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离不开“农民领袖”的组织活动，这不是我们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它本来是一个事实。“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好像有自发性，但背后却存在组织性的因素，只是这种组织没有确定的形式和紧密的结构。不认识“农民领袖”问题，就不可能全面认识“群体性突发事件”问题。

一、“农民领袖”的主体是农村青年

思想家克雷孟索有一句著名的话：“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他讲的这个左翼思潮，也可以理解为激进政治立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体验，具有较大的普遍意义。

青年，不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在心灵与思想发展的历程上都有其一致性，只是由于他们身处不同环境，思想的倾向不同而已。城里人有偏见，见乡下人到城里后目光散淡，乃至蓬头垢面，以为他们只是思考形而下的东西；有文化的人则以为农民总是保守，需要接受这样那样的教育。事实未必如此，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能思考形而上的东西，相当一些农民还在关心着国家的命运。

但青年的确容易激进，农村青年也不例外。克雷孟索的见解可以用经济学的思想来解释。激进政治立场是一种“风险投资”，投资回报的时间长，可预见程度低，而青年人有的是“年轻”这个资源。这个资源随着年龄的增加在消耗，所以，除非“头脑有病”或情况极为特殊，中老年人断然不会持有激进政治立场。

激进政治立场是组织程度很低的社会中维持领袖地位的必要条件。通常，年轻领袖对年轻的政治组织的控制力较弱，领袖地位极不稳固。试图获得成功的领袖必须给自己的组织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最有资格做领袖！而包含这个信息的最佳表现，便是领袖的激进立场。因为，第一，激进立场表明这个领袖敢于冒风险，而一般的组织成员正是要把组织的风险推给领袖的。第二，用以表达激进立场的激进口号，可以使领袖显著地区别于组织的一般成员，在组织成员还来不及了解领袖详细背景的情况下，提出激进口号便是领袖取得组织成员认同的最便当的手段。不采取这种立场，现任领袖的地位就有可能被其他竞争者取代，从而失去组织的保护，陷入危险的境地。激进立场是领袖们的生存手段，而非他们的本性。在政治组织还不够强大、组织程度还很低的时候，这种立场对领袖们尤其有利，离开这种立场则很容易被组织抛弃。在一些党派的早期历史上我们看到，那些优柔寡断、动辄与反对派寻求妥协的领袖，个个昙花一现，灰飞烟灭了。

二、农村目前存在滋生激进 政治立场的社会土壤

让我们先看看青年农民所处的社会背景吧。我国农村整体上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只是大部分地区的转变程度还很低。几乎没有例外，社会结构转变的代价的主要承受者是农民。青年农民对此有更深切的体会，因为他们最容易拿主流社会与乡村社会做比较。20多岁的农民对极左政治及其后果没有切身感受，但种种现实问题却摆到了他们的眼前：第一，城乡差别巨大，而农民要超越这种差别不仅受到才能和学历的制约，还受到“身份”的限制。第二，小规模家庭经营使他们的发财梦无法实现，更有各种沉重的“负担”使他们避之惟恐不及。第三，他们没有土地财产权，土地承包权事实上的不稳定使他们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经济的预期，未来前景是黯淡的、捉摸不透的。第四，进城的路只是“打工仔”的路，城里没有他们的未来；小城镇的户口差不多放开了，但那里没有多少就业机会。此外，农村日渐攀升的教育费用、结婚费用也在加重着他们的生活负担。

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直接刺激乡村干部队伍膨胀，这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且陷入恶性循环的祸根。任何社会的绝对收入水平都不能解释社会冲突，只有相对收入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形成的原因才能解释社会冲突。我国主流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引起农民的攀比，而在目前体制之下，在农村一切能够致富的资源中，最有效的是权力资源。尽管谁都清楚让农民致富并保障农民进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途径是现代农业。所谓现代农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土地规模经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农业，中国农业的主体还远未达到这个水平。在传统农业条件下种田谈不上赚钱，充其量只能混一个温饱。中国历史上农民日子最好过的时候，是维持一个“五口百亩之家”的生产条件，现如今中国大多数农民连这个条件也不具备了。于是，攫取权力资源，与权力连为姻亲，成为一些人最有效的致富手段。虽然农民人数众多，但他们过于分散，面对高度组织化的政府力量，他们整体上微不足道。

