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明与世俗文明的终结战
化外
塞缪尔·亨廷顿先生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碰撞与世界秩序的重排》一书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宗教根本特征之一，宗教的排他性和绝对性与现代世俗社会流行的“多元化”、“宽容共存”等理想存在逻辑上无法避免、不可调和的对立。所以，以不同宗教为基调、主线的社会、文化群落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根本对立。
当然，实际情况看起来似乎很乐观—在9/11之前，如果你足够幸运，与以色列/巴勒斯坦、波黑、科索沃、英格兰/北爱尔兰、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的新疆西藏、印度（印度教/锡克教）、印度/巴基斯坦、车臣等等地方毫无关系，而且也不关心其它数以百计的与宗教有关的小规模暴力冲突及恐怖流血事件的话。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长长的“如果”限定从句里的嘲讽，那么请想想这点：所有现代大规模组织性宗教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同时经常也是充斥着流血冲突、征战、征服、反抗的辉煌历史（例外包括中国化的大乘佛教和自然神类的道教），而现代的多元化文化仅仅在六十年代之后才在欧美地区进入显性状态、社会的整体明意识。谁能保证某一天宗教之间、以不同宗教为基调的文化群落之间这种无法调和的对立不会因为某些偶然的事件、通过某种方式变形、映射、放大，以终极的暴力冲突的形式爆发？
亨廷顿先生的书刚出版，马上就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但却是因为诸多错误的原因—它涉及敏感的种族问题、违背多元宽容精神、应证了上帝或先知关于终极圣战的预言、暴露了基督教世界消灭其它宗教的长期阴谋、说明了世界大同是幼稚伪善唯有厉兵秸马自强自立等等。9/11事件之后，有的人立刻又想到了这个“现代启示录”。
但是，9/11之后两个月事态的发展及回顾已经清楚地显示，亨廷顿先生担心的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碰撞，既不是现代世界所面临的最可怕的的假想场景，也不是最可能的全球性冲突。
最可能发生的，实际上是已经发生的、而且很可能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全球性冲突，是宗教文明与世俗文明之间的碰撞。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冲突。从表面上看，一方是从民主到共产专制、君主世袭、政教合一的几乎所有政府，从天主教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几乎所有大规模宗教，囊括东西南北左中右，连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卡斯特罗都毫不犹豫地支持反恐；另一方是几个松散无形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参与者来自欧美亚非拉，经济背景从赤贫、中产阶级到富豪，教育程度从文盲、现代西方高等教育到博士，不同程度、角度的同情者更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我们从历史、政治学里学到的所有现成分界线—国界、政治主张、种族、宗教、现实利益等等—都不再适用。
分析这场冲突，需要新的角度，新的词汇。
宗教文明的先天结构性缺陷
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几乎所有政府及宗教领导人都纷纷出面谴责恐怖活动，澄清或表示理解、相信恐怖活动与伊斯兰教无关。当然，实际上，恐怖活动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明显得有如秃子头上的乌鸦，直接得有如鱼水相连、唇齿相依。
比较诚实、有意义的问题是：反恐怖战争是不是一场以伊斯兰教为敌人的战争？为什么伊斯兰教会“导致”这样的极端行为？是否只有伊斯兰教才会“导致”这样的极端行为？这里的“导致”是否带有必然性？
从表面上看，现代大规模组织性宗教里，伊斯兰教的极端成分、政教合一的色彩明显是最强的。比如说，因为可兰经禁止收利息，所以很多伊斯兰教国家的银行存款贷款都没有利息。另一方面，圣经新约多次无情批判“税棍”，以基督教为文化主线的现代国家却也没有因此停止征税，尽管某些政府领导人—比如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圣经不离手、上帝不离口。
是不是因为伊斯兰教、可兰经本身有什么“问题”而必然导致这些极端行为？9/11之后，我认真拜读过可兰经。在我看来，在哲学、方法论、神学结构等方面，可兰经与圣经没有任何显著差别—都是唯一的、嫉妒的神，都是在死后奖励信奉者惩罚不信者的胡萝卜加大棒原则，都有一套行为、道德及膜拜规则。在中国的时候我就有过几个回民朋友，也从来没觉得他们除了不吃猪肉以外有什么不同。当然，这种看法并不是我独具慧眼的结果。看看很多伊斯兰温和教派人士的言行，如土耳其、埃及及欧美和中国的某些伊斯兰教派，他们的烦人程度远不及热衷于敲门送圣经的某些基督教派和声嘶力竭传播“福音”、转背就把信徒们的奉献占为私有的电视传教士们。
