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眸，难免会产生岁月的沧桑感慨。对着过去的一个漫长的世纪，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不知道站在月球上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俯瞰着尘寰中的这个蓝色星球，看着北京和华盛顿，莫斯科与柏林，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又会生出什么样的感慨。

一

原则的分裂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分裂，坚持平等第一而自由次之者为社会主义，信奉自由至上而辅以平等者为资本主义。经历了漫长的近一个世纪以至于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的走出中世纪之后，对于自由和平等这两个脱胎于中世纪的新的人类社会的基石终于堆积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基础，并有可能由此走向新的整合。一方面，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本质的答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终极目标是平等。另一方面，自由也有了新的面具：人权，即人的自由发展。其本质内涵是自由。回顾整整一个世纪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风风雨雨也生生死死的较量，在理论的抽象中似乎可以化约为平等与自由两个概念的冲突，而在思维方式上最大的收获也许应该是，平等和自由可能是一对相互颉抗的概念，它并不象启蒙思想家所预想的那样易于和平共处，而时至今日，规范人类社会的更高一级的和谐法则并没有从造物规律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它依然在考验着地球人的探索能力。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制度模式是一条典型的双轨制模式，枕木的一边是社会主义，而另一边是资本主义。新格局走向相对稳定是在经历了血和火的动荡之后才确立的。在一般情况下，自由引起竞争，竞争导致不平等，而社会的不平衡则是发展的常态及内在动力。这种不平衡正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因，新兴的欧洲霸主德国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向老牌的海陆霸主英法发起挑战。不论其正义与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题是为生存而战，而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丧失生存能力的沙皇俄国，则断然抛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转而探索人类社会平等共处的新路，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然而只要在丛林法则下生存，激烈的生存竞争就不可避免，而只顾自己生存却不论他人死活的做法导致了事实上已经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的德国的强烈不满，与其说是希特勒的疯狂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如说是德国事实上的大国地位与其在一战后实际国际处境之间的严重失衡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一深刻的内在因素是在二战后很久才被国际社会所意识到。而在当时，诸多因素的影响却导致德国走上了一条在国内实行一种异乎寻常地专制与集权的法西斯道路，这一模式违背了平等与自由的双重原则，从而促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平等与自由的现代社会原则，才使人类免于重历集权与专制的中世纪轮回，就象美国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还盛行完全丧失人道的奴隶制度一样。从当时社会中人种等级观念流传之广以及走向专制体制的国家数量之多的实际情况看，对这种倒退的可能性的预测应该并非是空穴来风。在二战中，盟国最著名的口号是：为自由而战。它说明二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原则，是为了防止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危险变异，同时也说明这种过度忽视平等原则的自由具有蜕变为专制的现实危险。在现代化进程遭受生死存亡考验的危机关头，正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毅然承担了超负荷的现代社会义务，才勉强保住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出现大的倒退，也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资本主义一命。这一充满对抗因素的微妙的合作似乎还说明，在平等和自由这两个现代社会的基因概念的现代化意义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之前，不论人的主观意象如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对生死冤家都必须生死与共，不能和平共处，就将同归于尽，在理论上不存在谁消灭谁的现实条件。所以，当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国家因为过度陶醉于由于二战的胜利而神话了的平等原则中，从而最终将平等推上绝对化神坛并导致过度的体制僵硬和机械的时候，自由原则所具备的发展活力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回潮。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人类历史在平等和自由之间绕了一个苍凉的大弯，再次进入下一级的认知螺旋。

现代战争的惨痛教训终于使人类不仅明白了工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巨额物质财富的快乐，也更加深刻地品尝到了以机械化速度消灭人类本身的苦果，让每一位女郎都有一个穿军装的男友的社会只能意味着但丁笔下的炼狱不幸浮上人间。现代战争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毁坏和对人类心灵世界的严重创伤似乎折射出二十世纪的一个全新的主题：和平演变。

二十世纪尽管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也最为惨烈的世界大战，然而这一百年中真正的世纪主题则是和平演变，在冷战的表象下面，无论东方或者西方，真正成功地把握时代主题并且取得快速发展的主线不是暴力革命或者战争，而是理性的自改革运动。

