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

　　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７６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管制造成大量成本

　　赵　晓：管制都有哪些成本？

　　张维迎：管制本身需要大量成本。管制机构的设立、人员经费，制定管制规则以及实施管制，无不需要成本。

　　除了这些大家都能看到的摆在桌面上的成本，管制还有其他许多成本。首先，它会带来收入的再分配。有许多权力，像创业的权力，本来是普通老百姓的，但在以审批制的形式交给管制者以后，它会带来收入转移。

　　好比说，我原本可以自由地办这个企业，只要注册就行了；但现在必须先得到批准。我办这个企业一年可以赚１００万元，得到你批准还是赚１００万元。但是，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所以我还得额外“投资”５０万元。这就是一种收入再分配。

　　收入再分配会带来效率损失。如果创业的权力是我的，我１００％的时间都花在怎样做好这个企业上；但现在权力到你手里了，我必须贿赂你，我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这里面的交易成本太高了。如果我可以直接用钱买你这个权力，还算是好的，但贿赂你，你还怕人家抓住，所以我还得做好多名堂来掩盖贿赂行为。

　　好比说，我是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但我用汽车零部件怎么贿赂你啊？给现金你又害怕。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办个桑拿浴吧。然后经常请你去洗桑拿。像这样创造出各种各样变相的贿赂手段，成本进一步增大了，我用在我事业上的时间就更少了。

　　我们可以将政府管制后造成的这些成本分为两类。一类叫“固定成本”，是一次性的费用。另外一类，是管制者每年都要“年检”，因此是每年都得交的成本，类似于可变成本。这两部分成本一部分表现为资源、现金的方式，另一部分是时间的形式。两部分的损失都很大，其中时间的损失可能更大。

　　管制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

　　张维迎：管制会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包括事前的防范成本，事中的监督、制约成本，和事后的处理成本。

　　为了防范管制中的腐败，政府事先一般都会制定若干规章制度。好比说审批，不能在一家转，而要经过几道关口，涉及更多部门，免得权力集中，有人容易滥用这个权力。据说，深圳海关的工作人员上哪一个岗要抓阄决定。因为固定上一个岗，你可能事先跟不法分子约好，搞走私，另外还规定上岗以后不能打电话等等。

　　第二是事中的监督成本，如查账啊什么的。第三是事后的处理成本。发现了腐败嫌疑分子，政府要去弄清来龙去脉，搞清楚贪污多少，受贿多少，挪用多少。

　　这些成本落在两部分人身上。一部分是“消费”管制规则的人，另一部分是社会公众。无论哪一部分，都是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

　　管制导致信誉丧失和税收流失

　　张维迎：另外，管制导致信誉机制丧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信誉问题），也会增加交易成本。如果有信誉，本来我们之间的合同可以很简单。现在管制破坏了信誉，我们不得不签订一个非常复杂的合同，再加上可能发生的法律的诉讼成本，交易成本一下子增加不少。

　　宝洁公司谈到，在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开拓市场；但在中国，他们不得不成立一个非常庞大的“打假队”，由一名副总亲自主管，专门用于对付假冒伪劣。

　　由此导致国家声誉受损的成本也不可忽视。类似宝洁公司的情况，假如国外公司知道了，本来准备到中国来投资的，现在可能不投了。

　　管制还使得国家税收流失。其中有一部分税收被作为“租金”转移了，甚至更多地是永远消失了。

　　值得警戒的是，管制太多并消灭了信誉机制后，往往要靠不断地强化管制来维持经济运行，因此管制成本有可能呈现几何级数式地扩大。从长远来看，这势必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现实中管制成本究竟多高？有一个事例可见一斑。北京市科委确定了一个软科学课题，研究北京的投资环境，课题经费８０万块钱。研究部主任把这件事交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去注册一个公司吧，注册完公司你们就知道北京的投资环境如何了。然后这两个人就去注册公司，结果忙了半年下来，报告主任说８０万元已经花完了，公司还没注册下来。由此可见创业的成本有多高。我还听香港投资家讲，他们来内地如果投资５００万元，大概要准备２００～３００万元打通关系，真正用于投资企业的钱就少多了。

　　管制越多　腐败越多

　　赵　晓：管制与腐败是什么关系？

　　张维迎：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

　　好比说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标，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这对贿赂者和管制者来讲是个帕累托改进。权力在你手里，可能分文不值，因为你不能直接使用这部分权力。现在我送你１０００万，我拿到这个权力后，我可以捞２０００万，也就是说，这个权在我手里值２０００万，除去贿赂成本我还可以赚１０００万。

　　权钱交易对贿赂者和被贿赂者来讲是帕累托改进，但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损失。譬如有人能用这个权力创造３０００万、４０００万，但他们的贿赂渠道不畅通，得不到这个权力。这样，社会资源当然没有用好。

　　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不同之处在于，官员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诱导他，使得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成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员们利用管制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构成对社会的净损失。

