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

李方

我发现我莫名其妙地卷入一场争论：为什么北京孩子分数比外地孩子低，却能够上同样的大学。反对者认为这不公平，而我则试图为北京孩子说两句。

之所以说莫名其妙，是因为我从来不以自己是北京人为荣。别人问你哪儿人，我一般都说我山东人。但我的确是在北京出生，那时候父母刚来北京不久。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直到上小学一年级，还放过忙假和秋假，撒到地里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这段经历使我理直气壮地不承认我是北京人。

谈到北京人，有一点微妙的差别。一般来说，有北京户口的就是北京人，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确是北京人。但是，如果用文化去体会的话，北京人则往往指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而不是建国后进入北京的精英或者精英们的后代。至少在文革前后，这两种人彼此分得极清楚，老北京住在胡同里，新移民则住在“大院”里。当时“大院的”和“胡同的”势同水火，前些年风靡一时的王山的“天字系列”，讲的就是大院红卫兵和胡同顽主打架的故事。当时我还小，没有资格参与斗殴，但在回北京小住的时候，也意识到这种对立的严重性。作为“大院里的”，我最怕父亲吩咐我去对面胡同打酱油，要是让胡同里的小孩认出来，至少酱油瓶子是别想囫囵着拿回来了。我出了大院，远远兜个圈子，然后一步一步往胡同里捱，这时候，早看见胡同口一帮小孩正“照”我。北京话，“照”就是乜斜着你找碴的意思。走近了，对面领头的小孩一声断喝：“哪儿的？”我赶紧说：“三庙的。”不能说的太近了，但也不能太远，否则我就说是“牛街的”。牛街是老北京的回民聚居区，民风强悍，没人敢惹。总之当时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直到很多年后，我开始谈对象了，我媳妇她娘仍然隔三岔五地警告女儿说：“你要是敢找个胡同串子，看我不打断你的腿。”而我最终能娶到她老人家的宝贝女儿，不在于我多么优秀，完全因为我是大院的而不是胡同的，从而保住了她女儿的两条腿不被打断。

今天，北京的胡同正在成片地消失，特别是申奥成功，这个过程还将加快。也就是说，“胡同的”多半也开始住上楼房了，但生活习惯仍很难一下子改变。我家附近几幢居民楼，有一幢住的是胡同返迁户，夏天每到晚饭后，楼下马路边就跟下饺子似的，家家户户搬个小马扎出来乘凉，顺便拉拉家常。而旁边几栋“大院”搬过来的，楼下则人迹寥寥，都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尽管生活习惯各异，但彼此歧视的气氛的确越来越淡了，因为造成对立的地理环境已经消失。

我是“大院的”，王朔也是“大院的”，大院有大院的文化，王朔小说写的就是大院文化。读者一般认为那就是北京文化，我想这是不太准确的。真正的北京文化，应该是侯宝林侯跃华他们的文化，也是学舌洋人如大山们的文化，不怎么痞，带着点敝帚自珍知足常乐的味道。而王朔的文化，理想主义或反理想主义的，精英的或反精英的，牛逼烘烘的，则是北京的移民文化，有很强的优越感，打死不肯跟老北京人为伍。甚至，典型的王朔式的痞子语言，也不是老北京话，一开始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大院内部，只是当大院意识渐渐辐射到全国的时候，才被全国当然主要是北中国所接受。尽管我们在多少年里努力抹平人与人的差异，但不能否认，只有造成差异，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这个道理，看看自然界中风和水的运动就一目了然。大院里的人，特别是第二代，渐渐培养起某种贵族意识。就说大院里的姑娘们吧，即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要顽强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优越感来。不是大家都穿军裤吗，她们会把军裤重新改得特别瘦特别合身，她们还会好像不经意地把头发烫出一缕。这些作派，曾经让我那胡同出身的小学老师大加指责，动辄称她们为“洋流氓”。当然她对胡同的也不客气，一概称为“土流氓”。总之，只要不入她眼的，就全都是流氓。但她显然认为，洋流氓比土流氓更危险，因为土流氓不过好勇斗狠而已，骨子里不失纯朴可爱，而洋流氓则可能把人变成“资产阶级”，那将意味着教育的根本失败。最后当然是洋流氓占了上风，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阵子突然时兴女孩给男孩织那种一人多长的黑围脖，也可以算是洋流氓最后的遗韵。当时我们都穿军大衣，领子立起来，七缠八绕地把黑围脖安顿好，绝对是当年校园里最酷的打扮。