回头看看历史就会知道，天主教、基督教都有过非常不光彩的历史—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中世纪之前政教合一时代的无数宗教迫害、殖民及贩卖黑奴时代活跃在最前线的传教士等等。如果某些人原来还想辩白抵赖的话，教皇保罗二世向多个曾受到天主教、基督教极端行为迫害的国家公开道歉之后，对照教皇的勇气和智慧，他们应该也会自觉惭愧，免开尊口了。
即使在9/11之后，某些基督教、犹太教人士言行的极端程度也非常令人不安。法尔维牧师于九月十二日指责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者们的罪恶使上帝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意大利总理公开宣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以色列总理沙龙先生变本加厉地推行极端鹰派政策。这些言行与恐怖分子的虽然在程度上还有很大差别，但其潜在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却相似得令人不寒而栗。我完全可以相信劫机者们在撞向大楼的时刻心中充满正义感和对天国的憧憬，但同时我也惊栗于“文明世界”里有多少人与那些劫机者只有一步之遥。
宗教，对人类文明的进步、维护社会稳定和道德规范起到过很多作用，但也直接导致了诸多灾难。9/11恐怖袭击是最近的一例，也许还不是最后一例。宗教文明的根本问题在于其结构性缺陷：它的绝对性、排它性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个时候和地方导致极端言行，而在出现这些极端倾向的时候，它本身没有任何内在的自我纠正机制，而不得不倚仗外在因素。
可惜的是，人是一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动物。这些外在的纠正力量常常需要在灾难发生之后、甚至走向毁灭边缘时才能足够强大，而且因为来得太晚，所以常常不得不以暴力性的极端形式迅速解决，如流血革命或战争。
就这个结构性缺陷而言，宗教文明与专制政体很类似。一个专制体系如果碰巧出现“明君”，其运作效率—在发展经济、扩张疆土、仲裁纠纷等等各方面—可以很高。人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明君”故事。但所有的这些故事都不能证明专制政体的优越性，因为它缺乏在“昏君”出现或“明君”变成“昏君”时的内在自我纠正机制。套用动力学、系统论的术语，专制政体、宗教文明是存在结构性不稳定的体系。
世俗文明以人性为基础，以理性为前提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树立人文哲学、承认人性的同时，也启动了天主教、基督教的世俗化过程。资本主义体系更进一步，把理性计算和谋求最大财富的人性作为根本的前提性假设。在这个潮流之中，因为逃避宗教迫害、反抗政治控制、追求自由独立和财富的历史及成功，美国逐渐成为世俗（secular）文明的领导、标志和精神动力，尽管在某些方面，西欧的宗教世俗化更加彻底。
诚然，基督教还是欧美社会的文化主线之一。但是在几百年政教分离、尤其是二战后的自由化运动之后，信仰在欧美社会已经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个人化也是宗教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八十年代左派自由化运动的巅峰时期，在欧美的文化精英圈子里，上帝之类的字眼曾一度成为没教育、未开化的标志。物极必反，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一定程度的宗教文化反弹，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欧美社会仍然是边缘性力量，法尔维牧师对上帝旨意的解读更无异于宗教右翼的政治自杀。
有的人也许会从美国的中东政策中看到宗教的阴谋。但只要全面地看看美国、西欧的现代外交政策历史，这种阴谋论就很难自圆其说了。美国、北约打伊拉克“解放”科威特，打波斯尼亚、科索沃，反对俄国攻打车臣，支持藏独，如此等等，对此你可以作出冷嘲刻薄及其它种种负面解读，但如果扯到发展基督教事业的话就未免离开逻辑和常识太远了。
世俗文明的基础，是承认人性各方面的合理性—至少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合理性，强调现世生命和利益的实证性，其中包括现世现报的“实时性”抑恶扬善。人文哲学、平等原则、人权原则等现代欧美社会公认的价值观诸方面，都是这两个基础点的必然逻辑推论。其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中国古话，就是对人性和利益原则极为直截了当的承认和价值评判，尽管有点简单化、绝对化。遗憾的是，这句话在中国文化中被当成了反面教材。
承认人性和利益以及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平等，就必须承认利益冲突的必然和永恒。这正是世俗文明的内在结构稳定性的根源。有永恒的冲突，才可能有永恒的制衡，从而才有自我纠正、回归平衡的保证。
