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富学家
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最近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论坛发表讲话，抨击平均主义思想回潮。厉以宁发出这种声音，针对的是“有些报刊杂志讲，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均。”他认为“对这些观点不是不可以做参考，但中国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平均主义思想占主要地位。”
批评平均主义当然有道理，但是厉以宁却由此回避了实质性问题。事实是，现在一些报刊强烈呼吁的是收入分配不公，而不是不均。“不公”和“不均”在根本上是两回事。厉以宁以“不均”代替“不公”，进而批评平均主义，是在转移人们的视线，回避实质问题。
今年“两会”曾有记者对朱镕基总理提出规范社会分配秩序，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总理根据1999年的调查和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0.39，认为收入差距接近于国际认为的警戒线水平。但如果正视现实的话，这恐怕只是一种非常保守的估计。总理谈到城乡差距、在岗和下岗职工差距、由于垄断造成的行业差距等，触及了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似乎还不够。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进而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改革总设计师的设想。中国的国情需要这样的发展思路。经过多年的发展，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但问题是，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到底是靠什么先富起来的？
事实上，现在人们意见最大的，是由于权力寻租而造成的一个特殊阶层的暴富。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期，法律尚不健全，制度不尽完备，市场还不成熟，这些人钻法律的空子，钻制度的漏洞，利用手中权力，大搞权钱交易。谁都看得到，许多大型工程项目承包的暗箱操作，国企转制中的“放水”现象，以及权力掌控下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使得这部分人的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与这些拥有天文数字般财富、挥金如土竟豪奢的大款巨富相比，我们看到的是广大城镇下岗职工生活贫困，锅里没有肉，孩子读书难，再就业机会少。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种分配不公。
其次，垄断经济造成了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首当其冲。他们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优势，靠行政权力，搞垄断经营，死活不肯放权让利。尽管现在反垄断呼声甚高，但它们仍是一副“我搞垄断我怕谁”的无赖架势，为的无非是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这些行业的高工资、高奖金、高福利、高待遇，是建立在与广大消费者进行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基础上的，是对消费者的不公，是对其它行业的不公。
税收制度同样需要对此进行有效调节和制约。“税收是我们为文明所付出的代价”。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制更应该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手段。在发达国家，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缴税，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劫富济贫”，是国家走向发达和文明进步的要素。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还不健全，偷漏税现象更是屡禁不止。朱总理所提出的“收入最高的应该交45%的税”的目标一天不实现，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就会多存在一天。
靠聪明才智创造财富，靠正当手段发财致富，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像比尔·盖茨，没人认为他赚的是不干净的钱，更没人无中生有地指控他有过偷漏税行为。在中国，一些人靠不正当手段，或者靠行政垄断在短时间内聚敛起大量不义之财，既不能律己，更不能服人。一些报刊提出了不容忽视的分配不公问题，道出了民众积郁已久的的心声，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分配公正首先要依赖制度公正。建立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堵住法律漏洞，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对于当前中国，是紧迫而切近的任务。以信用为本，用合理手段，走公正程序，通过市场公平交易，以此积累财富才是人间正途，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智慧有高低，手段有不同，方法有分殊，所获也就有多有少，但只要是以公正为前提，人们就会心平气和地接受“不均”。须知，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大锅饭”心理正日渐淡化，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中国人已不再是几百年前高呼“均贫富”的起义农民。
当然，这并不是说平均主义已经根除。平均主义当然还有一定的土壤，应该批评。但是，当收入和实绩挂钩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时候，当年薪制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推行开来的时候，厉以宁先生批评的靶子是否打歪了呢？“大锅饭不是一个锅。”他的这种比喻很形象，也有新意，说得也好。不过，如果是回避了实质性问题，说得再好，也不免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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