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成熟与社会的稳定

老农


   人类文明越进步,社会组织程度就越复杂,影响其稳定运行的因素就越多,想保证其稳定运行就越困难。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人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由于对社会稳定的机制缺少认识,某些就事论事的措施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与制度的进一步蔓延,制约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成熟的,所以,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运行的状况日益恶化,看不到好转的迹象。要避免人类的毁灭,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就必须要建立一种成熟的社会制度,引导人性趋向于成熟。

一、社会稳定之根本在于引导人性健康发展

社会的稳定与其成员的行为方式密切相关。所谓社会稳定,首先就是要保证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维持和保证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不断供给。每一个社会都必须要确保其自然资源、原材料、食品、能源等等的再生产过程循环往复地维持下去,以确保其成员的生存与发展。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不能保证它的自然资源的再补充,不能保证它的食物、能量供应的再补充,其人民的生命供养系统不能正常运转,处于枯竭和断流的危险状态,社会就不稳定,如果这种状态拖得太长,则会把社会原有的储备消耗殆尽,把社会拖向毁灭。

导致社会失稳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外部因素如灾害性气候、地震、生态灾难等等,内部因素则是由于社会组织内部的原因而造成的危机,诸如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等等;事实上这两种因素常常是纠结在一起的,滥砍滥伐导致水土流失,过度垦殖造成良田、草原沙漠化,工业三废的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人们对自然的掠夺必然招致自然规律的惩罚;同样,人们对社会的胡作非为也必然招致社会规律的惩罚;这两种惩罚都是落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头上,而不是仅仅落在少数胡作非为者的头上。

个人离不开社会。我们不能想象人体细胞离开了躯体提供的生存环境而仍然能生存,对人类也一样,我们不能想象有人能离开了社会为其提供的生存环境而能仍然象人一样生活。然而我们看到,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拼命地膨胀自己的私利,不择手段地捞一把,把恶果留给社会,破坏社会稳定。一方面依赖着社会集体,另一方面又破坏着社会集体,如果这种愚蠢在某些社会组织中被视为正常,那么,这个社会组织就无法保持稳定,危机迟早要发生。有些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对外掠夺来转嫁危机,或者是透支内部的资源储备,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不管后代,这种得过且过、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个人与社会的收支逆差,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顶多是将矛盾爆发的时间向后推迟一点,使其爆发得更加猛烈一些罢了。这种情况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该社会组织就会象一个衰朽的病人一样,难于抵御或化解内外环境中不利因素的干扰破坏,一点偶然的扰动也会引发系统的失稳乃至崩溃。

所以说,社会稳定之根本在于引导人性正确发展。人性中既存在着向善的倾向,也存在着作恶的倾向,正象庄稼地一样,既有庄稼,也有杂草,农民的职责就是要除去杂草,让庄稼长起来;社会管理者在他所经营的这块地里,必须要扶植人性中向善的倾向,抑制作恶的倾向,这是他必须全神贯注地从事的工作。倘若抓不住这个根本,而去倡导别的社会理论或政策---不管它外表多么华丽---都只能是舍本逐末,隔靴搔痒,终究会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危害。

二、人性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一个健全的价值体系

要讨论人性的进化与退化问题,也就要涉及价值体系问题。所谓价值体系问题,也就是人们对什么是进化或退化的认识,对进化所能达到的目标和退化可能造成的危险的认识,也即是人们对人格的发展模式或方向问题的认识。这是一个不容打马虎眼的问题,西方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总想用他们的一套价值体系来改造中国,他们并不讳言这一点;他们的自由民主说教,也无非是要求别人也象他们一样放纵情欲物欲。在他们的那种价值体系的引导下,人们不可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进入和平稳定的状态。

人性的进化成熟需要有一个引导人性向上的价值体系。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古今中外的人类导师们都在这个方向上用力,中国的释道儒三教,无非是教人惩忿窒欲,引导人们超越小我之悲欢得失,扩大同情心,关注集体,关心他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西方文化传统与我们不一样,但个性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需要是一样的,基督也要教人“爱人如己”,与孔夫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道理。

