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末的忧虑

临到世纪之末，我突然发现自己心中充满不安和忧虑，原来的期望和信心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这种不安和忧虑难于言说，但直觉和理智都告诉我，它们虽然游离不定，却真实存在。它们像地平线上方的阴云，虽然遥远，看到的却不止我一个人，我们感觉到一种威胁。

让我尝试表述这种不确切和不明晰的担忧。

我的生命，大致从本世纪后半部分开始，在我之前，人类曾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从我开始懂得世事时，我亲自目睹和进入了10亿中国人经历的、历时整整10年的大悲剧。在我的心目中，世间最可悲者，无过于谎言扼杀了真理，人间最可恶者，莫过于以奴役剥夺自由。人降生于世，常常不是沐浴着光明，而是被黑暗笼罩，这是人生的不幸。但是，因为毕竟有盗窃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使得生命既充满苦难，但同时也在悲中显现出美。

本世纪向终点迈进时，似乎给人一种希望。真理虽然未能最终确立，但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因为谎言已被粉碎。自由尚未完全获得，但人们只待最后的时机，因为那不可阻遏的大潮已经向我们脚下奔扑过来。

但我未料到人心是何等易变！最近，我不断听到有人说，真理不但不可昭示，亦不可追寻，因为它已随着语言意义的消解而不复存在，谁还要企图把握真理，他就是妄图重建思想垄断和文化专制，因为他会利用手中的真理去征讨和宰制别人。同时，正义与非正义，光明与黑暗的界限也不复存在。比如，当我谈论“文革”中的荒唐和恐怖，文化的毁灭和精神摧残时，有人悠然抨击我思维方式的过时。他们说，“文革”十年不过是另一种话语系统，它和其他时代的话语系统在价值上无高下之分，任何话语系统都平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解读或解构的文本。当我谈到宗教裁判所、集中营和斗争“牛鬼蛇神”时，我语气中的谴责和愤怒招致了挖苦和嘲讽。据说，自由与奴役，进步与反动这类两极对立的词汇，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当谎言大师把粗鄙的意识形态当作历史强加于人，有人却根据世界最新学术潮流宣称：“没有历史，只有现在对于过去的主观解释！”

令人惶然的是，那些否定意义的人往往给自己的主张赋予最强烈、最僵硬的意义，常常以什么‘’主义”、“思潮”相标榜，还要和当代西方最时髦的流派挂钩。如果不存在确定的标准，那么每个人、每个集团、每个派别部既是中心，又处于边缘，但这些人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置于圆心和前卫地位。实际上，他们不是真正否定标准，而是“以我为标准”，他们不是真正认为意义已经破碎，而是标新立异地以“无意义”为最高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 有些人一面攻击具有古典情怀的人怀抱着过时的社会功利观，可笑的使命感，一面把自己的园地经营得硕果累累。他们一面潇洒地赚名取利，一面搞党同伐异。他们巧妙地把成名在先的人颂扬为第X代，又顺理成章地把自己定义为X＋1代，同时警惕有人自命为X＋2代。

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困惑，它似乎每过三个星期就创造和淘汰一批英雄，它似乎时时在宣告：没有永恒和长驻不变的东西，当下就是一切，世界没有本来面目，人们把它说成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我不禁要对即将离去的20世纪作一番打量。

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实际上是处于20世纪之外。20世纪的信息，只是在经过筛选、扭曲之后，才断断续续地传达到我们这里。外部世界的形像，只是经过反复的折射和变形，才让我们瞥见到一点片断和碎影。对整整一代人而言．我们并没有经历20世纪。我们生活在中世纪的惯性和阴影中．我们的思维和情感都与20世纪脱节，我们的心理不具备直面20世纪的承受力。

我们以前一直遵奉神谕，一旦偶像不复存在，我们的信仰大厦倒塌得如此彻底，连基础也没有了。以前的“真理”是那么森严可怖．现在，人们在嬉皮笑脸的神态中，在亵读神明的口气中充分体味到了一种快意。我们没有心力去考虑多元真理的重建，我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一边在海上航行一边修补、建造船体，我们一旦失去地基，就无法建设。

我们以前的规则很不合理，少数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多数人动辄得咎。人们不管毛病是出在遵守规则本身，还是以前的规则不对头，因此，现在一有可能，就不要规则，还包括不守诺言，不讲信义。

推而广之，有人把当代的哲学主流、美学原则、伦理基础、创造秘诀都理解为抛弃规则，最彻底的抛弃是不要语言规则，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故意粗暴犯规，以此追求创新。抛弃规则带给人一种虚幻的希望，我们在思想上、精神上、理论上的后进，是依据一定规则衡量出来的，一旦抛弃规则，我们可以在相对主义中获得满足，甚至自认为在潮流中领先。