大院文化本来还是很不错的，文革中最早的启蒙就从这里开始，但后来让王朔语言给弄坏了，痞、不着四六、胡吹海侃得意洋洋不知羞耻。但这也不能全怪王朔，因为他不过是对大院语言进行了某种加工而已，骨子里的东西没有变。王朔式的大院语言或者说痞子语言之所以臭大街，是因为其在语感上明显受胡同文化及老北京方言的影响，尽管大院里的人都不情愿承认这一点；而且，大院的第二代由于自身的优越感，似乎开始有点八旗子弟的倾向。至少在我们大院，两极分化得相当明显，学习好的每年有一大批考上北大清华，而“车轮滚滚”的也不在少数，多少年后看见还是那副样子。

这就可以解释我为什么羞于承认自己是北京人了。作为大院出身，我承认我对胡同的老北京人抱有偏见，而且一般印象中北京人的懒、不思进取、平庸、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也多半是针对老北京人或曰土著北京人而言。而作为新移民的后代，外人一般印象中的自以为是、油、浮躁、没啥本事还牛逼烘烘，想起来居然跟自己的性格有很多重合的地方，自然还是不去张扬为好。北京人的确在全国的印象不太好，因此我也并不以自己是北京人为荣，很多时候尽量避免谈到这个话题。

一般我会这样回答：我是山东人，但在北京出生。

至于这回为什么起而为北京孩子辩解，主要是不喜欢反对者的语气。强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大致上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文化环境。北京的文化环境的确可能不太适合产生高分学生，但并这不完全是北京孩子的错，也不能完全说明他们笨或者不用功。环境造就人，他们只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而已。我们恐怕不能不承认，不同地方的文化环境是不同的，如果只以某种文化环境作为衡量标准，比如说更适合产生高分学生的那种，那么这对其他文化环境也是不公平的。大学的本义，如果我们认同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的话，那么大学的录取标准，自然也应该对不同文化环境里出来的孩子都给予机会，而不是简单地在分数上全国一刀切。事实上，全国一刀切的做法，不但现在，就是过去也从来没有过。

不错，分数是个硬指标，但经验也告诉我们，分数并不代表一切。就拿北京孩子在大学里的表现来说，他们的入学分数可能并不是最高的，但他们也有显著的优点，那就是视野开阔，思维灵活，不容易走一根筋。当各地学生纷纷热衷于搞同乡会的时候，北京孩子却很少有这种意识。他们大多为人随和，是集体生活中的润滑剂，适应能力也比多数外地学生更强。如果这些还不足为训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毕业后的表现，如果谁能指出北京籍学生总体上的事业成就一定比外地学生差，那么他就可以说服我了。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你考高分是为了什么？是仅仅为了当时满足一把吗？而在我看来，那无非只是一个手段，为了你将来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这才是目的之所在。

反对者们，如果你们不能证明北京孩子在事业上同样低能，那么单纯谈论分数的高低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或许会说，北京孩子在事业上也能够取得成功，无非是沾了北京户口的光，也就是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这是不错的。但是还请注意一点：这样的机会只在起步时才有意义，而事业起步可还远远不能跟成功划等号。或许这样思考更容易让人接受：我们假定在同一个单位里，比较北京孩子和外地孩子的表现，那么，你能不能肯定地说，外地孩子一定比北京孩子做得更好呢？

如果你仍然不能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那么我有理由认为你在谈论一个假问题。

对不起，谈得很散，对于浪费了您宝贵的阅读时间，我在这里说声抱歉。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