中央政府用传统手段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已经减弱，从地方信息的掌握到政令的落实，中央政府都在付出极大的成本。一个农民朋友告诉我，他们在全国人大信访办告状时，地方政府的警察竟然身着便衣守候在信访办门外，听说他们来自家乡，立刻团团围住，使他们不得近前。

遭遇如此社会境遇而又对极左政治没有体验的农村青年能有什么样的思想倾向？我推测并注意到的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宗教情感。因为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宗教情感就有可能越强。宗教情感来自对命运不确定的恐惧，来自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态。另一个是激进政治观。青年农民对极左政治缺乏体验，一般情况下他们对历史的体验来自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民间传奇故事，这使他们憧憬一种“完美政治”，包括完美的政治家和完美的治国之道。后一种农民我遇到过不止一位，他们喜欢动笔，动辄万言文稿出手。他们有一种惊人的使命感。

两个极端之间的景观一定丰富多彩，但对于我们把握农村社会的走向并不重要。往往是持有极端立场的人士会影响中间立场者。在一种缺乏紧密结构的社会里，正是持有极端立场的人士，才容易被推举为公众活动的领袖。

三、青年农民的激进立场使农村稳定岌岌可危

农村青年的政治压力如果被主流社会所感受，并转化为改革的动力，不也很好么？这是我们所希望的。青年农民本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某些历史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承担。

但是，上述两种极端立场本身与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并不合拍。关于宗教的功过是非这里不用费笔墨讨论了，但如果说它曾经在欧洲历史上起过制约王权的作用，并有利于近代资本主义成长的话，那么，它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当今中国的作用就值得怀疑了，至少它不会成为引导中国实现社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在缺乏紧密结构的传统乡村社会的夹缝里，倒是容易滋生邪教。请记住，欧洲正统宗教去掉自己的“邪行”，也只是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的事情。追求“完美政治”的激进立场也往往不是诉求民主政治，而是诉求“明君政治”。如果他们认为明君难求，便自己要登台显相了。这已经是中国历史上讲了多少遍的故事了。

可以作出一个大略的判断：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渐进改革实现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变，把农村青年所面临的问题逐步消化掉，那么持有上述两种极端立场的青年一定会显示出自己的能量来。按照克雷孟索的警世之言，现在20岁的青年，再过10年，也才30岁，没有遭受极左政治之苦的他们，热衷激进政治立场毫不奇怪。说白了，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发展不能弱化青年农民的激进立场，农村稳定就岌岌可危了。

四、释放农村政治压力平抑农民激进情绪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感受到农村青年的政治压力，以及感受到这种压力后能有什么样的改革举措跟上来。中国社会要进步，一定要不断释放农村的政治压力，而不是抵住这种压力，一不小心让它反弹、膨大，就会酿成难以控制的大事。

第一，要开放“城门”，把尽可能多的农民变成“市民”，并给他们平等的社会权利。不仅小城镇要开放，大中城市也要开放。不要以为农民进城会“造反”。城里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体恰恰是青年学生，是主流社会的成员。据对世界不发达国家政治事件的研究发现，热衷政治的是移民的第二、第三代人，而不是当代移民。农民进城短期内也许会损害城里人的些许利益，但换来的是国家稳定这个巨大利益，最终对城里人也有好处。工业社会或市民社会有一种天然的稳定性。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比，前者和风细雨，后者疾风暴雨，那是因为前者在当时更接近市民社会。中央政府该下大力气促使乡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

第二，给农民土地财产权，使他们能够憧憬“农场主”的发展前景。要让谁造反，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一无所有。农业作为最具竞争性的行业，应该尽快解决土地财产权问题。

上述两点相互联系，“城门”不开，农村人多地少，土地财产权的意义也不大；土地财产权没有，所有普通农民都想进城，城里能装得下？

第三，要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离散的社会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并很容易成为立场极端的领袖人物的基础。这种社会里，一些事变要么“不发”，要么“突发”，让人措手不及。这种规律也在各种农民事变中得到了证实。据著名农村社会问题学者米格代尔分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基础。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解。组织农民的办法，先是鼓励农民发展专业经济组织，政府只是帮助，决不要控制。到了一定时候，便可促使全国性的农民协会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