我们是撞上了一步登天的好运，还是陷入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不幸之中？

我认为是后者。

我们的不幸，在于躯体和灵魂的分裂；我们的不幸，在于现实的落后和思想的超前；我们的不幸，在于对待实际问题近乎麻木不仁的耐性和精神上的急不可耐与跳跃。

当我们身陷囹圄时，我们自以为认识到了必然，从而是自由的。当我们需要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时，我们唯恐“复辟”，全然不顾语义上的矛盾：对从未有过的东西不能谈“卷土重来”。我们从未有过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却津津乐道于“上帝死了”的口号。我们从未接近过康德，却以超越理性自居。我们从未解悟语言、把握意义、确立价值，却要解构语言、消解意义、粉碎价值。

唐·吉柯德与风车作战的事迹，决不仅是一个古老、遥远的故事。

诚然，你可以像美国人那样进麦当劳，玩呼拉圈，但如果你要像别人那样弄“后现代”或“反现代”你可得当心！你须问间自己，我们何时现代过？

只有确实崇高过的人才有资格言“畏惧崇高”，只有确实自由过的人才能谈“逃避自由”，就像只有吃过甜葡萄的人才可以嫌葡萄酸一样。

黑格尔说过．一个真理，可以由老年人说出来，也可以由年轻人说出来，但在两种情况下真理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没有生活经验的人可以说出貌似深刻、充满智慧的话，这种事并不罕见。它在形式上可能是完善的，但缺乏生活的睿智。

关键是过程。从中世纪到现代，我们跨跃得太快，实际上我们只是头脑伸到现代，双脚还未跨离前现代，而我们的语言已经是“后现代”的了。我们是贪嘴的孩子，吃进太多的食物，来不及消化，还想不停地吃，于是边吐边吃。我们吃了许多，身子却很赢弱。我们实在是缺乏营养！

在本世纪初，罗素出版了《逻辑与知识》，在2O年代末，杜威发表了《确定性的寻求》。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理解大思想家说出的智慧．去体味他们摘取智慧之果的甘苦，却一下子乘直升飞机去占领反逻辑、反知识、反确定性的制高点，至于在文明的崎岖道路上有没有留下自己的脚还，我们倒不在意。

确实，可以说不确定性是20世纪的特征。人类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成几何级数地增长，但关于人类的精神，我们仍和以前一样茫然。对于生命的意义、生活的价值，我们亦不比柏拉图时代和孔夫子时代有更深刻的理解。人类现今已掌握了令人咋舌的支配自然的能力，但对于民族、社会的冲突却束手无策。尤为严重的是，人们并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应该干什么。仔细想一想，我们确实没有多少绝对肯定，无可怀疑的东西。我们不能靠别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经验证明，不论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圣人，还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圣言，都不可靠，都可以怀疑。

选择的权力操在我们自己手里。

但有多少人担当得起这种自由、这份责任？

我们比上一代人幸运，因为没有人可以用铁的必然性来箝制我们。我们比上一代人不幸，因为我们连一些理所当然的、起码的道理都没有把握。

不要以为自由是一种恩赐，自由亦不为声色犬马、随心所欲提供证明，自由将淘汰一大批不配享受它的人，就像气候和环境的变迁淘汰了若干生物品系一样。

不要以为解除了一切束缚的日子是最轻松最舒服的，试想一种没有任何负重，甚至没有摩擦力的状态。对于有灵魂的人，摆脱一切重力的轻是难于忍受的。

没有公认的理想而要奋斗，没有专一的目标而要前进，这谈何容易！也许，我们自身的价值仅在于探索本身，而不在于以一种新的理想代替旧理想。如果我们还没有创造出新东西，那么，最好的选择是坚持旧理想的基础，那世世代代绵延传承的、朴实的为人之道。

我不相信旧信念中没有任何合理内核，前不久，我曾为古典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感动，我听任自己受正义冲动的支配。我发现，不论是毫不起眼的市民，还是愤世嫉俗的青年，都服膺于某种旧式的神圣性。

我深信，在旧体系的大厦倒塌之后，原有的地基仍可供我们立脚。我还特别想提醒人们注意，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一概是全新的。抛弃经典的是非观．抹消正义与邪恶、勇敢和怯懦、慷慨和自私的区别，决不是抗衡媚俗，而是一种逃避。比如，我们不能把谋杀和强奸化解成语言问题，或视为另一种生存模式。

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审视自己和历史？可能有人会焦急，因为中国落后的时间太长了。这诱使人“走自己的路”，企图另辟蹊径，出奇制胜。但我认为，“大跃进”从来不会产生奇迹。可能有人会绝望，他们把20世纪末当成世纪末---仅凭这个语词，绝望和颓废感就会油然而生。但问题在于，本世纪走到头并不意味着人类精神共同毁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都得在21世纪生存。

鉴于那么多不可一世的先知都逃不掉预言落空的命运，我应该变得更聪明些。未来会怎么样，我们是否有救，这是难于预见的，最好的办法恐怕是保持缄默。

对于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说不出多少话，但对于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我却比较有把握。聪明的做法也许是，避免蠢行，然后等待命运的赐予。

当然，我们要耕耘。收获么，不要操心，自然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