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向新世纪的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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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今天，如果中国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把“新秩序一”：即世界多极化作为唯一目标，日本当年构建“东亚新秩序”时没能跨过的障碍，同样会成为中国迈向新世纪的拦路虎。世界多极化中“极”的概念，现在还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极”与“非极”国家总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构成地区性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依附从属关系。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探讨“极”的定义，只想指出，可以将这些“极”分成三个类型。首先，美国作为世界的一极是无可争议的，这既是由于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因为它是北美洲的天然代表。欧盟将以地区共同体的形式成为多极世界中代表欧洲的一极；拉丁美洲国家也在积极谋求一体化，试图以集团的方式成为世界的一极，它们可以共同算作把地区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类型。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中国属于第三个类型，它们要想成为世界的一极，首先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眼下的难题是解决独联体国家的离心倾向，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重新凝聚起来。印度必须处理好印巴分治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才能成为多极世界中代表南亚的一极。日本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最为复杂，既要竞相处理好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又要解决两国之间的最终战略定位：究竟是由日本还是中国代表东亚，或者二者携手共创“大东亚”。孙中山和日本的理想主义者曾经共同倡导过建立在中日亲善基础上的大亚细亚主义，这一美好的愿望后来被一心扩展日本国家利益的军国主义者葬送了。时至今日，由于中日两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家仍然无力进行长远的大战略构思，才使得美国乘虚而入，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推动者。中国推行多极化战略将会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
---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各成员国。尽管基辛格本人对中国一再表示友好，但是按照他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说进行推演，同样会得出与西方社会制度不同的中国是世界秩序的革命者，西方大国必须加以遏制的结论。如果中国亮出意识形态与文化斗争的旗帜，主要的对手将是美国；如果中国亮出国家利益与现实主义的旗帜，最害怕的将是周边国家，而美国则坐收渔翁之利。根据现实主义流派的国际关系学说，一个新兴大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当力图改变国际体制的基本规范的挑战者，或者当世界领导者的追随者与伙伴。中国在现阶段不应充当挑战者的角色，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专家们的共识。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指出：近五百年来的挑战者国家统统失败了；新的世界领导者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挑战者的合作者将随着挑战者同遭厄运，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而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至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日本和德国作为挑战者遭到惨败后，二战后作为追随者却获得巨大成功，顺利地上升到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的地位。但是，做追随者和小伙计，对于中国来说却难以接受。从主观上说，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追随者，它在心理上对于追随者的角色并没有本能的反感，德国也曾经是法国文化的追随者，而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自尊心极强的文明古国，就很难咽下这口气。
从客观上说，日本和德国在人口和幅员上都比美国这样的洲级大国差了一个档次，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并不存在超越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现实可能性，而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将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一方面，自己不情愿当追随者，另一方面，别人也不会真正把你当追随者对待。既然挑战者与追随者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只有告别现实主义，向理想主义的路向回归了。
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在为吴品今著《国际联盟及其趋势》一书所作的序中说：“吾敢豫言：二十世纪下半期之世界，国际联盟之世界也。天下事固先有理想而后有事实。”梁启超的预言虽然落空了，但是他的预言本身却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在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上，中国人历来就有理想主义的传统。只是由于在近几十年里，如顾准所说的那样，人们以烈士的名义，用教条主义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并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彻底败坏了理想主义的名誉，我们今天才需要谈论回归。
国际关系上的理想主义路向，在世界秩序方面的目标是“新秩序一”与“新秩序二”的整合与互补，也就是说，把世界多极化与全球一体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不能只是被全球一体化的浪潮裹携着走，而应是站在潮头的弄潮儿，成为全球一体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
这一理想主义的路向实际上也正是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最切实可行的选择。人们常常说，中国以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这是一种光荣，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背着这样的一个包袱去实行现实主义流派所要求的那种外交上的实力政策，维持“三合一”的核打击力量，建造十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增加对外援助在世界上广结善缘，向盟国和友好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如果不说是不自量力，至少也是一种愚蠢的选择。只有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通过资金、资源、技术乃至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中国的十几亿人口这一“权势基值”变成实实在在的财富之源与力量之源。如果实现了全球政治一体化，在一种民主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十几亿选民的发言权自然能够压倒美国十几艘航母的发言权。因此，真正害怕全球一体化的应当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当中国的综合国力还达不到世界领导者的资格时，不仅应当“韬光养晦”、“不出头”，而且应当学会作国际体系内合法的忠诚反对派。这样，有朝一日中国才能够顺利地坐上世界领导者的头把交椅，否则，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将会面对一个由满腹怨恨的下野者与野心勃勃的权力觊觎者组成的反华大同盟。这就是说，一种具有合法性的世界秩序比凭借实力来维持的世界和平更加重要。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中国应当焕发起一种梁启超所说的“少年中国”的蓬勃朝气，而不应表现出一种看破红尘、老于世故的暮气和锱铢必较、言不及义的俗气。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要有新的理想，新的风貌。首先，要认真塑造自己的大国形象，中国应当是一个既充满理想主义又脚踏实地建设世界新秩序的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一个“不先生”或专门在安理会中投弃权票的角色，更不要成为令世人猜不透的隐藏在竹幕后面的神秘大国。中国应当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权对话，努力在多元一体的全球价值观方面达成基本共识。中国应当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技术一体化，争取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切实保障能够以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现代化与人口城市化。中国应当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的领头羊，积极探索本地区的集体安全保障模式，使周边国家得以摆脱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中国应当积极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参与国际立法与执法，勇于顺应时代潮流向各种国际组织移交部分主权，其中应包括像欧洲委员会建立的欧洲人权法庭这一类型的国际组织，而不固执于传统的主权观念。中国应当在联合国组织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力争使其成为未来世界联盟的雏形，因为在眼下任何可能替代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中，中国都不可能取得在联合国所享有的权力与荣耀。中国应当成为世界文明主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努力为之做出较大的贡献，同时要高度警惕来自各方面的让中国边缘化、孤立化的图谋。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曾经写道：“最大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一种文明被视为当然。它的获胜决不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出了很糟的牌、犯了足够多的错误，角落中的黑暗年代便总是在等着你。”崛起中的中国，应当时刻把这一历史教训牢记在心。同时，也不要妄自菲薄，正如梁启超在二十年代所说，中国人若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出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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