但冲突和制衡可以导致破坏性乃至毁灭性的结局。所以世俗文明还必须假设社会成员有能力进行理性思考、理性行为。在短暂的混乱和恶性冲突、竞争之后，理性使人们意识到“你死我活”是解决利益冲突的不得已选择，而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是通过契约、合作竞争、社会非阶级化、民主体制、权力交接制度化、制衡机构化及非个人化等途径。
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碰撞
宗教文明与世俗文明的根本冲突，在于价值观方面前者是绝对的、先验的、不变的，尽管同一宗教乃至同一教派、同一个教堂庙宇里膜拜的人的具体理解都不同；而后者否认这种绝对性，它可以包容非强制性的信仰膜拜行为，但这种非机构化的宗教只是众多相对性价值观中的一种。
如果按世俗的标准（如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等）宗教文明比较成功的话，原教旨主义者们大可以从精神和现实两方面得到满足，以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态度对待异教徒、迷失的羔羊、叛逆、罪人。但因为并非偶然的原因，短短两百年之内，尤其是二战之后，欧洲世俗文明从各方面取代了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大宗教文明持续几千年的辉煌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宗教人士开始融入世俗化潮流，而另外一些则无法整合精神上的自傲与现实中的自卑，从而走向极端，认定世俗文明是万恶之源。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苦闷只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话，那恐怕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过欧美社会宗教右翼人士的边缘性地位与绝望。在美国发生过多起恶性骚扰流产诊所、谋杀流产医生的事件—这不是恐怖活动是什么？
值得指出的是，古代中国的若干次政教合一虽然与西方、中东的有所不同，但传统文化里占据主导地位两千多年的纲常体系、天命君子理论的绝对性、反人性、非理性特征与宗教文明不谋而合。近二百年来中华文明的衰落，当代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面对西方世俗文明的自尊自卑综合症，以及由此产生的敌视、怀疑情绪，乃至极端狂热人士的年轻化、高知识化趋势，与伊斯兰世界的差别恐怕只是程度和表现形式（一是原教旨主义，一是极端民族主义）不同而已。9/11恐怖袭击之后，北大校园里抑制不住的欢呼、中文网上到处洋溢的喜悦、政府官员私下表达的快意，也许不难理解—尽管这丝毫不能减轻其令人悲哀和担忧的程度。
另一方面，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官员曾经断言：肯定有人给了那些劫机者们一大笔钱。
宗教文明与世俗文明思维方式的巨大鸿沟，在这令人啼笑皆非的断言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宗教文明不是终结就是对立极化
从结构稳定性的角度看，世俗文明相对于宗教文明具有内在的优越性。因为其结构的内在不稳定性，宗教文明是必然的罪恶之源、苦难之源—尽管它对人类文明的诸多贡献。
但这个优越性不但没有在伊斯兰世界得到承认，即使在欧美社会里，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宣称。
灾难发生之后，是面对现实和反省的时候了。不但伊斯兰世界必须反省，欧美社会也需要反省—不是政策性的反省，尽管这显然也是必须的。伊斯兰世界必须尽快开始推动伊斯兰教的世俗化，抛弃政教合一体制。西方世界则应该在潜意识层次上摈弃、超越亨廷顿式的文明碰撞意识，以及尽管可能是微妙的圣经式使命感。布什总统本人从来不属于宗教右翼，综合他9/11之后的全部言行看，那些“圣战”之类的失言更可能是因为他每天看圣经而且修辞水平有限。但即使那不能证明他的决策带有宗教色彩，其后果也还是令人担忧的：一方面，这些失言必然而且已经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另一方面，对自身社会中的宗教极端人士来说也可能被当作明确的应证和鼓励。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对于基督教、天主教还存在一种尊敬。这种尊敬，尽管不无虚伪，却足以使部分极端人士维持道德优越感，以上帝的名行恶。
9/11恐怖袭击和其后的反恐怖行动，把世界推到了一个分岔口。如果伊斯兰世界—宗教文明的最后堡垒—不在世俗化过程中终结的话，那么西方世界—世俗文明的代表—就很可能在愤怒、仇恨的推动下回归宗教文明，使这场冲突退化、堕落为亨廷顿式的文明碰撞。
而亨廷顿式的文明碰撞是没有赢家的。
亨廷顿先生笔下两败俱伤的结局明显带有作者的警醒意愿。但即使结局不是那样，即使有一方大获全胜，也都是宗教文明的胜利，而我们幸存的后代总有一天还必须再推动、经历一场世俗化革命。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