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
何新采访录
1、经济学被某些术语神秘化了
2、脱离实际的“模式”和“理念”会毁掉国家
3、凯恩斯为何反对新古典/自由主义
4、美英试图用“经济学”操控中国改革
5、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6、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科斯/张五常
7、美国为什么急于为中国人洗脑？
8、美国应该给张五常、萨克斯授大奖
9、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10、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11、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复兴
1、经济学被某些术语神秘化了
记者：人们知道，您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
何新：（笑）不，我应该承认自己只是业余的。
我并没有用我的全部力量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我只是把这门学问作为观察社会、理解历史所必不可少的认识工具而来研究的。
记者：经济学是一门给人以权威感和神秘感的社会科学。它需要数学基础和理论知识的专业训练。
何新：经济学被经济学家和不懂经济学的人(包括一些政治家)神秘化了。人们极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就是以为经济学家必然真的懂经济。以为经济学家可以指导经济。
记者：您难道认为不是这样吗?
何新：(笑)我认为不是。J.R.shackleton讲过一句名言：“如果有五个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就会有一打自相矛盾的不同意见。”（《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商务版。）
书本知识和实际操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比如您本身就是一位经济学博士。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博士的涵义是，你了解一些有关经济学的理论文献，并且就此写过一些论文。但这与实际了解国民经济，以至操作现实经济并非等同的一回事。
记者：是的，我承认这一点。
何新：我尤其不欣赏某些经济学人。最简单的经济现象，拿他们那套宏观微观的术语以及数学模型一编排，就变成谁也搞不懂了。（此类作品的一个范本，可以推举张五常博士《佃农理论》。关于这本书的一评论详后。）以术语装饰学术，掩盖空洞和无知。还有人乐于用数学冒充经济学。但如果使用他们建立的那一套数学模型作分析，特别是预测，几乎总是必定失败无疑。
当今学术界流行的一种时髦，就是由某些所谓“专家”杜撰一批貌似深奥的新词，所谓“话语”，用来吓唬外行，以建立某种“话语霸权”。
其实，真理是简单的，是自明的。因为真理是彻底的。它不需要故布任何语词的迷障。
记者：但是，任何学科都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术语。
何新：经济学家R·F·哈罗德说过：“对仍处于发展早期的经济科学史，主要工作是适当的概念的形成史。”但是问题在于，真正的科学术语本身应当也是科学的概念。这种概念应当具有明确的意义，不应当模棱两可，似是而非。
而在近年我们的经济学中，却生造出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伪概念。
记者：比如说？
何新：例如什么“知识经济”、什么“知本家”这一类。
你知道马克思在150年前曾写过一篇与现在最时髦的“知识经济”有关的幽默文章吗？
记者：真的吗？不知道。
何新：马克思说在某种意义上，犯罪活动也是所谓“知识经济”最强劲的原动力之一。马克思写此文是和当时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们开一个玩笑，调侃他们。让我给你一个复印件。（见本章“附录”）（《马恩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15页。）
其实，对于这些精灵古怪的新概念，我看连经济学家自己也未必真弄得懂。
比如说，近几年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常喜欢使用一个“机制”的概念。我就始终弄不懂这个概念的确切涵义，为此请教了一些有名的经济学家。结果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我查了新版《辞海》，对这个词的解释如下：“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缩）时，常借指其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生物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联系。”
由此可见，这个概念的本义与经济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将这个意义很不明确的生物或机械学术语转借到经济学领域，特别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术语，其含义必然是模糊不清的。
记者：有人认为，国企搞不好的原因就是机制问题。因此必须“转换机制”。
何新：“转换机制”讲来讲去，究竟如何转换呢？我观察了几年后才明白，一些人所说的“机制”，其实乃是指“所有制”。使用这个含糊不清的语词的真正用意，为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呵。就是“国退民进”，让“国有企业”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最终以逐步推进的全面私有化取代国有体制。这才是故弄玄虚的“机制”转换论的真义。
但是近几年来，一些地区似乎已实验过了这种奥妙的“机制”转换论。结果如何呢？社会上平添了大批在这种“机制转换”中产生的灰色人群，即下岗的失业者，造成了社会不安形势。但经过这种转换的国企真的得救了吗？只有天知道！
2、脱离实际的“模式”和“理念”会毁掉国家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可以导致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形成，是走向合理市场体制转化过程中的必然。这一政策的形成和设计，也是以关于现代市场经济规范科学的理论作为依据和支持的。
何新：荒谬就在于此。科学是个好东西。可是，如果本身不是“科学”的东西，被冒充为科学又被人们接受和实施，那么这种“科学”就会成为很可怕的东西。
在本体论上，人可以接受唯心主义。但在方法论上，唯心主义特别是对现实采取主观唯心主义态度会误国误民！
人们总是责备1958年。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在1958年，人们也是依据当时的“科学”经济理论---“科学共产主义”，为了构建一种理想社会制度而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了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其最终结果是中国经济遭遇重大挫折和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大灾难。
今天据说人们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科学”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而为了构造另一种理想经济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其结果是国有经济组织发生了坏死性崩溃。城乡中出现了一大批失业、无业以及短期不规则就业，以至失去机会的灰色人口（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
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现实，而且给未来留下了遗害深远的隐患。导致这一现实的经济理论，就是由美国输入的那种“新自由主义”。作为又一种空想主义的神话，这种市场经济的乌托邦与1958年的那种乌托邦不过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个面。
我认为在经济学中人们要慎谈所谓“科学”。实际上，在经济学中，远还没有形成普遍适用的，可以作为一般规范的经济科学理论。因此，以这类经济理论作为设计现实政策的基础是非常危险的。
经济政策的制订，我认为第一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第二应当从实际出发，第三应当从问题出发，而不应当从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出发。
记者：你谈的这三点很有意义。请解释一下。
何新：这三点是我研究经济理论、思考经济问题后总结的东西。既然目前的经济理论基本并不可靠，既然经济学中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可以借用，经济改革又需要理论解释和思路引导。那么怎么办呢？
我认为还不如采用陈云那一代人的办法，所谓“摸石头过河”的办法。那一代人据说是不懂什么理论“经济学”的，但那是务实的一代人。1949年国民党留下了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的烂摊子，是当时国民党那些剑桥、哈佛毕业的博士部长们无论如何都治理不好的（他们当时也不信共产党能治理好）。但陈云等人只用三年就将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中国走上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后来的大跃进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办法就是这三条：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
