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我们从来都没领先过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里写道：

“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它随着个人自由从意大利向英国和更远的地方进军。”

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感觉某个地方被照亮了。在历史上，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最后到上个世纪的美国，这些科技领先的国家，它们成功的秘诀不是别的，恰恰来源于人的自由。这是不需要解释的事实。

反观我国，一百多年来的自强历史，一直把发展科技当做头等大事。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更是经常挂在嘴边。但是，在最近几年的世界各国竞争力评估报告中，关于科技创新能力一项，我国却呈连年下降趋势。对于这个奇怪现象，人们往往倾向于指责政府对科技投入力度不够、科技成果缺乏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高校过于注重应用学科而忽视基础学科等，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是请看哈耶克怎么说：

“只有在工业自由打开了自由使用新知识的道路以后，只是在凡是能找到人支持和承担风险的每件事都可尝试以后，而且这种支持还必须是来自不是官方指定的提倡学术的当局，科学才得以迈步前进。”(同书第一章)

如果哈耶克是对的，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政府提倡并不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往往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科学发展必须依赖于公民个人之间的自由合作：有的人提出需求，有的人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并承担风险，有的人投身科技创新事业。作为上个世纪自由主义的擎旗者，哈耶克也曾在论战中饱尝失败的滋味，甚至他的上述论断也不一定无懈可击，例如就无法解释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不过，《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3年，作者倒也不必为后来发生的结果负责。在这本书里，作者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是个经验主义者。尽管可以举出上述反例，但我想哈耶克的论断对于中国却是适用的。我们的确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科研体系，并且自傲于世，但从前些年半途夭折的国家八六三计划来看，政府也确实不再适合担当科技进步的主体。事实上，相当数量的八六三计划项目，从事后看来，都属于错误立项、盲目上马、浪费资金、一无所成。以国家战略计划的方式发展科技，明显具有把握不准时代脉搏的缺点。而所谓时代脉搏，无非是指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近年来，国内一些大企业相继建立起自己的研究院，也许可以算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作法。

我们总在抱怨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往往过分强调外部原因，例如不被外国人重视等。但是，如果哈耶克是对的：科学发展是个人自由获得极大解放的结果，那么就实在可以反思我们自己了。我不懂得科学是怎么回事，但我懂得什么是个人自由；即便我甚至不懂什么是个人自由，但我起码懂得什么是个人不自由。我们可以问一下：在我们国家，公民有根据自己意愿而迁徙的自由吗？有不受威胁而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吗？有要求了解自己本应知道的情况的自由吗？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我有理由相信，我找到了我国科技落后的根源，当然哈耶克早已经说得明白。在一个个人不自由的社会，固然可以像前苏联那样取得某些领域的畸形发展，但他们却连个像样的家电都造不出来，威名显赫的米格25战机，上面的电子设备居然是电子管。同样，以我国目前的状况，即便把我们的太空人送上月球又如何？只要全体国民还不能自由迁徙，也就无法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反应自由需求的市场，从而使所有科技成就仅仅存在于一个个彼此隔绝的小圈子里，无法真正成为全体国民的福祉。此一点，只要看看城市和农村的两重世界，便可知道。由此我甚至怀疑，我们目前意义的科技进步，能不能最终转化为有效的国家力量。即便我们的太空人登上月球，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起码，我并不是一个能够被阿波罗计划的副产品所惠及的美国公民。

散漫地谈开去，我们一直为之迷惑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四百年前突然衰落了？由此也就有了答案：当个人自由在西方成为普遍思潮的时候，我们却还坐在先验的、框架式的东方王朝理念里。哈耶克说：

“人类早期的创造能力并不很差，通过工业技术还处于停滞状态时的许多高度机巧的玩具和其他机械装置，以及那些还没有受到限制性管制的工业，如矿业和钟表业的发展，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同书第一章)

实际上已经有人指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的前提就不对：在衰落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真的曾经领先世界吗？不是。在很大程度上那不过是哈耶克所说的“高度机巧”而已，我们的先人造出了水钟，可西方人也没闲着，他们教堂上的大钟一样令人叹为观止。有人断言，李约瑟是在遇到美丽的中国姑娘鲁桂珍后，才开始了替中国无限拔高的努力。当然，他在搜集资料的工作上还是做出了不就否认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