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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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后，笔者原本以为国产文艺作品会有一些新气象，虽然跟时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中国的文化人或者艺术圈的所谓艺术行为确实不敢令人感到恭维。抬头往电视屏幕上一瞧，依然是皇帝与武林高手在献艺，各朝的皇帝都在忙着与几个女人调情，警匪暴力、武林高手、黑手则拉帮结派笑傲社会。一位政治家说，文艺作品是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前不久又听到一个这样的消息，拍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导演，又要导一出同名的芭蕾舞。对此，难免让人心生疑窦：从小说的妻妾成群，到电影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国旧社会的妻妾们的心理活动，值得在
21世纪的人们踮起脚尖欣赏吗？或许一次尚可，再次已显得多了，如今又要三次变成芭蕾舞向国内外推出，难道中国艺术家就找不到更好的题材了吗？ 当然，写什么内容的小说，是作者的自由；拍什么内容的电影，是导演和制片人的自由；但是，小说、电影里关注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却也或多或少反映着作者、导演和制片人的一些情趣，也可以或多或少的反映出这个导演的社会责任心。正如古惑仔系列电影，由于利用侠义道德美化黑帮主人公，宣扬玩世不恭的心态，致使大批青少年不论在说话、发行、衣着、行为上径向模仿，而足足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当文学家津津乐道女人的小脚如何有韵律曲线美的时候，当演员把奸臣的奴才相演得活龙活现并被某政府官员效仿的时候，当包二奶、纳妾行为从上到下泛滥的时候，当皇帝戏从第一个皇帝演到最后一个皇帝的时候……人民的忧患意识和中华民族的刚性就是被这么一些无聊之极的东西渐渐的消磨怡尽的。而我们的很多青少年则成为了“迷茫的新一代”，找不到方向，看不到未来。而此时某电影导演又要把妻妾成群剧改变成高雅的芭蕾舞，我们
不能不说他具有的只是一种令人悲哀的艺术敏感。
而这也反映了奴性的题材在中国仍然有广泛的艺术市场。某一些人把学习奴性当成一种生存的本领，甚至成为了一种可以骄傲的资本。某次吃饭一个司机朋友骄傲的说，他现在给某长服务，而他可以对同一个单位的副某长呼来唤去。所谓服务不是指对广大人民的而是所属性由公为私。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以及若干民众为什么要欣赏演员表演大奸臣的奴才相？因为他们认为从这里可以学到如何与上级打交道的本事，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里现在仍然是需要奴才的时代。
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人被分为许多个社会等级，官员可以奴役民众，高等级的人可以奴役低等级的人，男人可以奴役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低等级的人们为了生存，除了反抗之外，剩下的就是被动的和主动的被奴役。与此同时，高等级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必须把“下人”培训成为奴才。中国在
20世纪初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根源正在于官府社会把国民变成了奴才或奴性较多的人，因而失去了创造力、凝聚力，在面对世界列强的时候变得不堪一击，而把自己多年被培养出来的奴性发挥的淋漓尽致，也正是那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漫长岁月。一个民族一旦没有了那种立于世道“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刚性的时候，已经很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文化改革了。
一个国家需要一个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特别是在提倡以德治国的时候，我们的文化界更要坚持一种正确的文化路线，为我们的国民指引一条可以找到正确信仰的道路。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正气来源于他的世界观，而一个国家的正气来源于他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中国人人格意识的健全和整个中国的健康发展，除了反击暴力“黑文化”以外，也很有打击“奴性文化”的必要。(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