第一从中国国情出发，也就是说，无论当年照搬苏联模式，还是今天照搬美国模式（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所谓“与国际接轨”），都是一种极其幼稚的行为。
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采取正视现实的态度，不要硬用主观设计的空想主义理念去扭曲现实。
第三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例如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最严重而迫切的是三大经济问题；第一是严重的社会失业和就业问题，第二是为农民找出路的问题，第三是社会青年问题；千百万城乡青年人正在面临生计、职业、生活前途和出路的问题。
这三大问题都是当前最严重也最具有紧迫性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它们直接影响社会安定、国家治乱，影响当前也影响未来。如果政府不管这些问题，如果天真地相信应该把这些问题都推到市场中去，由市场的自发力量去自然解决，这就是欺世误国之论！不面对这些问题，而迷恋于一些抽象的经济增长数字，这是极其荒谬的，是对国家、社会、人民、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
记者：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生灾难。目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和良好的势头。
何新：这一点也是正确的。令人感到庆幸的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制度创新”始终是被抑制和有节制的。毕竟与1958年不同，中国现在已存在某种民主的决策机制。在高层和社会中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
特别是中央最高决策在1998—1999年发动“西部大开发”，动员国家储备和过剩资金与资源，开辟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因素，缓解了这种高失业的局面。国家没有听任这种局面自然发展，否则，局面会是不堪设想的。
另一方面，以政府动员资源展开的西部开发运动，对我国经济给予了强力推动作用这一现实，对于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恰恰构成一种讽刺。它表明了在现代经济中，由国家调控社会总需求对于抑制失业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凯恩斯为何反对新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和由国家控制总需求刺激就业，这是凯恩斯的政策。
何新：是的。30年代凯恩斯对正统的新古典学派（新古典主义通常指马歇尔代表的剑桥学派。这一学派自哈耶克以后也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失业和就业理论发动过一次著名的攻击，当时被认为是对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一次“革命”。
在30年代以前，在英美经济学界，特别是在剑桥大学，居主流统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凯恩斯本人早年也是在马歇尔的直接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主流学派理论的影响到处可见。
但是30年代的“大萧条”，还有前苏联当时在国家计划体制下进行了成功的快速工业革命这两件事，对凯恩斯造成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新古典主义由信奉转到批判的立场上。美国经济学家D·道顿指出：“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居然认为：失业都是自愿的。”（《经济学的两面性》，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9页。）而凯恩斯把攻击矛头集中在新古典理论的两个根本点上，一是关于新自由主义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市场机制---萨伊定律和所谓“帕雷托均衡”，二是主流学派认为一切失业都是自愿失业的传统就业理论。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传记的作者哈罗德指出：“正如关于‘就业’问题的书名所提示的，《通论》主要是依照基本的经济原理对失业问题的分析。”
“在传统理论中存在一种关于就业问题的含糊学说，即：就劳动力市场而言，正如就其他市场而言一样，劳动力价格具有受到不断调速的倾向，直至达到全体劳动力就业水平为止。”
正是凯恩斯把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注重焦点，由萨伊---马歇尔的市场空想转到了现实中的失业和就业的问题上。凯恩斯问道：“经济学为什么默守成规，只研究扩大经济产出的问题，而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降低失业的问题上呢？”（引自道顿《经济学的两面性》。）
在凯恩斯关于就业问题的名著《通论》中，（指《就业与货币利息通论》。）凯恩斯对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有份量的批评，他试图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为目标的新的学说体系。对英美国家的经济政策提供一种新的理论依据。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
1974—1975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的干预主义似乎不灵了。
1978年，罗斯和密尔顿的《自由选择》一书在美国出版，此书成为当年的经济类畅销书，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活。随之出现货币主义、合理预期理论、供给学派等各个新流派。这些新流派认为凯恩斯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的否定是错的，认为滞胀是执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建议取消以需求管理政策为基础的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
这股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后凯恩斯革命”。这一“再革命”对一些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中国80年代后期的赵紫阳以及90年代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改革，所实施的都是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其中以科斯为代表的一个小流派---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是英美经济学中一个小流派，起源于凡勃伦、加尔布雷思。其内涵颇杂芜，实际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理论。科斯以提出所谓“产权明晰”、“交易成本”而知名。由于其理论论证了私有化的经济合理性，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运动提供理论基础，而于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在80年代中后期以香港作为意识形态基地而渗入了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引导中国经济改革理念的市场经济设计中，一些重要的政策影响来自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新制度主义传播的“产权明晰及产权革命”观点。因而一些经济改革措施都被引向于瓦解国有经济和推行私有化。例如：以严厉的金融监管和高额税收政策，扼杀国企的融资手段和营利空间，以“反垄断”和新的不公正竞争规则，困闭国有企业的市场空间。以“股份制改革”分解、蚕食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让银行过剩的金融资本流入房地产业和股市炒作套利，造成泡沫经济，形成虚幻增长的表象。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以纵容性的政策，鼓励变卖国产的私有化运动。其结果是国有企业的大范围破产倒闭，同时造成了大规模失业问题。这种政策，实际都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设计的空想性自由市场模型中发生的。
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渗透，伴随着对传统马克思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以及对国有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以及国内市场保护主义的全盘否定同时发生。为了渲染一种新的正统性，这种新自由主义极力将自己包装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性”的“经济科学”，冒充为具有现代“产权观念”的“现代经济学”，因此盅惑了不少幼稚和轻信的人。
然而，我想再强调一遍，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我认为，经济学距离成为一门具有实践意义的真正科学这一目标还非常遥远。（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西方多数公正的经济学者所公认的。）
记者：为什么？能否更清晰地说明你的论点？
