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

　　我看你（黄佶的《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一文）的后期的观点是理想化的思想，要想实行几乎不可能。贪欲是无尽的，欲壑难填，在市场经济下，公务员、官员的工资永远比不上老板的收入，按照现在的公务员收入（我这儿），已经是很好的了，为什么仍要贪？个人私欲加上缺乏的监督！

　　新加坡等西方国家的高薪养廉，是有相应的政治制度配合的---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选举公开。

　　一国元首也躲不过被人揭丑事，就是因为有不受政府控制的新闻舆论。无论是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证明一点---新闻工具不能受政府控制。

　　会有人驳斥，不受政府控制，岂不是全国混乱？长篇大论就不说了，就以美国为例子，它乱了吗？没有！稳步发展！有严格的法律管制，谁敢乱来？

　　随了公正的舆论监督，还有公正的选举制度。

　　现在农村的选举，受到来自上级的干涉，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不被上级承认，理由最多的，就是干部不愿当绵羊，只向村民负责不向镇、县负责。于是，镇官报县官，说这个干部有"不良"动机，县官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也默认了镇官的干涉。

　　在这个时候，如果舆论工具能公正地把事情端出来，让天下人知晓；独立的司法制度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审判，那就青天再现了。事实上，现在做不到这点。

　　现在许多政府机构都设立廉政监督员，也有反贪局，只是这些"员"、"局"不知发挥过什么作用？目前为止未见有报道说某某贪官是这些"员"、"局"揭发出来的。当然啦，监督员都是些什么"长"、"主任"之类的，同一间庙里的和尚，念的是一样的经，关键时刻还不是保持一团和气？

　　经济制度是与政治制度相配套的，采用了人家的经济制度，却拒绝人家的政治制度，想保持什么"特色"，结果是产生有特色的腐败---一揪就是一大串，官商勾结、黑白为伍。西方国家的腐败丑闻都只是一个两个而已。

　　你说：

　　　　1，实行高薪养老。正常退下的干部（包括国有企业干部），退休工资为原来的两倍，并随原管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同步增长；

　　　　2，国家根据原行政级别或者政绩（业绩）给予特别津贴；

　　　　3，适当调整原离退休干部经济待遇，以不致产生过大的断层；

　　　　4，本人去世后，其配偶仍可继续享受以上待遇，直至去世。

　　如果这样可行的话，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就不会贪污了，他们的待遇比你的设想的好得多。

　　你说：

　　　　1，规定一个期限，例如 2002年7月1日（模仿二战诺曼底登陆，简记为 D 日）。在 D 日之前主动清理、上缴全部贪污腐败所得者，将永久保密，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注：很多贪腐者实际上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状态，不敢动用贪腐所得。此项措施可以使这些人摆脱包袱，从而实现前述原则之二、三）

　　　　2，如果隐瞒部分贪腐所得，在 D 日之后被发现，将按照全部贪腐金额治罪；（注：很多贪腐者抱有侥幸心理。上述两项措将施迫使他们提前进行"博弈"，会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太顽固者主动交代，减少清腐工作量，孤立顽固分子）

　　3，D 日后的新贪腐行为，一律严惩。

　　这样的措施实行不次多少次了，结果是有目共睹的---越贪越大。如果我是贪官，我懂得怎么钻空子了---拼命贪上三百万，在限期前交上一百万，主动辞职。然后携上两百万到移民外国。若事情败露，在外国隐姓埋名；若没事，就回来享福。事实上败露的可能性很少，因为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跟知情者扬言：你敢揭发我，我收买某个官员整治你。

　　你说"反腐应该坚持三个原则：

　　　　1，实事求是的原则：

　　　　应该认识到很多官员的贪污腐败并非完全出于个人主观意愿，而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例如上级腐败，下级不得不跟着腐败；

　　　　2，平稳过渡的原则：

　　　　整治腐败现象的同时，仍然要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同作心脏手术时仍然要保持全身血液正常循环；

　　　　3，尽量减少打击面的原则：

　　这是实现上述第二条原则所必须，也可以保证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惩治腐败现象，应该以"治"为主，以"惩"为辅。

　　你的这三条原则，只能助长贪污。实际上，这三条原则也是长期实行了的，无需你的建议了，但效果众人皆知。

　　外国元首死了，如死了一普通人。国家政局不受任何影响；而中国死了个领导人，得小心布置，唯恐出乱子。为什么？

　　西方国家的元首，完全是执行公务，他做对了，舆论拥护他；他做错了，舆论批评他；他若死了，那就由人民自己来说话，再选一个元首。这样的制度，又怎么会乱呢？在美国，即使你把贪官全部抓起来，政府仍然能正常运作。但事实上，在美国，你很难抓到一串的。

　　因为外国的政治机构是相对独立，又互相牵制。即使白宫被炸掉，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死掉，美国的军队还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不会混乱。

　　看了你这篇文章，我怀疑你是不是闭门造车者，全然不是外国情况，不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以上内容，我举美国为例，不是我崇拜美国，而我以美国作为代表。不过，美国确实有许多值得崇拜的东西。

再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采取渐进方式

---黄佶答闲云先生质疑

　　闲云先生，您好：

　　很感谢你的来信和直言不讳的批评。

　　这篇文章（黄佶：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不是研究性的学术论文，应该属于"思想随笔"之类。把它发表出来，主要是提出一个观点：

　　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可以、而且也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

　　从反腐败入手，是因为在所有政治问题中，惟有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共识。其它如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等，中国还难以进行。

　　虽然彻底反腐败需要后两者，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后两者能够实行了，再来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好象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承包等开始的，而不是一上来就搞市场经济、搞股份制。

　　如果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从股份制开始，中国可能至今还没有开始搞经济体制改革。

