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母亲的思想

於思悦

      母亲没文化，几乎不识字。除了会写自己、我父亲及我们姐妹四人的名字外，母亲会读会写的字不多。在桂北小山村呆了一辈子的母亲，就以她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祖辈烙在她脑海里的伦理常规理解着生活。
    
    可以划归为文盲的母亲在培育小孩方面与仅有高小文化的父亲有着惊人的一致：即使自己苦着也要让孩子上学。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且别说农民穷，好多人对女孩上学都持否定态度。顶着村人的讥笑与挖苦，父母硬是让我大姐成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我们那一片地区的第一个大学生，随后又用“拆东墙补西墙”的筹款办法将我们几个送进了大学的校园。当村人由讥笑转为羡慕时，父母额角的白发也悄然出现。在那么艰难的送子女上学的年代，母亲始终与父亲站在一起，成为父亲坚实的牢不可破的大后方。
    
    将四个孩子都送进大学、跳出农门，使得父母成了家乡方圆百里的名人，父母在乡人的夸赞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可母亲万万没想到，她与父亲含辛茹苦抚养的孩子们却要对她进行思想改造。
    
    对母亲的思想改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环境保护、计划生育与婚姻观念。我们的家乡是桂林的一个小山村，山清水秀、绿树成荫。母亲在来北京之前，根本就没有水会被用完、树会被砍光的概念。她在大姐家节约用水，纯粹是想节省点水费。我们常常就电视节目中播放的沙化、生态环境恶化、北京空气质量糟糕等方面展开争论。母亲认为，汽车排出的黑烟，风一吹不就走了吗？用过的物品，象塑料袋什么的，往土里一埋，不就腐烂了吗？确实，在家乡，我们见不到弥漫京城的那种久久不散的浓烟，也没有随风起舞的白色、红色、兰色等塑料袋等，也没有将树木砍掉土地就会变成沙土的事情发生。。。。。。家乡的水好象总是哗哗地流，绿树好象总也砍不尽的。
    
    母亲在北京断断续续地生活了好几个年头，亲身经历了北京世界末日般的沙尘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电视节目，听到了我们更多的议论，她好象开始明白汽车尾气、乱砍乱伐、白色污染等对环境的破坏力。不过每当我们建议父亲将家里的山场种上树，既绿化环境又改善经济条件时，母亲便坚决反对，理由是现在当地政府不让农民把成林的树卖给个人，只能卖给公家，那价格却低得让老百姓没法接受。
    
    大姐的孩子最钟爱的小动物是白兔，每年都要养几只，但常常是养不多久便一命呜呼。如此几次，母亲有意见了，说一只兔子一条命，这么让它们死掉是会折寿的，于是反对孩子再买。我以为母亲会由对兔子生命的怜爱扩及到所有动物的生命，但我错了。母亲怎么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中国和别的国家都要保护老虎、蛇等会伤人的动物，不仅不捕杀它们，还专门派科学家、专人去伺候它们，简直比人还值钱。有一次我们一起看一个节目，说的是当地农民在种地时被老虎抓伤，差点丢命，但农民们却没有围剿老虎，而是报告有关部门，加强对老虎的保护。我与姐姐正说难得当地农民有这种觉悟，而不是像别的黑心人将老虎打死卖虎骨什么的，母亲却说这种伤人的东西留着有什么用，不如杀了免得害人。我们说不能，这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再不保护就要灭绝了。母亲说灭绝了更好，反正它对人又没什么用。母亲不明白动物界的食物链是什么回事，我们也没法说出更多的让母亲立即就明白的道理。也许直到现在，母亲依然坚持凶猛动物该杀，伤害庄稼的老鼠等该斩尽杀绝。由此可见，在树立母亲的环保意识方面，我们只成功了一半。
    
    我常常缠着，让母亲说她与父亲的爱情史。每当此时，母亲的脸上便隐隐有一种娇羞，笑得很灿烂很温馨。她说，我们哪像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整天爱啊恨啊的，一会爱这个人，一会爱那个人，还动不动就离婚。确实，在母亲结婚的那个年代，像母亲这样能够在外出打工之中认识自己比较喜欢的人，然后与之结婚，已经算是幸运、新潮的了，他们更多的是听从父母对自己终身的安排。尽管父母的婚姻有一定的爱情基础，但在我的记忆里，在父母长达五十年的婚姻生活里，父母的吵闹斗嘴好象多于和谐。即便如此，他们依然相携着走到了今天。
    