何新：所谓当代经济学主要是指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这一学派的基础理论是在19世纪初叶和中叶，主要以萨伊、帕雷托、马歇尔所发展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而建立的。（20世纪成为西方主流学派，而当时被马克思称作“庸俗学派”的新古典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是在1830年前后形成的。）
这几个人的经济理论都是极其可疑的。特别是萨伊，他那一套东西完全是伪科学。但是，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就是依据着这个人提供的基础理论的。
4、美英试图用“经济学”操控中国改革
记者：不，应当说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来源于亚当·斯密的。
何新：对。而萨伊正是斯密学说最著名的庸俗化的传播者。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是源自亚当·斯密的。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具有三个主要的理论来源：
（1）德国古典哲学，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
（3）欧洲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国）理论。
记者：是的，我读过列宁的这篇论文。（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何新：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五常”博士吗？你知道美国、英国是如何利用“经济学”意识形态来操纵中国经济改革的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你居然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认是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是他自己说的吗？口气不小，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这人颇有点自恋。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这样说过：“在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②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2000年版。）
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张五常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
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还有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并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五常博士说：“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②但是，不要低估这位五常君。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这样说。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记者：你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五常君在他近年出版的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而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
记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眯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告诉我们：“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
“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均引自张五常前书。）“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按：究竟谁这样说过？？），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张五常说：“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张五常又告诉我们，作为引发1989年动乱导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一举取消价格管制”以及随之爆发的市场物价混乱和通货膨胀。而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由于几乎不可能实行补偿，故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据张五常说，他本人也是推动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考虑到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这个数字并不高），但无权贷款。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张五常这一建议引出的结果是：“朱镕基没有限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实行贷款限制，紧缩信贷，使国有企业资金匮乏，从而造成失业增加。”（以上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6—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原文如此。）
5、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记者：你很早就知道这个人吗？
何新：很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济学家”。
1983年，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包遵信主编）。这一套书志在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百科全书”为楷模，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
张五常在这套书中出版了一本《卖柑者言》（1984）。这是在中国鼓吹将经济改革引导向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革命”方向的第一本书。
最近，在大陆出版了此人的论文集。五常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铁的规律”，颁布了两条“圣诫”。这“铁律”是：
“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
他告诉我们，这条铁律是他的美国教父罗·科斯传授给他的。据说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虽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称此为定理，但他的门徒们还是要这样称呼它。”同时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圣诫”第一条。五常君认为：
“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
但是，当他这样讲时，他却忘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也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所谓证伪方法，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否定”。］
五常博士还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根除腐败的方案，他认为唯一办法是必须彻底解除政府职能：“我认为没有政府管制或调控就不会存在腐败。”“结论：彻底取消政府等于彻底消除腐败。”
这是来自美国的第二圣诫：建议中国彻底取消政府权威和调控。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的真义。实际上，这一思潮正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
但是，如果彻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着那时在中国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亿人即有十亿个小“政府”，意味着每一分钟可能发生十亿起腐败。
6、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科斯/张五常
记者：他的这些观点是明显地缺乏论理根据的。
何新：这个人及其理论可以看作现代经济学中伪科学的一大范本。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五常君承认经济学并非科学而只是“解释”：“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但他在此书的另一处却又声称经济学是具有“公理主义”的自然科学：“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尽管五常君宣布的每一个“铁律”都可以在现实及历史中举出事例被“证伪”。但是，这也绝不妨碍他宣称他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唯一真正的经济科学。他认为自己与科斯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把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可与新古典边际主义相匹敌的一场革命”（见张书，第457页）。对张五常来说，不仅是马克思，连凯恩斯也是不存在的。）这本书中充满了类似上述的自我夸赞和自相矛盾。他在书中引用马歇尔的如下一段话：“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些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他说：“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美语式的中文，原文如此。）事实上，由于五常君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五常君。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美国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吗？