早在二十世纪初，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垄断社会已经越来越显示其腐朽性，社会平等的极度丧失使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传统经济的自然发展过程明显难以为继，不论是作为统治者的社会精英阶层，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社会民众阶层，在整个西欧发达地区，社会改革与革命的呼声都指向平等，包括要求普选权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的政治平等，以及提高工资待遇等等的经济平等。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中，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奇迹般地完全不受影响，更引起了西方世界极度的羡慕，从凯恩斯主义到二战结束后大规模的福利社会，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学习浪潮前后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七十年代苏联模式的僵化缺陷已经暴露无遗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才敢小心翼翼地批评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学习不够，没有资本主义学生那么认真。此一时彼一时，八九十年代以后，学生对老师指责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瞅准空挡，将老师打翻在地，坐上了讲席。不过，新老师也没有能胜任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超级学生遵照老师的指点，竟至于走到了分崩离析与内乱的边缘。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比较二十世纪末进入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与十九世纪末的工业资本主义，最明显的差别不在于资产者的贪婪有所更改，也不在于社会的贫富距离的增大或者缩小，甚至也不在于统治者们得意之于沮丧的世纪差异，而是今天的资本主义被称为福利社会，这是一个世纪前的那个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最明显的特点。这是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俄罗斯人民关于土地和面包的强烈呼喊的应对措施中学到的那个平等，也是从卡尔·马克思关于剥夺剥夺者的那个原则中学到的那个平等。正是这个不断出现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关于建设福利社会的呼唤中所体现的那个平等，正是这个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中不断要求关注社会底层的责难中所强调的那个平等，成为支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同时避免社会陷于动荡的最强有力的支柱。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学习和借鉴也在不间断地进行着。这中间并不存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谁向谁学习更加认真或者成绩更加优秀的问题，这个传统意义是指先验地将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将不同与此的一切现象均纳入资本主义，于是就产生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论哪一方面向对方靠拢，都会被认为是赤化或者西化，这本身就是概念界定的机械性错误。互为因果的诸要素构成系统，平等和自由相互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社会主义作为纠正十九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过度忽视平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从二十世纪的实践中看，在其探索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自由的倾向。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公民在平等方面尤其是生活平等方面的保障几乎是无微不至的，为此国家不惜长期负担沉重的财政赤字，将巨额资金不是投入生产领域，而是投入社会保障领域。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无论其结局如何，主流都是着力纠正绝对平等观念下的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或多或少地引进自由竞争机制，适当拉开分配差距，这就必然影响平等。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家曲曲折折的学习与改革过程，从某种角度说只是证明平等和自由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暂时还不能成为某一个统一体的两个附属性因素。

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行的世纪，就象铁道的两条铁轨，这中间联系两边又将双方分开的枕木是稳定。现代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要保持整个社会面的相对平等，就必然要更多地限制个人自由，也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护社会的总体平等。社会主义的自由不是无原则的个人自由，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十九世纪，再进行一次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式的社会补课。社会主义的自由竞争天然具有平等的起点，以法律保护竞争者机会均等，并且在国家的指导下，在总体上保持整个社会进程和结局相对平等。在这样的规则下面，不可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能够左右国家的个人或者社会集团，也不会允许自由竞争发展到无序状态甚至从根本上危及社会平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是指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在国家管理中加入平等概念，从传统的自由竞争过渡到福利社会的这一新的阶段。传统的自由竞争只保留了一项平等，即法律面前的机遇平等。现代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平等的起点，百万富翁与工人之间无论如何划不出一条统一的平等的起跑线，也不严格约束进程的平等，领跑集团绝不会顾及与末尾的速度差，同时也较少限制结局的平等，或者说正好相反，整个社会都乐于羡慕并接受一个不平等的结局。