    如今的电视剧多是三角爱情，似乎没有婚外恋和离婚就不是电视剧似的。母亲特别看不惯现代人对婚姻的轻率态度，说起电视剧中那些因婚外恋而离婚的人物便露出鄙夷的神色。我们想纠正母亲的偏激，将一度流行的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解除没有感情的婚姻是对痛苦双方的解脱”， “现代女性没必要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栓在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的身上”等等道理倾倒给母亲。母亲反问：难道他们原来是包办婚姻？原来是别人压迫结婚的？既然当初也是自由恋爱结的婚，怎么能说变就变？说不爱就不爱？母亲说，在农村也有红杏出墙者，但很少有人动不动就离婚，因为那家是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即使是红杏出墙，那颗心还向着家里。在母亲的心目中，家重于一切，为了家，可以忍受对方的不忠，也可以忍受没有感情的家庭生活。而在我们的思想里，夫妻间如果没有了感情，甚至了互相厌恶的地步，那家也就不成其为家了，应该分手将彼此解放出来。我们与母亲谁也说服不了谁，说急了母亲便会说：如果人人都那么自私，只顾自己高兴，那这社会就乱套了，因为谁都可以今天爱你明天爱他啊。如果我跟你爸当年离了婚，你以为后妈会那么卖命地送你们上学？想想泪汪汪的小白菜，以及众多对单亲家庭孩子的报道，母亲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如果父母早年离婚了，我们现在可能会跟楼下卖菜的民工一样，为多生几个孩子而“全国串联”呢。
    
    小时侯常常听父母说要将我送给谁谁，或者拿我跟谁家儿子换一下。自母亲怀上我的那一天起，父母就希望我是个男孩，尽管我已经有了一个哥哥，他们还是觉得儿子太少。可惜我不争气，是个丫头，于是便经常有跟人家换的玩笑让小小年纪的我着急。现在我常常跟父母说，如果当年拿我跟人家换了（很不巧，曾认真跟我们家接触过此事的那家男孩是个傻瓜），会后悔吗？父母听了就笑，被我问急了就说那时是开玩笑的，没有真舍得换。但不管怎样，父母心中有解不开的男孩情结，哪怕现在照顾他们最多的是女儿而不是儿子。
    
    尽管楼下菜贩子的小孩一个个都脏得像泥鳅，母亲说起他们还是有不尽的羡慕。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一家有好几个小孩，更准确地说，是可以有两个以上的男孩。让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让母亲很反感，其厌恶程度只低于对乡镇干部腐败行为的厌恶。我们对她说人口太多，国家的负担会很重。母亲很费解：我们自己种地种田养孩子，又不要国家发工资，国家有什么负担？我相信母亲的观点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观点。从最直接的层面看，农民养育孩子确实与国家没多大关系。母亲不明白，出生人口越多，耕地面积会越少；为了养活自己，农民们会多施肥提高亩产量，过多的施肥不仅会加快土地的老化，还会给国家带来生产压力；孩子长大了要上学，为保证每个孩子可以上学，国家需要更多教育投入，使得原本不足的教育投入会更捉襟见肘。。。。。。母亲认为，农民不仅自己掏钱买肥料，然后还要交公粮养活那些城里人；孩子上学，家长交了数额不小的学费，足够老师的工资，而且孩子写作业的每一页纸都是家长买的。。。。。。这些环节，没见到国家替我们掏什么钱啊，它怎么就加重了负担？在母亲朴素的观点里，倒是那些吃喝老百姓的贪官污吏增加了国家的负担。
    
    在农村，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少的人家遭人欺负，这种故事我们并不陌生。今天的中国，其社会保障根本无暇顾及那几亿农民（前几天报道的浙江率先对该省农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希望），农民老无所靠，当然就寄望于自己的儿子。与其说农民走不出“传宗接代”的观念，倒不如说他们更多地是被“养儿防老”的思想左右着。即使女儿再孝顺，嫁到别人家后，总不能整天在娘家照顾父母吧。有儿子，即使不孝顺，至少自己死了还有人知道。尽管竭力想改变母亲“人多力量大”，“数量胜过质量”的思想，但出生农村的我们深深知道没有儿子的农村人家的尴尬与痛苦。
    
    前不久母亲的亲舅舅，我们的舅姥爷，一个60多岁的光棍死了，听说其死状惨不忍睹：蜷缩在床底下，脚跟一片浓浓的血污。。。。。。舅姥爷死了好几天才被村民发现，然后便草草埋葬了事。做警察的姐夫怀疑是他杀，但因为下葬匆忙，现场也早被破坏，又没有苦主申诉，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往家里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母亲不胜伤感，说“无儿无女的人就这样了”。想起与母亲关于计划生育的争论，很是黯然。
    
    时至今日，对母亲的思想改造还没结束，一旦我们母女相聚时，我们肯定还会就这些话题展开没有胜负的争论。我希望，最终能转变母亲思想的不是我们的言辞，而是真正的现实生活。只有那样，也许才是我们真正的胜利。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