7、美国为什么急于为中国人洗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
自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以来，作为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就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民族经济保护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重商主义和德国的李斯特主义。另一条是自由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亚当·斯密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学派编写的经济学史中，重商主义（这个名称实际是一个错误）（李斯特曾指出，重商主义实际是“重工主义”，即保护“民族工业的民族主义经济学”。详后论。）被贬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经济学，则似乎根本不存在。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记者：当代主流经济学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义流派与德国注重现实的历史学派在理论传统上的确有所不同。但是你认为除了门户之见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主流学派忽视李斯特的学说？
何新：极其简单---利益，国家利益的原因。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学家，读了他们那些建议和改革方案的时候，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国”强秦。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福邦国”者。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秦国当时的主要对手国家楚国内部制造了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打垮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即大行其道。
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8、美国应该给张五常、萨克斯授大奖
记者：这个人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商务，2000年版。）
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嚼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读张的论文后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的评论，他说：“我同意张的如下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引自张书第464页。）五常君大概认为这是对他的赞许，将这一评论也收入了他的书中。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但此书仍值得一读。它可以告诉你当代最新的主流经济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包括赵紫阳那样的领导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和信仰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五常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的泼皮式的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中他说马克思是最蠢的，因为他不懂私有制和自由经济的妙处。只有亚当·斯密才是圣明的。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博学”的教授。却似乎不知道极其重要的一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乃是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逻辑推导，这里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
而且这位博士这样讲，就好象新剑桥派中一些重量级人物的理论，如琼·罗宾逊夫人和斯拉法的理论都不存在了。罗宾逊和斯拉法都曾从新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角度，深入探讨过马克思的价值论与斯密理论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的。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后面讨论价值论时再作深入讨论。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提名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张五常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他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事见《史论·张仪列传》。）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泽东说：你还是留在蒋管区写文章，你一只笔顶我十个师的军队。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识形态的战略和韬略的眼光。
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等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实在远远不够！（笑）
9、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完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记者：但是，这种论据你认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形式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美国锐意开发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玛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
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等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乃是美国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杨斌所谓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1987—1989）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
（2） 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1993—1995）
（3）以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 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 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美国及IMF关于维持人民币高汇率的建议，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 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投放到无保护的国际金融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外汇资源耗竭或被困锁，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10、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以你的看法，美国向中国输入了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实施了。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选择的机会要比过去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何新：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错误。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的全部历史，会发现那并不是一个从正确的设想出发，由正确走向正确的历史。而往往是从错误开始，在错误中反省，总结经验，从而积累智慧，从而有所进步的历史。这个过程是辩证的。我所谓辩证，包涵三层语义。第一是辩论，第二是对证、质证、求证。第三是事物最终总是向反面转化。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美国的图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中事实上是被一一地挫败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现代历史中的美国是一个极尽聪明的国家。在20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从20世纪初的威尔逊总统开始，就充满一种美国式的理想主义。从19世纪的马汉开始，这个国家的战略家精心算计，一心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统治全世界的意图。