　　管制与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关系。

　　第一，权力具有互补性（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也就是说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另外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比如你只有批准左鞋的权力，也许没人贿赂你，因为只生产左鞋没有什么用。但如果你既有批准生产左鞋的权力，又有批准生产右鞋的权力，那你受贿赂的机率就大多了，因为从你这里拿到的权力更值钱了，这就是权力之间的互补性、交叉性。左鞋右鞋，胶卷相机，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第二，权力越大，监督的成本就越大，对权力的监督就越难，管制者腐败的积极性就越高。好比说管制者只有审批土地的权力，那么大家都盯着土地的审批。但如果管制者同时又有审批出租车的权力，还有合资项目的权力，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就眼花缭乱了，人们很难弄清楚管制者这么多权力使用得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

　　管制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

　　赵　晓：管制还有哪些弊病？

　　张维迎：管制还有一个严重的弊病，就是它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越管制，管制就越多，最后完全扼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为什么越管制，管制就越多？一个原因是被管制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它会以维护社会利益的名义要求政府不断加强管制，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定垄断者没有挑战者，没有监督者，不会受到威胁。尽管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兼容，却会编出好多说法，证明市场是多么地不完善，管制是多么地好，多么地重要，糊弄老百姓。所以管制的自我膨胀是很自然的。

　　弗里德曼以前讲过，印度那些大商人老是告诉政府，竞争不好，垄断好。听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是竞争对他不好。

　　这里我顺带说一下，就是好多地方政府，名为保护“地方利益”，实际上保护的不是地方利益，而是地方官员的利益，顶多是地方某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利益。如果说地方政府保护的真是地方利益，那么地方老百姓愿意将棉花、粮食卖给别的地方时，它为什么不让？武汉市人买桑塔那车要多付几万元，据说是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其实是保护了地方一部分生产者的利益，并以损害了地方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

　　管制者会从供给一方推动管制的膨胀。施蒂格勒曾经分析过“管制俘虏理论（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证明好多管理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本身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管制来。仅这一条就使得管制完全变了味。

　　管制失败的原因

　　赵　晓：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为什么？

　　张维迎：这是因为，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求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

　　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的原因，还在于认识到管制的失效性。我们原来假定：第一，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大公无私的，仁慈的（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第二，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ｏｍｎｉｓｃｉｅｎｃｅ），拥有完全信息，譬如知道消费者的偏好，知道企业的生产成本，知道需求弹性，知道最优的价格订在什么地方，等等；第三，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ｐｒ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管制政策具有公信力。

　　不过，经济学家们现在已经发现，这几个条件根本不存在。

　　管制者并非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张维迎：首先，政府的任何一项管制政策，都要通过具体的政府官员来实施，但是现实中的管制者并不是以社会福利最大为目标。任何一个政府官员，他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有自己的效用。

　　政府官员既不比普通人更坏，也不比普通人更好。也许政府官员的平均素质比普通人还要高一些，至少文化水平可能高一些，但在“理性人”这一点上大家都是一样的，所谓“仁慈的政府”是没有根据的。

　　管制以后自然会有一个政府官员责任增加的问题，但情况与市场上企业家责任的增加不一样。市场上当企业家的责任增加，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最优的成本?/FONT> 收益平衡，而这个平衡恰恰可能也符合企业的最优经济效益。

　　但官员在增加了大量的责任之后，一般不会相应地增加收益。这样就会形成官员成本--收益的严重不对称，官员就有可能作出许多非常没有效率的决策。除非我们能够设计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官员追求自身利益同时也能满足社会的利益（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否则管制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但是，我们很难设定一个标准，让官员追求社会的福利化。

　　这里面的一个深层次问题与前边谈到的政府特性有关系，也就是政府的目标函数是非常多元化的，要想给管制者提供一个合适的激励机制是很难的。

　　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指标来考核管制者。如果我是股东，我可以对经理定一个指标；但我们没有办法给政府规定这样的指标。好比我们对政府作一规定，你经济增长一定要达到８％，而政府造假，你凭什么来证实？

　　前几年有人推测，我们的能源消耗增长不多，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高，一定有假。但是别人可以解释，这些年搞了多少多少节能工程，上了多少多少高新技术，消耗能源相对减少是正常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办法搞清楚。

　　有人说他身高一米八，你不信可以用尺子量；但要是政府说中国１３亿人口平均身高达到了一米八，你用尺子量一遍试试看？

　　更何况，管制者有可能套利（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什么叫“套利”？就是管制者为了某一方面的任务，可以把其他方面的资源都挪用过来。Ｍｉｌｇｒｏｍ和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ｎｇ分析过，当存在着许多工作任务的时候，哪一个任务的激励最强，代理人就会把资源调度到这个任务上来。

