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儿子

(作者不详)

现如今的政治家多喜自称人民的儿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邓小平先生的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在这些政治家看来，能够成为人民的儿子，能够被人民承认自己具有做儿子的身份，实在是最大的心愿和莫大的荣幸。从理论上讲，做人民的好儿子也确实应该成为当代所有政治家（包括一切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

然而事实上则大相蒇谬，真正打心眼里视人民为父母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实在是寥寥无几。更有甚者，在论坛上某左派分子甚至为政治家们自贬身份、甘当儿子的说法打抱不平、愤愤不已，他说既然西方民主制度讲究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一定要让政府官员矮人三分，甘做人民的公仆呢？这不是人为制造新的不平等么？无庸讳言，这个假装天真无邪、公平正直的左派分子代表着一股子强大的势力即政府官员的心声，他们连做人民的公仆都觉得委屈，儿子就自然更不想做了。很显然，这种人在思想境界方面与邓小平先生相比不啻天壤之别，绝对不配做一个正派的政治家；并且由此也可以看出，左派分子连同他所代表的政府官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民，所以才会堕落到不知所自出的地步。

下面我就来简单分析一下政治家与人民为什么一定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首先要说明，政治家甘当人民儿子的观念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历代统治者及其大小官吏总是把人民看作儿子，把自己当成人民的父母，所以他们才理直气壮地对人民颐指气使，名正言顺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的反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政治上的表现，所以是一种被颠倒的反动观点。如今，这种被颠倒了几千年的观点又被无产阶级颠倒过来了，这实在应该感谢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

第二，是人民养育了政治家（或大大小小政府官员），而不是相反。

在那愚昧落后的古代社会，掌握权力的统治者为了证明自己权力的合理性，往往否认自己是父母亲生的孩子，而故弄玄虚地把自己说成是上天或真龙的孩子，如刘邦就说自己是黄龙和其母亲相结合的产物，于是断然否认了他和亲生父亲的血缘关系。到了近现代，随着科学思想的普及，再没有哪一个政治家否认自己是父母的孩子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政治家的父母也是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一般人，所以毫无疑问地属于人民的范畴，故政治家就自然一定是人民的儿子了。另外，从广义上讲，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政治家从襁褓婴儿到长大成材的过程不依赖于人民的哺育。在物质方面，是人民提供了政治家成长所必须的生活消费品；在精神方面，是人民创造出丰富而灿烂的文化启发了政治家的顽冥，开智了政治家的蒙昧。这就是政治家只能是人民的儿子最直接的原因。

第三，按照科学的历史观，只有人民的实践才是创造历史的源泉，而政治家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也惟有顺应历史而已，故只有无条件顺从人民意志的义务，却没有任何违逆人民意志的权力。然而无条件顺从即真心实意地顺从只存在于子女对父母的关系之中，这种顺从的基础只能是发自内心的纯真的赤子之爱，没有对人民有如父母般的诚挚热爱与尊崇，便不可能无条件顺从民意。这是正直的政治家一定是人民的儿子最主要的原因。

第四，从表面上看，政治家具有管理社会的权力，似乎具有在人民面前趾高气扬的资格，但是应该明确，这个权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人民所授予的，也就是说，是人民的抬举所致。有些人以为管理权（或曰政权）是靠枪杆子争夺来的，与人民是否授予无关，那是根本不懂得一切权力出自人民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其实，这种痴迷于武力夺权和武力维权的人只不过是偷鸡摸狗之徒，窃国大盗而已，实在算不得什么政治家的。如果承认管理社会的权力必然来源于人民的授予，那么当然也应该承认人民的褫夺权，那么政治家就必须在行使管理权时兢兢业业，努力为人民服务，以让人民满意为最高目的，否则便自动丧失了管理社会的法理学基础而遭到褫夺。这种情况就相当于一个家庭中由于父母年老体弱，于是把繁重的家政管理任务试探性交给其中一个年富力强、精明能干的儿子一样，如果管理得好，能够让父母满意，就继续管理下去，否则父母就立码解除其管理权，换另一个儿子来管理。这就是政治家一定要努力充当人民的儿子在法理上的原因。

一个好儿子必然孝敬父母；一个好政治家必然孝敬人民。所谓孝敬人民，不仅仅是尽力满足人民的衣食需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更重要的是体贴人民的喜怒哀怨、尊重人民的情趣好恶、保障人民意志的舒畅。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取消了人民的知情权、言论权、选择权，那就如同把人民当成了犬马一样来饲养，那就决不是人民的好儿子和合格的政治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