但是，美国人的文化中缺乏中国人的一种宿命论（乐天知命）和悲观主义。他们不知道，到头来，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自身是有其规律的。50年代，他们重新武装日本，以资本输入和市场开放政策扶植东亚小龙，目的是为中国树立对立面，困锁中国。结果没有能阻挡中国的强大，反而为自己扶植出了一个潜在的日本对手和“东亚发展模式”。
80年代，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引骗中国人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制经济，把中国分解成碎块后纳入美国中心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反而为改革前由于全面管死的极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状态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激活和调整的因素，激发出一种新的巨大经济活力。坏事变成了好事。
记者：这是否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有关系？
何新：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遭到了传统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建议，始终有所警惕。没有象俄罗斯领导人那样全盘揖纳，而是审慎地、有选择地听和试。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遭到了至少两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方针，引发了高幅的通货膨胀，在当时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这一政策造成社会广泛激烈的不满，成为1989年事变的经济诱导因。1990年的“治理整顿”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延缓。对此，张五常曾讲过这样一种遗憾：“1991年12月罗纳德·科斯接受诺贝尔奖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米尔顿。我说，放开工业价格而不同时放开民营化国有企业看来并不正确。我可能错误地支持了前者，而没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会对放开价格构成一大障碍。在中国经营的情况下，工业产量对价格放开后导致的价格上涨没有弹性。结果，反对该项计划的就不只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权集团，而且来自一般的产业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放开价格，或者这两者至少应同时进行，这一点米尔顿也同意。”（见张书第498页。）
换句话说，他们本来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杠杆开启中国的经济混乱之门。但这一尝试遭到了失败。
因此到了90年代，他们把新的重点放到了所有制的问题上。然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以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改制转轨”为目标的国企改革方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失业浪潮。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强烈反弹，迫使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激进“改革”措施再度放缓。
11、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欧洲多数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恼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政府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这纯粹是幻想）。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道顿说：“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J.B.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道顿指出：“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作“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但是，国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对这一点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认识，党和国家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政策，缓解这个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并不象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新自由主义执迷不悟。这充分显示了这个党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复兴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必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是2000年前荀子的话）。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三峡水电与航天工程，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新兴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伦、行同轨、书同文、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错误，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的辉煌成就。近年来，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实物（如钢、煤、粮、棉）产出上已成为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大国（“超英赶美”，这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所梦想而不能的），中国从一个连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工业品纯消费国（1949），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并实现了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的崛起。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历史前进洪流。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阻挡它，187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阻挡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了东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
中国那些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和这个执政党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中国人轻易地可以钻进去就他们的范（包括WTO问题上）。象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就是这种西方弱智人物的典型。张五常说：“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张书，第501页。）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现实中不断遭遇失败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但是，他竟以为以凭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还可以搞乱这个国家，这未免是太不自量力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