律在行政权力面前，总是俯首听命的婢女。中国社会中，人大于法是正常的，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人的现象反而让他们觉得别扭。传说中的包公坚持依法办案，铁面无私，他的所做所为不过是法制社会中的正常事情，是其职责的本然要求，可在中国社会中却历来为人们倍加推崇和渲染，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制社会中的正常事情，在中国这样的人治社会中必然显得格外突出。
五是政治功利意识。中国社会一直有着强烈的官本位传统，因而，国人心目中也一直有种很强烈的“读书做官”意识。本来，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努力，因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社会也应当按照这各种人才对社会发展所做贡献的大小，分别给予相应的认可：无论是做官还是做学问、做教师、做医生、做律师等等，只要是对社会有贡献，都应当有地位。而中国社会似乎只认可“官”这一种职业，结果，社会优秀人才都只有一种奋斗目标和价值选择，那就是做官。
六是等级尊卑意识。“尊卑贵贱，各有差等”，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并被社会成员认可的基本原则。此种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格外强烈的等级尊卑意识。这种意识的最大问题是：将划分社会成员等级的社会性标准等同于自然尺度。一方面，社会按照出身、权力、财产等非自然的社会性标准来划分社会成员的地位；另一方面，社会成员本身也将这种划分看作是理所当然。这样，类似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就很难在社会现实中得到体现，社会内部也就难以形成健全的平等竞争的环境。
七是平均、求同意识。自古以来，“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一直根植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社会从来也没有摆脱过这种“患”的困扰），造就了国人比较强烈的平均意识。我们知道，现代平等意识要求的是社会生活中的机会均等，可中国传统平均意识的要求则恰恰相反：机会不均等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人生来就不平等。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容易为人接受，而同一阶层的不平等却万难被人们认同；而且，国人往往会忽视能力、勤劳程度和奋斗精神的差别，却不会漠视结果、收获是否相同。结果，此种意识造就了众多的专打“出头鸟”的大棒子，它们总是虎视耽耽地指向任何试图有所作为的人们，而“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信条又从原始动力上动摇着人们奋进抗争的信心。
四叹悲剧的英雄
我所理解的英雄就是那些运用自己的能动，有效地伸张正义、创造出更大正向价值的人类优秀分子。它既包括那些创造出辉煌业绩、名垂千古的伟雄（英雄之伟者），也包括那些各行各业创造出优秀业绩的凡雄（英雄之凡者）。
我曾经分析过，人类的英雄与人类本身是同时并存的：有人类必有英雄，无英雄之日便是人类毁灭之时。英雄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高体现，是组织社会行为、促进人类发展的必然代表，并激励、感召、组织、领导着全人类的发展。
我曾讴歌过：英雄的崇高德行可与日月争辉，能使崇山低头、大江倒流！英雄的健康心态犹如久旱甘霖，能使枯木生春、寰宇生情！英雄的强大力量可以改天换地，能使上帝俯首、山河听命！英雄，人类伟大的英雄，唯有他们，象高傲的海燕，象威武的雄鹰，象伟巨的鲲鹏，傲然翱翔在上帝和宵小之间的真空里。
所以，我向来认为，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认同、追随英雄尤可救，学习、超越英雄方可取；最可怜的是蔑视英雄，最可悲的是漠视英雄，最可恨的是戕害英雄。
可是，令人仰天长叹的是，中国社会却有一种病态且强烈的“愚忠愚勇、英雄受制”的观念和现实。
中国传统社会中，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约束下，在君权神授的精神信仰里，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成为对人臣的最高道德要求。不论什么样的人，只要是君主，就应对其忠诚，而且应当绝对忠诚。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使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愚忠愚勇的“人臣”。
既然有愚忠愚勇在先，就必然有英雄受制在后。无论你是何等的英雄，只要你没有“神授”的君权，没有那“神权”，那你就只能对君主绝对忠诚，绝对忠诚，哪怕他是一个十足的混蛋和草包。更为甚者，在中国人价值评判标准体系中，对其心目中的领袖似乎并不在意其业务素质的高低，而更在意其道德素质，或确切地说，更在意其言行是否符合封建伦理纲常的要求。如果将愚忠愚勇与这样一种观念结合起来，英雄受制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了。