由于起点的极端不平等，现代资本主义先天存在一个在丛林法则下崛起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明显优势的强势集团，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沦为这个强势集团的代理人，接受后者的供养并为后者服务。正相反，由于起点的平等，社会主义在走向自由之初就存在一个独立的政府，它能够绝对凌驾于任何个人之上，它能够控制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并依据变化的条件为之提供政策和法律保障。二十世纪两大社会制度的并驾齐驱是在这样一个规则下进行的：双方都只有向对方学习，向对方靠拢，才能有效保证社会的总体稳定和发展，但是又不存在一个交叉点，由于社会基础、服务对象和管理手段之间的迥异，一个权力政府和一个代理政府互易的实质只能是政权交换。正是双方的相互吸引才体现了稳定，但是在稳定的表象背后却又是正好相反的政权要求，于是，稳定又同时转化为斥力，要求双方在各自的稳定原则下自行其事。从内在动因的视角观察，如果二十世纪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创造的人类家园的总体趋势是进步和发展的话，社会主义在努力探索一条既能保持平等又能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道路，一旦速度与平等发生冲突，维护平等保持稳定是自然的政策选择。而资本主义则力图证明由个人自由甚至是个人野心所激发的创造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拉动社会前进，只有在平等危机迫在眉睫并有可能造成有规模的社会动荡的时候，才应该认真考虑到加强平等，如果速度与平等发生矛盾，只要平等的危机还不至于影响到速度体系的崩溃，都应当继续保持拉动。

二

二十世纪人类在原则上的一致性是前所未有的，不能由于前文所述的分裂抹杀这种趋同性。如果月球上真的生活着一位时刻眺望并记录地球文明的史学家，他会发现，对比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末的两个世纪交点，人类社会的最大差异就是相隔天壤的国家和人群间的差异的消失。从西欧到南美，从北美洲到大洋洲，从东部亚洲到南部非洲，人们怀着近似的目标，生活在相近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下，遵守着差别不大的法律，使用相通的语言和词汇，并且在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广泛自由地接触交流。诚然，这是工业文明的表征，是工业扩张的结果。而扩张的机制，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发生了一项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出现了遍及各大洲的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民族国家。这是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的关键性因素。

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要求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一本质性的要求把世界依照市场标准划分为两大部分：市场区和非市场区。在资本主义的积累和起步阶段，市场区是指殖民母国，最大的消费区是已经开发的宗主国家，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大英帝国从其广大的殖民地掠夺棉花，制成品布匹却主要销往西欧的大陆国家。此时，非市场区是大大小小遍布各大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些地区落后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它们只能充当原料供应地的角色，而在消费中不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时资本主义的扩张模式是根扩张模式，殖民母国通过把自己的分支政府扩张到各个殖民地区，吸取殖民地的养料，供应母国的需要。事实证明，这种根扩张模式所支持的市场培育速度远远低于二十世纪后半期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种子扩张模式。还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西埃耶神甫就给民族国家下了一个今天看来依然相当准确的定义，他说，民族国家不相信本民族之外的利益，也不承认本国法律之上的权威。民族国家的这种对独立自主的根本要求决定了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必须拥有完整的国家主权，而在经济上必须能够建立起独立的经济基础以支持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这一巨大的变异把殖民地被动地供应宗主国的矛盾一变而为本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一旦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足以支持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就立即具备了进入工业市场的所有条件。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世界性的工业文明的扩张，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载体进行的，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就象一颗工业文明的种子，在其努力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自动完成了工业市场的扩张。

两种扩张模式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根扩张的利益由四散的根须直接输送到主干上，殖民母国是扩张的直接受益者，巨额的财富也同时造就了强大的军事，从而形成了经济和军事一体化的强国。美国更是后来居上，充分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不仅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且利用交战国家战后经济衰退的有利时机，利用在战争中间建立起来的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以援助等借口，直接利用了这些已开发地区早已存在的发达的工业市场，成为根模式发展的最大受益者。种子模式则不同。由于民族国家与生俱来的对于独立自主的要求，工业化的利益首先会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在这种模式下，投资国的受益与受资国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在投资国培养市场并取得一定利益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相对独立的工业国家，并且形成连片的从长远的角度考察未必对投资国有利的独立市场。

这种新的种子模式造成的投资与受益分离同时也造成了经济中心与政治军事中心的分离。从地理大发现以后，逐步走进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列强在根模式的供给下，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经济和军事中心。进入二十世纪，美国接替衰落的欧洲，成为新的经济和军事中心。由此，在长达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始终是一个统一体。这一持续了近四百年的根模式被二十世纪中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带的崛起所打破。尽管在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进展，被经济史家誉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好的黄金时代，但是在这一时期真正的闪光点却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带的崛起。在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大片欧洲的心脏地区相对于西欧始终处于绝对落后地位，如果传统的根模式在这里持续下去，如果这一大片民族国家不能够充分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只能和四百年来世界上其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区一样，充作西欧的奶牛。在五六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带所取得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彻底打破了少数殖民国家集经济军事优势于一身的霸主格局，以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与西方分庭抗礼，使世界步入双中心时代。