　　一步到位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痛快，但是涉及的面太广、深度太深，失败的危险性也大，万一失败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我认为这是中国迟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

　　从事政治活动，不可能作到理想化，有时候距离最短的捷径，恰恰是苦难深重的弯路，而渐进式的改革，看上去缓慢，但是往往能够达到目的。

　　我对国外的了解也许是粗浅的，但是对中国，我还是非常了解的，这种了解不是体现在掌握了多少数据，而是长期生活在这个文化和政治环境中所形成的直觉和下意识。

　　我提出的这些反腐败措施，基于我对官员们的观察。

　　1，很多官员不愿意贪腐，但是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来自（1）贪腐者的敌视；（2）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需要；（3）亲友们的不解。

　　2，很多官员小贪小腐。这是周围环境造成的，你不贪腐，别人反而不理解你，反而歧视你、敌视你。

　　3，很多贪腐官员惶惶不可终日，贪腐来的钱物不敢使用。

　　4，大贪大腐，肆无忌惮，大肆挥霍，不怕坐牢不怕死。

　　我们不能认为所有官员都是第四种人，而必须看到，前三种官员是绝大多数。第四种官员因为得到广泛报道，所以才特别引人注目。

　　我认为，中国反腐，要综合治理，要两头施力：

　　一头是打击，提高贪腐的成本。

　　获得任何利益都需要支付成本，如果获得某种利益需要支付很高的成本，人们就会停止追求这种利益，或者大多数胆子较小的人会停止追求这种利益；

　　这方面中国已经全面展开工作了，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另一头是利诱，提高不贪腐的利益。

　　但是这种利益不应该给官员（不应该搞"高薪养廉"），因为中国目前不是官员太少，而是太多。这种利益应该给不作官的人，例如教师、科技人员等。这可以诱使人才离开官员队伍，流入教育和科研队伍。

　　降低对民营企业的限制，提高创办和经营民营企业获利的可能性，也是一种利益诱惑，可以使人才流向实业（包括商业等第三产业）。

　　增加不贪腐、不作官者的利益，实际上也等于提高了官员贪腐行为的机会成本。

　　提高机会成本的作用，绝对不亚于加强惩处力度、提高贪腐行为直接成本的作用。因为惩处力度不可能无限制提高。

　　中国目前在惩处严重犯罪行为时，存在一个问题：重直接打击惩处，过分依赖"从重从快从严"来提高犯罪行为的直接成本，但是轻（轻视、不注重）广开财路、鼓励创业、降低民营企业和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来提高犯罪行为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不重视间接地提高犯罪成本。

　　通俗地说就是：除了严惩犯罪分子，我们还应该给老百姓（包括潜在的犯罪分子）以生路，使他们觉得铤而走险不值得。

　　如果想经商却拿不到执照，想种地却得不偿失，想作生意却税费太重，想开工厂却处处受刁难，人们当然要铤而走险，令政府防不胜防。

　　更通俗地说就是：治水（犯罪）不能光依赖"堵"（事后严惩），还必须加强"疏（通）"（广开生路）。

　　根据以上思路，反腐斗争应该综合性地全方位展开：

　　1，严惩贪腐者。目前对已经暴露出来的贪腐分子的惩治的确是严厉的；

　　2，争取未暴露者。办法是一头施加巨大压力，一头以巨大利益引诱。例如设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一次性的限期，在限期前坦白上缴贪腐所得者，可以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一边是受到严惩的可能性，一边是得到解脱的确定性，除了第四类顽固分子之外，其它"意志不坚定的"贪腐分子，其行为取向应该是很明确的。

　　3，降低作官乐趣。迫使官员队伍产生负人流，在利益的驱动下，官员觉得还是经商、办实业、教书等合算。

　　4，降低民营企业创业门槛，减少限制。使中国的人才流向实业。

　　5，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吸引中国人才进入教育和科研单位，而不是拼命想作官。

　　可以把计划用来"高薪养廉"的钱用于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这可以一举两得：既提高教育事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又减少作官对人才的吸引力。

　　6，提高退休官员待遇，用利益来驱动老年官员尽早退下来，鼓励官员不贪腐。

　　对老年官员和中青年官员应该区别对待。不能认为老年官员也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老年人有一个重要特点：希望平安度过晚年，希望子女孙辈平安。因此，在经济条件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他们不会铤而走险。

　　"高薪养老"花的钱要比"高薪养廉"少，但是前者效果好得多，后者几乎没有效果。

　　反腐败和打仗一样，也应该分化瓦解敌人（贪腐分子），不能认为他们是铁板一块，一味强攻。应该在严厉惩处顽固分子的同时，网开一面，用利益诱导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取向。

　　我承认我的思路和方法可能很不完善。在民主的政治体制尚未建立起来、没有强大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反腐斗争也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也可能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进行的是政治活动，不可能在条件完全具备以后再开始起步，我们只能"带着镣铐跳舞"、扇着"沉重的翅膀"起飞。

　　那些必需的外部条件，例如舆论监督等，实际上也是逐步形成、逐步完善的，其尖锐程度也是逐步提高的。退回去十年，"焦点访谈"和《南方周末》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想象的。

　　能够收看到各地卫星频道电视节目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几乎每个地方电视台都已经有了类似"焦点访谈"之类舆论监督、曝光阴暗面的节目。

　　实际上，政府惩治贪腐的斗争，正是新闻媒体扩大自己对政治生活的干预程度、提高舆论监督力度的重要契机。执政党默许新闻媒体大曝阴暗面、大打擦边球，也是因为反腐斗争的需要。

　　原来反对民主选举的人也会通过反腐败斗争"屡战屡败"的现实，受到教育，改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