翻开二十五史，到处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受制于人，而且，由于领袖无能，还常使这些英雄落个悲剧下场。秦末楚汉之争，西楚霸王可谓一个英雄人物，却以悲剧收场；刘邦虽缺乏英雄性，却使大帮英雄受其驾驭，最终统领天下。如果认为项羽只是匹夫之勇，那么三国时代，曹操对刘备讲“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其实，他们两个都缺乏英雄性。以刘备来讲，其文没有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武没有关、张、赵、马、黄的勇冠三军，却能使一代英杰为其鞠躬尽瘁。李世民是历史上的明君之一，文治武功均盛极一时；尽管后来人们竭力美化他，其实也实在称不上英雄。打天下时有其父庇荫，之后又有杀兄的不义之举，魏征的直谏居然也将他气得大叫“杀此田舍翁”。李广英雄否？却落得马革裹尸；李陵英雄否？却落得九族被诛，终生流落他乡；岳飞英雄否？却落得惨死风波亭。在民间通俗小说中也是如此。《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神通广大，猪八戒和沙悟净也算条好汉，可领袖却是懦弱、无主见、不辩是非的唐三藏。《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多数是真正的英雄，几乎惟独宋江最草包，可他却成了领袖。中国历史上和习惯上，诸如此类的英雄受制、英雄悲剧下场的场面实在太多。真悲哉！奇哉！怪哉！当然，人们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论证这种现象之“合理性”及其“必然性”。但无论如何，这一现象背后确实隐藏着一种愚忠愚勇、英雄受制的病态观念。
发展到当代，更有了这样的几种怪论：一曰唯无知者才崇尚英雄，二曰唯青年人才崇尚英雄，三曰唯小生产者才崇尚英雄，四曰唯专制社会才需要英雄崇尚，五曰当代中国不需要英雄崇尚。
对此，我曾逐一驳斥。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最需要高唱英雄主义赞歌，最需要高扬英雄崇尚大旗，最需要高呼英雄精神万岁！这是因为，我们强烈地认识到：
英雄崇拜对人、对人类社会具有何等的深层价值：一个社会若不能够弘扬英雄就难有充分的激情、难有充分的能动，就难有充分的发展。
同样是人类的组织，同样是人类的社会，但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时期，因英雄数量和水平的差异、因英雄作用和价值发挥的不同，对其发展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而中国传统社会在漠视英雄、压抑英雄、戕害英雄方面，表现得又是何等之强烈、何等之蛮横、何等之残暴。
假如说每个社会都需要英雄，那么，落后的社会则更需要英雄，因为它需要英雄的巨大力量及此种力量的感召、激励和榜样作用；假如说每个国家都需要英雄，那么，缺乏英雄主义传统国家则更需要弘扬英雄，因为它要比别人甩掉更多的包袱。
我们的现世，处在后发展状态，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英雄负担，却极度缺乏英雄主义精神：
他们刚刚摆脱病态的个人崇拜，却一并抛弃了宝贵的英雄主义精神、一并湮灭了高贵的英雄崇尚情怀；
他们漠视英雄、蔑视英雄，乃至谩骂英雄、戕害英雄；
他们中的庸者宁愿崇拜庸俗的歌星影星，甚至崇拜邪恶的枭雄败类，却不去崇拜英雄；
他们中的智者宁愿相互谩骂、相互攻击，宁愿揭母亲的丑、掘自家的墓，却不去弘扬英雄！
悲夫！
我欲哭无泪！
五叹士人的丑陋
中国的“士”和“仕”这两个字很是精妙。这个做官的“仕”字恰恰比那个读书的“士”字多了个“人”。也许，读书人只有成为当官的，才能成为“人”，或者是比普通读书人多一份“人”的品位。
“学而优则仕”。子夏这一简洁的语言不但道出了社会成员的奋斗目标，而且也指明了手段方法
----要当官就要学习官方正统思想，学习这些思想就是为了当官。呜呼！哀哉！在专制的权力和思想的禁锢下，“上智”且富有的人们只有埋首经书，寒窗十年，经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过五关斩六将，以求得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即使老死考场也终无所恨，只为赚取那一官半职。多彩的人生、丰富的个性、众多的追求，就都被“官”这一张无形的巨网笼罩了。此种基本现实，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诸多病态；更为甚者，文革的派性倾轧、当代的纷杂现实，又给传统的病态注入了新的内容。要而论之：
一是奴性多于人性。既然在专制权力和禁锢思想的环境中求官入仕，就不得不湮灭自身的独立人格；入仕之前也许高风亮节，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可入仕之后，在那个染缸里耳濡目染、慢慢腐化。这样，“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就演变为“读书椗瘲入仕椄瘲兽化”的过程。此种逻辑，虽然不能覆盖全部士人，却也被数千年的历史所验证。可以说，如果对传统政治体制不作根本的改革，此种逻辑在相当部分人的身上依然会持续下去。
二是浮躁多于严谨。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蔓延和个人利益的恶性张扬，当代士人似乎正在抛弃他们祖先的某些好传统。他们有的用发放文凭换取金钱，有的用一知半解换取声誉，有的祭起“西爷理论”的法宝，有的寻求转瞬即逝的轰动……。一言以蔽之，他们似乎不再依靠严谨的学风支撑学问的大厦、维护思想的圣洁。