到了七八十年代，当东欧经济带由于照搬照套苏联模式逐渐暗淡下去的时候，以亚洲四小龙为先导，逐步扩展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亚太经济带的崛起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最重要的变化。亚太经济带是以独立的主权国家为单位，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着重发展民族经济，同时又在国与国之间相互合作，取长补短，最终形成了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密切结合的经济发展带。从历史成因看，亚太经济带的最终崛起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分不开的。二战硝烟未散，冷战风云继起，美国利用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构筑包围圈。西欧本来就是经济发达地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利益关系协调，在北约组织的军事笼罩下，传统的政治矛盾相对削弱，各国都充分利用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在充分发展本民族经济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成为在五六十年代最早崛起的国家经济带。从欧洲煤钢联合体到欧盟，欧洲的联合是建立在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利协作基础之上的，成为新的种子模式下的国家经济带的第一个典范。这时的欧洲各国与此前的一个世纪的欧洲列强争霸的格局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建立在根模式之上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的背后，都控制着大片供应本国的殖民地，列强最紧密的联系是殖民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利益联系，而列强各国之间的对抗关系较经济合作更加突出。与欧洲相似，亚太经济带也没有脱离冷战背景，只是由于亚太国家的经济基础没有欧洲那么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所以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那样的同时起步，同时到达终点的情况，而是前后绵延几十年。但是二者的发展道路又有根本性的相同之处，就是在美国的援助下或与美国合作，从五十年代的日本发端，后及六十年代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香港地区，七十年代的东南亚地区，以及由于苏联走上霸权侵略道路，最终八十年代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促成亚太经济带最终成型。考察欧亚两个新经济带的形成，并且参照东欧经济带的成功模式可以发现，在新的以主权国家经济合作形成的经济带上，旧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投资与回报模式已经被彻底打破，平等是独立和主权的天然要素，在新的模式下，投资国所预期的回报是建立在受资国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发展和繁荣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家的独立地位，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类似殖民资本主义时期的集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强权中心。

工业市场以种子模式扩张彻底改变了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中心格局，出现了新的板块格局。当前在国际经济板块中首屈一指的是北美经济板块；其次是以老牌发达国家组成的西欧经济板块，该板块在东欧经济带解体以后，正在与东欧各国的工业市场进行整合；再次是亚太经济板块，这是目前崛起最快的经济发展地区；后面是急起直追的拉美经济板块，包括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墨西哥；而西亚和非洲仍然在走向真正的民族经济独立的道路上探索。经济和政治军事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经济实力的强弱严重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实力，而隐藏在经济繁荣程度之后的工业文明的新旧扩张模式，则直接关系到该地区保持政治独立和国际平等地位的能力。西欧是新经济模式即种子模式发展最成熟的地区，虽然处在北约的框架下，但是因为在经济上具有相当的实力，保持了经济独立性，从而政治军事上也具备了相当的独立性，在与美国不断进行经济交锋的同时，也可以在军事上就集体安全或者集体不安进行分庭抗礼的交涉，很明显，对于欧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美国都没有控制能力，盟友关系的维持含有相当大的传统成分，一旦发生较大的厉害冲突，合作前景并不明朗。亚太板块还处在成型期，内部矛盾比较复杂，美国正在充分利用亚太板块比较破碎的现实条件，继续维持其在亚太地区传统的控制地位，但是从长远看，这种手段的成功率未必高，亚太的过渡只是一个过程，从总体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实力而言，亚太区已经具备了抗衡美国霸权的基本条件，所欠缺的是内部的进一步整合。拉美经济板块已经成型，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态势，但这一地区一直是美国的后院，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还没有完全摆脱经济和政治军事上的弱势地位，受到美国干涉较多。西亚和非洲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实力还有欠缺，美国在这些地区得以继续使用传统的殖民手段掠夺资源，动辄以制裁相威胁，甚至以武力相加。由此可见，在工业文明扩张两种模式交替的过程中，传统霸主美国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其霸权手段的施展方式及有效程度的不同的，显示出层次性的差异。