于是,在人性进化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不同价值体系的冲突或者是人性发展的不同方向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大到在国际关系中展开,也可以小到在一个人的心灵中进行。对立面的矛盾斗争是发展进步的动力。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的一个方面、一种表达。包括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只是表达了人性的一个方面,不是人性发展的全部需要;如果某种理论对此缺少认识,以为自己就是绝对的真理,就是人性的全部,想把其他需要完全否定掉,它自己也会走向人性的反面,变成戕害人性的理论。即使是那些引导人性向上的理论,如果忽视了人的基本需要,也会走向反面,戕害人性。于是就要有更全面的价值体系出现,为人性的更充分的发展提供了阶梯,当人性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框架内得到充分的发展后,它就会成为人性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于是人性的进一步的发展就又需要有新的价值体系,需要新的表达。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不断进化的过程,人性的进步是历史深处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这个关节点上,应当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发展出一种成熟的全面的价值体系,引导人性的健康发展,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新的价值体系的出现有一个萌芽、发展到普及的过程。春江水暖鸭先知,然而,要从人的芜杂的需要中发现和倡导那些值得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件高度复杂的工作,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如果任何人的随心所欲都天然合理,都可以引导人们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话,那么,所有会叫的驴子都可以称为歌唱家了。做好这件事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要有健全的天性。从古到今,不管是什么宗教或主义,人性发展的需要是各种学说的合理性的最后的依据。但是,尽管人性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却很容易在成长的过程中被社会环境扭曲、扼杀,它需要在正确的引导和良好的环境中成长。一个人能抵制环境的不利影响,在长大成熟以后依然保有健全的天性,是极其可贵的,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必须要高着眼看破流俗,从人性发展的需要出发,才能对社会价值体系的改进做一点有价值的工作。历史的需要,归根到底是人性发展的需要,人们称之为良心的东西,便是理论家、政治家的向导和依据。在西方文化史上,苏格拉底第一个发现了人的良知。他衣衫不整,但却诲人不倦,成天在雅典的集市上牵引市民参与讨论:什么才是正确的思想和行为。要想干成一件事,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这一点良知是必备条件。作为一个人,心中总该有一颗辨别是非善恶的良心。不管邪恶多么猖獗,世道多么艰险,总还是有人高扬良知正义之旗。尽管广种薄收,但总还是会有点收成,不可能完全绝收。只要这种良心的明灯不灭,人类就依然还有希望。

二是要有深刻的洞察力。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科学,似乎它是读书人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的产物。的确有这样的“社会科学”,而且也的确使图书馆的书架不堪重负。但对于那些伦理学的天才们来说,他们是真正的科学家,必须具有高超的洞察力。他们注视着社会,如同富有同情心的大夫诊治一个病人,仔细地思索着病症之间的联系,寻找着致病的根源,然后自信地开出他的救世良方。这药方当然是他个人的智力的产物,但由于他的根扎在社会环境中,所以他所表达的是社会的需要,社会不会说话,必须要借助这些人来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人即是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有机的知识分子。

不管人们的价值体系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他们依然要生活在一起,依然有着共同的利益。单独一个人无法实现人性的圆满,只有在人类集体的共同努力中,个人才能走向成熟。所以孔夫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马克思更明确地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三、价值体系与社会制度的密切相关

对人性完美的追求是人的自然需要,然而人性的进化必须要在社会中进行,需要有一整套社会条件,这里只强调一点,即它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规则,否则的话,个性中的这种自然需要便缺少环境的支持,难于形成稳定的性格结构,自生自灭,难于持之以恒,难于最终实现人性的圆满。所以新社会就要有新的规则,如果依旧沿用旧规则,就会维持和塑造旧的人性,社会就依旧在旧轨道上运行。

通过对价值体系的思考,我们便可发现人性的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的有机联系。社会制度是人性发展的外壳,任何社会制度都包含着一套价值体系。人的发展模式同社会的制度特别是社会价值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谈论人的发展而不注意价值体系是滑稽可笑的,就好象谈论长度而不使用毫米、米、公里、光年等长度单位一样。西方人只谈人权,不说价值体系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要价值体系,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方面占有优势,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已经现成地存在于社会规则之中。他们所谈论的自由也无非是按照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发展的自由,他们挥舞人权大棒也无非是要用他们的价值体系来改造别国,把他们的一套价值体系夹在人权的包装箱里塞给别人。现在他们所主张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也无非是要把整个世界经济都纳入资本主义模式。我们中也有人不能保持清醒,盲目地跟着人家的指挥棒打转,主张不问姓“社”姓“资”,其实质是不让人们知道人性与社会的发展方向还有更好的选择,从而把人性与社会的发展牢牢地锁定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他们都还没有摆脱私有制社会所强加的偏见,不能想象有那么一个公有制社会,不能想象一种更为健全的人性。这种偏见如果左右了历史的进程,便会导致一场巨大的悲剧。

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为人的更充分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社会规则不是随意制定的,它必须适应现实的人性发展水平,倘若标准太高,就必然会在现实的钉子上碰得头破血流;但如果标准不高,一味迁就,也就无法引导人性的进化。于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管理方式,并不象穿衣服那样,随心所欲地拿过来一件,往社会身上一套。社会管理方式必须要有一个随着人性进化而逐步进化的过程;如果人性退化了,管理方式也要随之而退化。对奴隶的管理就是用胡萝卜加大棒,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管理自觉的劳动者,就是极大的污辱。这是一个规律,不从人性的进化着手,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步;人性的进化如挽上滩之舟,不进则退,人性的退化必然要反映到政治上来。而且管理方式本身就是影响人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既要适应人性的现有水平,又会进一步引导人性的发展,只有适应而没有引导,二者便会互相制约,在趋向于退化的方向上形成一个正反馈,社会便必然要退回到资本主义,苏联的剧变是这一规律的必然结果。

