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前瞻

王逸舟

冷战已成为历史，世界在急剧变化，21世纪即将到来。面对新的形势，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探索和酝酿着新的研究重点。在笔者看来，下面几个方面的研究也许需要更大的关注与投入。

（一）全球化进程的利与弊

在中国，全球化研究始于90年代初。开始时，人们谈论较多的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尤其是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给各国各民族带来的好处和积极影响。随着近几年问题一面的凸显，特别是由于近一时期由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的加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止是学者）认识到：第一，全球化既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也是一把“双刃剑”，对接受者来说利与弊兼而有之。例如，金融和货币领域的自由化措施，既可以增强各国吸收外资、打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也可能增大各国、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遭受国际投机资本打击，甚至诱发国内社会经济动荡的风险。第二，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尽管它确实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内容之一，但又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经济进程，而是包含着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种成分，近年来它向世人更充分地展示了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复杂后果。第三，各国发展的经济起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时，不能不有各自不同的战略考虑及政策取舍。第四，尤其重要的是，就我们自身而言，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哪怕单单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人口及幅员大国，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必须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问题。这样，我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面临的挑战就应运而生：为什么说全球化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不介入行不行？面对全球化的所谓“大势”，我们怎样选择、又何以“创造性”地进入？什么样的“进入”才既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又有利于人类共同的进步？这种“创造性”如何量力而行，有理有利有节？

（二）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事务中一个愈来愈明显的现象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国际规范对于约束各国行为变得更加有力，国家关系及国际交往中更多采取了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针。应当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增大的结果。这里谈论的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其实是一些相当宽泛的概念，覆盖着众多的领域和问题。如果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在后冷战时期的增强，只不过是旧的两极体制瓦解的一种反映，那这种趋势当然值得欢迎、值得推动，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它同时也给新局面下的各国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就那些成文的公约或多边协议而言，人们会问：是谁制定了这些制度、规范与合作方式？其间是否包含着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国际力量格局的旧的特征？是否公正、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仍然符合及适应新世纪到来时的时代变化？当现实中国际制度与规范出现问题时，比如说某些国际组织对民族国家的干涉超越了一定限度，或者，某些国际约束严重妨碍了各国政府行使主权的时候，自然会有更多的疑问与反诘出现。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有同也有异：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有维护主权、捍卫发展权的重大利害关系；然而另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也在相应增加，这次我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就是一个突出事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同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有的国际合作？在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如何思考新形势下主权的实现形式和各种途径？在承认某些国际规则的同时如何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必要的平衡？

哪些国际规则仍有进步意义，哪些不够合理、公正？哪些属于我们暂时无法接受、但从长远角度讲必须遵守，哪些属于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但今后要逐渐加以改造的对象？

（三）国际社会与国际道义问题

在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时，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的困惑：一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世纪都更看重国际社会的群体价值及其道义标准；联合国安理会日益增多的维和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强化的干涉措施，以及全球范围的生态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加上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工具的作用，都一再提醒世人，国际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已越来越不容忽视，各国不得不重视某些共同的道义尺度。然而，另一方面，旧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相反，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它们仍然无视一些公认的国际准则而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或者改头换面地以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的名义出现，从而使国际道义的权威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衡量，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都有理由更多地关注这一困惑，尽自己的努力作出回答。依笔者管见，这方面有三个一般性的问题需要研讨：第一，所谓的“霸道”与“王道”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霸道”之后才有“王道”，还是“霸道”混杂于“王道”之中，甚或说“王道”只有通过“霸道”方能体现？第二，国际道义的源泉来自何处？是源于康德所说的“人类向善的本能”，还是国际上无数历史经验教训的积淀？第三，国际社会的实质何在、发展趋势又如何，其价值观靠什么建立？它是一个先验的东西，还是表现为演进、变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还需要联系我们国家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探讨与国际社会及其道义相关的战略策略问题，例如：如何认识国际社会及其道义在“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不同时代的各自性质？中国对于建设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人类新世纪，应当有什么样的新贡献？在保障本国发展的第一位需要与改造旧的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呼吁之间，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取舍余地？在新的世纪里，占当今人类1／5的中国人，如何使中国政府参与创立并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加充实和发扬光大？

（四）国际安全的新形势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像国外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自动导致“和平的千福年”。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遏止不恰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范围更大程度的稳定与安宁，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

不过，在国际安全形势方面，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首先，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济因素（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此外，目前仍未止息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只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建立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国家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我们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社会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共同安全”、“协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当然，不能否认，少数军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真正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地位。这种消极现象，亦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了不少困惑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

（五）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

纵观当今世界，变革与发展决不只是所谓“转型中国家”的事，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国家（包括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在冷战结束之后，无不在根据变化着的环境和任务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包括内政和外交两方面），无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作各种谋划及准备。就我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点而言，进行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并从中获得借鉴启示，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从理论上讲，外交的转型并不是当代独有的现象，它发生在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所有阶段上。然而，在当代条件下，确有一些独特的新内容新趋势，值得跟踪研究。例如，人们不仅在最近半个世纪里，观察到了世界由“战争与革命”朝“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变化，而且更在最近的几年内，目睹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及科技的一体化趋势、全球政治与理念的多极化趋势等历史性事件，所有这些当代史实都不可避免地给各国新时期的外交留下深刻的印记，并且对于塑造未来的国际关系发生久远的影响。因此，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要客观而充分地记录历史，认真汲取正在流逝中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一定的战略思考和前瞻性说明；它可以告诉人们，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比较，为什么更加专业化、“与国际接轨”的外交是必需的，为什么外交工作不能不变得更加多层次多渠道，为什么外交决策过程有可能更加立体化和科学化，为什么国家的整个对外政策既服务于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又同时受制于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贸易的或其他经济技术的手段比传统的武力方式更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什么国家间的利益和矛盾很难用一个尺度权衡及应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我们能够系统深刻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对这些问题加以梳理和说明，能够在理论层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说必能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