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凯荣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林多梁教授曾对中国几所名校的物理系有过一个批评,他说,所有这些学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物理学教材比美国的教材要难得多。他的问题是,这些教材就是从培养职业物理学家的角度看也是很难的,难道你们的学生将来都要成为物理学家吗?校方的回答几乎也是不约而同的:这些学生将来大多数要从事中学物理学教学。林教授对此不能不大摇其头:这样一来,对那些将来要成为中学物理教员的学生来说,这些教育能不难吗?能不苦吗?能不感到负担重吗?有这个必要吗?
我个人的经历也多少验证了林教授所言。在我读的那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通过考试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们在入学前都有十分出众的头脑,然而几乎有一半学生没有得到学位。后来我也了解到,其他大学的物理系学生也有类似的经历,我还没见过不叫苦不叫累的。后来我更是了解到,以测不准原理震惊世界的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也不例外,甚至连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也概莫能外。
对爱因斯坦来说,求知不仅是苦的累的和难的,而且比之更不幸的是,和我们物理系毕业的劣等生也不能比,他连中学老师都没得做,他甚至彻底被这种困难击倒了,曾发誓不再从事任何与物理学有关的工作。但是为了肚子,他还是在街头贴了家教广告,就像今天许多大学物理系学生所做的那样。而且与这些学生一样,除了教授物理学,他别无所长。尽管这样,他也只是找到了几个学生。
1901年4月13日,爱因斯坦的父亲在万般无奈下写信给著名的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请求他给爱因斯坦找一份教书的工作。信中写道---我的儿子对于他目前的失业是非常不愉快的,这个念头日益牢固地扎在他的心里。他认为自己在谋生方面是个失败者,而且毫无挽回的余地……如果您现在或在秋天可能为他弄到一个助教的位置,那我是感激不尽的。
以奥的身份,这个忙还是能帮上的,但是,爱因斯坦却一直没有盼到他希望的回音。无独有偶。爱因斯坦曾将自己关于毛细现象的重要论文寄给了奥,结果同样如泥牛入海。但是三年后,爱因斯坦引发了物理学革命。比这一事实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他发誓放弃物理学并实际上摆脱了物理学学习的沉重负担后取得的,是在他摆脱了沉重的物理学学习负担后以一种轻松的心境重新关注物理学的结果。
这说明,减负并不会耽误我们认识真理,恰恰相反,当我们以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自觉学习时,我们不仅可以用不着艰难困苦地认识真理,而且可以轻松地反思我们的所学并激发我们的认识灵感。这就把另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凸现了出来。这便是,除了允许学生自由选择所要学习的科目,并在同一学科中允许学生根据自己今后的工作方向来确定其需要达到什么样程度的学习外,还要放弃满堂灌的教学方式,给学生进行创造、想象、自由思维等预留足够的空间。一方面,在每天的学习后,至少应保证足够的休闲时间;另一方面,就是在学习中,也应该倡导边学习边研究,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学习。我将之称为休闲教育或快乐教育。
可不能小看了休闲,要知道人类认识的重大革命往往与休闲相关。前面所谈的例子家喻户晓,这里就不再赘述。在爱因斯坦时代前的牛顿时代的开创也与休闲相关。
1665年,当牛顿从剑桥的三一学院毕业时,正值欧洲鼠疫大流行,学校停课。牛顿不得不离开剑桥,躲避到沃尔斯索普。那些引起人类认识革命的伟大思想正是在休闲的这18个月孕育的。特别具有传奇色彩的是,有一天,牛顿在树下休息,被掉下来的苹果砸个正着,不料,这一砸竟砸出了关于万有引力的天才设想。在填补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鸿沟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著名化学家凯库勒的发现更具传奇色彩。他不仅十分倚重于休闲,甚至是休闲的极端特殊的形式
---梦。他多次在演讲中这样谈到---先生们!我们应该会做梦!……那么我们就可能发现真理。但是,不要在被清醒的理智检验之前,就过早地宣布我们的梦。
为了解决影响当时有机化学研究的苯的结构问题,他曾被弄得疲惫不堪。但在
1864年的一个冬天,这一问题竟在他的梦中被破解了---他说,一天夜晚,我坐下来写我的教科书,但工作没有进展,我的思想无法集中。我把椅子移向炉火,开始打起盹来。在朦胧中,原子又在眼前跳跃起来,这时较小的基团隐退到后面。我的思想不知怎的,在这些幻觉中变得敏锐了,我能分辨出多种形状的复杂结构,也能分辨紧靠一起的一长串分子。它们盘绕、旋转,像蛇一样扭动着。看!那是什么?有一条蛇似乎突然被什么东西激怒了,狠狠地咬住了自己尾巴。这个虚幻的形状在我的眼前旋转着;后来,像电光一闪,我醒了。这一夜剩余的时间,在一张纸上琢磨画下的碳链的环状、封闭式的结构……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德国物理学家伦琴(
1845-1923)在休闲状态中偶然发现X射线;法国学者笛卡尔(1596-1650)创立的几何学体系与他做的梦相关。还有一位著名学者更值得一提,这便是爱尔兰最伟大的科学家哈密尔顿(1805-1865),后世评价他的数学发现对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密尔顿五岁时就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希伯莱语,八岁前就通晓法语、意大利语,13岁又掌握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梵语和另外六种东方语言。就是这样一位语言天才,在17岁时又成了当时世界的头号数学家(尽管他本人认为自己首先是物理学家)。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为了解决超复数的四元数乘法问题并适应空间物理学的要求,哈密尔顿曾多年闭门不出,呆在自己的书房废寝忘食、冥思苦想,但一直没有进展,不得已,只好暂时把它放了下来。一天,他偕妻子出外散步,当走到首都柏林附近的一座石桥时,忽发灵感,情不自禁地在上面刻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四元乘法表。难怪这一原则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世界上有些科研机构已经不再对学者提出每年必须要发表多少文章的要求,仅仅是这一微小的改变,就导致了当代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许多重大突破。
同自然科学相比,休闲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作用更大,哲学被公认为是“有闲阶级”的产物,而诗歌如果不是倚重休闲甚至根本不能产生出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