人们可以自觉地选择社会制度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人们所自以为是自觉的选择,其实已经预先地决定于他自己的价值体系,决定于他的个性发展水平。因而问题的实质是,人们能自觉地进行价值体系的选择吗?这同样还是要决定于人们的意识是否发展到了可以对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行反思的水平。在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之前,他的价值体系不过是社会的价值体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的复印件,他不过是在时代潮流的引导下盲目地向前漂流,但他并不自觉,自以为那就是他自己的自觉选择。于是这里就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时代潮流恰好是向上的前进的,他便可以乘势而上,过上一种奋发有为的生活,如果时代潮流是腐败秃废的,他也就只有过上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而不自知,还自以为那就是他的自由民主的权利。心理学家们说,大多数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失败的原因是,当他们能够自由地根据理性行动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当他们意识到选择的重要性时,为时已经太晚。社会制度的选择也是如此,在需要进行选择的紧要关头,如果不能进行正确的选择,事后再想吃后悔药就难找了,就象当今的俄罗斯人一样。

在个人的人生道路上,存在着进化与退化两种倾向,选择了其中的一种,便会逐渐丧失选择另一种倾向的自由,做坏事一旦开了头,便会接连不断地一件一件做下去,越来越难于自拔,直到把自己锁定在做坏事的人生轨道上。社会管理方式的运行也是同样道理,其中也存在着进化与退化两种倾向;选择了其中的一种,便会逐渐丧失选择另一种的自由。资本主义便是放纵人性中的低层次欲望的制度;一种邪恶引来另一种邪恶,形成连锁反应,普遍的恶意象疾病一样四处蔓延。这种普遍的恶意是防不胜防的污染和毒素,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有安宁与幸福的生活。那些以放纵本能为人生唯一目标的人却本能地拥抱这种制度,就象吸毒者对毒品的狂热渴望一样。人性越退化,社会在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得就越远;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越远,便会越来越丧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越来越牢地锁定在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上;在此过程中,社会越来越失去稳定,直到彻底毁灭。

时代潮流的演变不在人们的自觉支配之下,人们的理智之光只能照亮自己周围的一小片,处在非理性的笼罩之下,人类行为的后果无法看清,有利与不利的可能性都在人们所能预见的范围之外,就象在大雾中飞车一样,人类是有可能自我毁灭的生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的危险。

四、全球伦理与成熟的价值体系

在看到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即人类走向成熟稳定的可能性。危机同时也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人类走向成熟所必须要有的条件。在这世纪之交,在人类迈进21世纪的门槛,人类正面临着决定命运的抉择。近年来各国的哲学家、宗教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召开过多次“全球伦理”讨论会,寻求人类社会走出精神危机的途径。

21世纪应当是人类走向成熟的世纪,百川归大海,各种文明都要汇合在一起,但这并不是人类各种文明成就的简单堆积,而是一种成熟的价值体系,是人类精神的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能吸纳各种文明,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解决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各种文明都围绕着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漫长的探索,拿出了不同的方案,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解答。全球化的基本矛盾还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异化,在扩大了的规模上以更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类自身的活动的结果毁灭人类自身。

当前的这种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进一步发展蔓延的过程,由于这种价值体系的内在缺陷,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由于片面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造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过分注重金钱和物质享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们普遍陷入精神的困惑、信仰的危机之中。人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中寻求到一个稳定的精神家园。

只有在成熟的价值体系的支配下,人性的进化与社会的稳定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成熟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成熟的人格结构。一种成熟的社会组织可以正确地处理各种困难,吸纳各种不稳定因素,保持社会的稳定运行。毫无疑问,一个成熟的社会也必须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经济运行过程的正常运转,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仅仅把眼睛盯在产值指标上,而是发展人们对社会经济过程的控制能力、自由度,从想发展生产力又发展不起来,被动应付、弄虚作假、社会经济不能正常运转,进步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经济运行过程,按照人的正常需要和保持环境的再生能力的需要来自觉地调节经济过程,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

新的价值体系为人性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正如旧制度不能彻底扼杀健全合理的价值体系的萌芽成长一样,一个成熟的社会也不能彻底消除人性中的全部缺陷,不能彻底消除懒惰、自私和不负责任,然而它可以形成一种气候,把这些缺陷限制在最低的水平上,不让它对社会的稳定运行造成大的危害。人们可能有这样的担心,对社会的稳定的过多强调会过多地干涉个人的自由,但是,正如人们所反复强调过的那样,社会的稳定可以把人们从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给他们平静与安逸,给他们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也将给他们以更大的自由。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