　　具体到我们国家的情况，哪一个指标激励最大，官员们就会不惜牺牲其他方面，来把这个指标搞上去。比如，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官员们怎么办？全部资源都用于抓计划生育，公检法全上，其他办案全停。结果计划生育搞上去了，可是其他方面呢？

　　管制者的信息严重不足

　　张维迎：其次，管制者常常是无知的。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是像哈耶克所说的，由于市场的分散化，每个人只能了解他所能了解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信息是分散的，分散的信息只有市场才能汇集和反映。但管制之后，市场传递信息的渠道就不存在了，管制者怎么还能知道呢？

　　二是管制者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获得这些信息，因为获得这些信息对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好处。退一步讲，就算管制者有很好的积极性去了解真实的成本。但是，管制者的时间、精力有限，怎么可能对那么多的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呢？管制者也许可以考虑雇佣独立的审计部门来帮助审计，但是，独立的审计部门也可能与企业合谋，管制者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再就是被管制的对象有更大的积极性欺骗管制者，或者收买管制者。在一个市场上，想要收买消费者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收买管制者就要容易得多。这样，尽管管制者知道被管制者报的成本是不真实的，却没有积极性去审计或更正。

　　打个比方，你说要搞价格自律，说人家企业订的价格不合适，那你能知道什么价格是合适的？你要知道什么价格是合适的，你必须知道消费者的偏好、生产者的成本，你还要知道替代产品的生产成本，以及消费的替代弹性，等等。所有这些，管制者怎么可能知道？如果管制者不具有有关价格的这些信息，他怎么能知道他作出的决策是对的还是错的、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呢？

　　管制者经常被被管制者俘虏，也与信息有关。最近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ｎｇ和Ｔｉｒｏｌｅ的一篇文章讲到“正式的权威”与“非正式的权威”，认为无论是 “正式的权威”还是“非正式的权威”，获得权威都是需要条件的，其中之一是要花时间去获得必要的信息。如果管制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企业，事实上他就不可能有权威说这个企业报的情况是假的，他最好的选择就是接受它。

　　管制者可能言而无信

　　张维迎：第三，政府政策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客观上有些政策会形成事先和事后的效率冲突，这样使得事先最优的政策在事后证明是不可行的。好比说，你是垄断企业，我来管制你。我规定一个价格，你不能超过这个价格，你要不断降低成本；如果你不降低成本，到时候亏损了我不承担损失。

　　但如果管制的结果只允许这么一家企业存在，好比说航空公司，那它亏损以后，你能让它倒闭吗？你不可能让它倒闭。当你消灭了这家企业的竞争对手后，你其实也就消灭了竞争的压力，消灭了这家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因为你所有的约束它的政策都变得不可信，就像通常所说的“大马不死（Ｔｏｏ　ｂｉｇ　ｔｏ　ｆａｉｌ）”的情况那样。

　　另外一方面，就算不存在客观上的障碍，管制者有没有积极性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呢？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前面提到，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并受到各个利益群体的制约，这已足以妨碍政府的政策一以贯之。

　　如果政府批准你建一个水厂，并给你一个利润空间，譬如说５％，同时承诺如果你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多赚的钱都是你的。现在我们设想，这个企业真的这样做了，多赚了钱，会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企业的高利润会引起其他的消费者、选民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个企业的利润不合理，太高了，一定要降下来。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收回成命。这样，如果企业预期到政府会将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所带来的好处收走，它为什么还要提高效率？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设，即政府是一个无所不知、大公无私、言而有信的政府，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政府可能是自私、无知、言而无信的，由此导致管制失败。这就是自８０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都进行所谓经济自由化，对原来的管制重新考虑的原因。

　　管制失败的具体事例

　　赵　晓：请举出一个管制失败的具体例子？

　　张维迎：弗里德曼曾经研究过美国政府医药管制的实例，发现负责医药管理的那些官员，负有极大的责任---如果他们审批后，发出许可的药是假的，那是有责任的；但是，药卖了多少钱，他们并没有收益。这样，对一个理性的官员来说，把新药的申请报告压在抽屉里，就是最合理的选择。只要不批准，就不会有新药，当然也就不会有假药。

　　因此，在实行药品管制后，美国新药上市的速度大大减缓，其后果是很严重的。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这可以说是管制失败的一个具体例证。

　　许多管制其实都是这样。有一个楼堂馆所失火了，我们马上去追究消防队员的责任，问你们当初是怎么审批的。那么这样一种做法的效果会是什么呢？消防部门最好的决策就是我不批准搞楼堂馆所。对吧？不批准，你就没法失火。

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也是管制失败的例子。银行家在市场中放出贷款，他知道有风险，与此同时他也有一个预期的收益。他与借款人谈判，设法达到最好的风险收益比。而我们的金融体制呢？以往贷款没有责任的话，大家就乱贷款，刹都刹不住；现在是谁贷出去、谁就要终身负责。那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贷或少贷。我贷出去我要终身负责，但贷得好了我又能享受多少收益呢？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