这种层次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今天的国际政治格局：由于欧洲强劲的实力，采取联合和协商的方式；对于崛起的亚太，采取分化和拉拢的手段；对于处于上升阶段的拉美，采取抑制和开采的策略；而对于经济军事落后的西亚和非洲，则采取公然的掠夺手段，为占有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动辄以制裁和武力相加。在今天的国际生活中间，霸权的威胁是全球性的，对于超级势力而言，欧洲是已经失控，拉美是尚未失控，西亚非洲则是还能控制，于是处于失控边缘的亚太就成了加强控制的重点。由于苏联的衰变，经济军事全面对抗的冷战冷和格局已经成为历史，美国一家掌握了世界一半以上的军事力量，而亚太则控制着世界经济的一半，太平洋两岸的对抗格局已经形成，美国的战略重点向亚太倾斜势所必然。

霸权是对世界和平最严重的威胁。二十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由于对战争规律缺乏了解，对战争的后果估计不足，二十世纪不仅发生了两次世界性大战，小的战争更是不计其数。一战的口号是为生存而战，就是要在弱肉强食的国家丛林中，为自己争夺在阳光下的地盘；二战的口号是为自由二战，冷战的主题是为意识形态而战。如果二十一世纪人类又不幸发生战争，它的主题绝对不会是为人权而战，恰恰相反，是为国家主权而战。前面说过，新的工业市场的扩张模式是以独立的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主权国家在接受投资的时候，无疑会将本国的发展放在首位，按照本国的经济建设特点有选择地利用投资，这就必然会造成受资国发展快于投资国的现象，而这恰是投资国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投资国要想随心所欲地操纵利润，就必须首先剥夺受资国对投资项目根据本国发展需要自由选择的权力，进而干涉别国内政，逼迫受到损害的国家奋起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战。从理论上说，这种不义战争将会遭受到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反对，最终是注定要失败的。

然而世纪末的现实的经济疲软确实加剧了战争威胁。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同时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它必须为国内最具实力的经济集团服务，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由于在世纪末经济陷于衰退，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欧美发达国家的右倾表现已经越来越明显，通过承诺减少税收来拉动投资在竞选中成为最诱人的口号，而关注平等的增加工资或者福利却备受冷落，社会下层的实际收入出现下降而少人问津。为了更加有效地掠夺资源和占有市场，战争成为必要的手段，然而战争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又会消耗资源和破坏市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最好是把战争强加于那些资源丰富、市场发达而又国小力弱的国家，如果能够迫使该国政府屈服，自动放弃部分国家主权，那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了。这时候如果需要一个借口，那么人权高于主权就是再好不过的了。此时，巨大的南北差异成了引发战争的现成因素。

在看到战争威胁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新经济模式所引发的以主权国家交融互补而形成国家集团经济带的共同繁荣模式带来了新的稳定因素，同时又有效地抑制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新经济模式是一种新型的集体安全模式，即集团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直接影响到整个集团的安全与发展。新经济模式所造就的集体安全模式是建立在经济互补、共同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的，不同于建筑在道义基础上的理想状态的国家平衡模式，这种集体安全模式具有一损俱损的现实危害。二十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包含了沉醉于过去的经验，对于德国的崛起和过度抑制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的失误。同样，在七八十年代，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不仅造成了国内经济的落后，也给整个东南亚经济的整体繁荣带来了损害。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处于经济共同体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是该经济网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个国家通过努力取得成绩，它的发展进步繁荣强大都将在经济共同体中自然取得相应的位置，沉醉于过去的辉煌或者追求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只会给本国的发展带来损害。亚太地区在经济互补得到加强，在创造了经济繁荣的同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倾向反而有所扩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超级大国利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旧梦或者幻想，拼凑幼稚园集团，后者充当婴儿国家，接受保姆控制，甚至不惜对外充当别国的桥头堡，对内依靠祈祷亡灵维持幻想，这种自欺欺人的虚无政策最终只会损害本国家本民族的根本利益，从而也造成了亚太的分裂。这种危险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很可能会重蹈德国法西斯由极端偏激最终走向覆灭的覆辙。而要保持亚太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每一个国家应有的地位，就必须借鉴欧洲在二战以后的成功经验，既承认德国应有的大国地位，又坚决抵制其大国沙文主义幻想，从而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共同建设一个繁荣稳定的新亚太经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