三是浅薄多于深刻。与浮躁遥相呼应的便是浅薄。无知者的浅薄尚可理解，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得到相应的知识；可恼可恨的就是这些“士人”们：学到的知识不是被他们用作深入探索的桥梁，而是当作摇晃炫耀的“半瓶子醋”。真正是“嘴尖皮厚腹内空”。
四是谩骂多于战斗。当着以严谨、深刻做标榜的浮躁、浅薄之士形成了某种“观点”的时候，便形成了森严壁垒“左”“右”，相互之间便以谩骂这种最便捷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神圣”的战斗。战斗的双方不是真正观点之间的严肃讨论或激烈交锋，而是要么相互攻击人格，要么帽子乱飞、棒子乱舞，甚至把祖宗三代、七姑八姨都搬将出来以“快意恩仇”。这好像是“文革”带给他们的最大“收获”。这难道是“思想自由”的必然产物吗？
五是艳羡多于自强。当着一度风光的文明古国落在人家后头的时候，当着打开国门看到人家强大的时候，当着自己的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的某些士人不是寻求卧薪尝胆、自强不息，而是形形色色、或浅薄或深刻的艳羡：人家的东西好，人家的制度好，人家的理论好，甚至人家的器官都要好。当人们对“用某种合法的主义迫人就范”的做法普遍感到厌恶的时候，却又用某种其他时髦主义、学说来压迫别人。神圣的爱国主义精神似乎就这样，让士人的“知识”给吞噬了。
六是做作多于真情。我们好像已经久违了人间宝贵的真情，尤其是久违了那种足够强烈的真情—激情。一时之间，推翻神圣成为时髦，蔑视英雄成为时尚，无所信仰反倒成了独立人格的象征。从玩身体、玩股票开始，我们的士人开始玩起了学问、玩起了文凭、玩起了精神、玩起了思想。玩主横行猖獗，激情漠然引退。人家合法地挣钱，你开骂；人家奋勇地拚搏（比如拿到奥运金牌），你同样开骂。实在搞不懂，还有什么不被你们玩、不被你们骂。
七是冷漠多于热情。也许是因为物质利益的冲击，也许是因为以往的热情曾经一度被冷落甚至被打击迫害，也许是因为当代某些思潮的影响，不少士人中逐步滋长起一种可怕的冷漠，并正在蚕食着他们的探索激情和建设激情。人与人之间的热情，人对建设事业的热情，好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无语。
八是破坏多于建设。批判社会现实好像是社会赋予历史上所有“士人”的神圣职责。然而，好像历史上的批判大都是建设性的批判，甚至尼采先生都能给后人留下很多的“箴言”并养活了不少的“尼学家”。而当代士人似乎把建设的任务完全甩给了他们所批判的对象。怪哉！
九是狂妄多于谦逊。曾几何时，谦逊一度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更是儒家的信条。可时至今日，不知是什么复杂的深层原因，造就了一批专横跋扈的“士人”，他们以救世主自居、以开山祖师自榜，好像巍巍天下、巍巍万民，唯我为高、唯我为大。
必须声明（不只是为了防患众怒和劈头而来的谩骂）：其一，上述丑陋的病态并非全部地存在于全部的“士人”之中；其二，本人也算半个“士人”，照样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那些病态，因此，本部分也可算作“自我批判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本文：也许它本身就存在着它所批判的那些病态）。
结语
专制的权力、禁锢的思想、国民的惰性、悲剧的英雄和士人的丑陋，五者之间我不知谁是“始作俑者”，只知道它们一旦共同地存在于一个社会之后，就互为因果，结成一个配合绝妙的、超稳定的“有机体系”。从其间的逻辑关系看，只要除掉其中的任何一个，其余四个的灭亡都不过是时间问题；可问题是：除掉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将难于上青天。我在想：
（一）从根本上消灭专制的权力，是一种自上而下、高屋建瓴的思路，必将收到振聋发聩、立竿见影之效。可是，它必须要求某种强大的第一推动，克服来自其他四种病态的阻力或制约。那么，此“第一推动”何来？我对之实在不敢抱太大的期望。
（二）若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惰性，则必将抽空其他四种病态赖以生存的土壤，从而收到根本长远之效。可是，此项工作何其难也。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已经努力了多少年，且在社会经济条件已然翻天变化的情况下，依然无有多么明显的效果。
（三）若能冲破思想的禁锢，则可为消灭其他病态提供某种先导力量，实施起来也相对容易些。依目前情况看来，这好像是一种“中间突破”且较具可操作性的思路。所以，我至今仍对此寄予厚望，并把它认作“真正的第一推动”。
（四）无论如何，各阶层人士瞄准健康的目标、依照健康的方式“从我做起”，好像是目前最现实（但也好像是最软弱）的方法。而在其中，“士人”的功能则尤为重要。唯有他们，掌握着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并有条件用这些思想去感召、激励、鼓动、引导其他社会成员。如果他们不改掉自身的“丑陋”，我实不知我国何时才能走出病态的迷宫。因此，这里引用两段文字，愿与诸君共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治长》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