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根本障碍

傅治平

在联合国近200个会员体中，除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为工业化发达国家外，其余均为发展程度不等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里，发展中国家算得上一个庞大的"家族"。但是，这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一崭齐的，各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境况相差甚大：有的在经济上已经达到或接近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有的仍处于贫困落后状态；有的走向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法治国家，有的则在政治上问题不少；有的是经济外向化、开放化、国际化程度甚高，有的则仍然在内向、封闭中徘徊不前；有的实行集权体制，有的尝试分权；有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的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境况差异如何，都与发达国家有着不小的差距。那么，是什么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落差呢？是历史的机遇、是造物的不公，抑或现存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制度？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要"起飞"，其根本障碍何在呢？这一系列问题，似乎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中的难解之结。

　　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黄景贵博士，看过了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潮起潮落，也探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起起伏伏。针对世界上不同经济体的发展态势，结合西方制度经济的一些观点，用独特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命题—制度约束。他认为，在当代，制度方面的差异性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国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在他主持完成的"国家教育部留学回国博士基金课题"的最终成果—《经济发展制度论—西方经济发展理论述评》（海南出版社，2001年5月版，27万字，）一书中，全面地探讨了这个命题，读来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慨。笔者试作一次"文抄公"，撷其中几个观点，且与有识者共赏析---

　　1、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冠名为"发展中"的国家，因其处于发展中，所以皆面临着多元的、多重的任务：既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增加人均GDP，提高人们收入水平，又要为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如尊重人的选举权，保证新闻自由，消灭两级分化，让每个人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等。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既有经济增长的目标，又有政治、文化、宗教、人权等方面发展的任务。往往，经济学家将前者的任务定义为经济增长（经济学家提出的增长经济学，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而言），将后者的任务定义为经济发展---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与完善过程（经济学家提出的发展经济学，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保证有更多的产品与劳务供给社会，而且还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通过经济增长而使社会中的贫困、失业、收入分配不公、权利被侵犯等问题有较为明显的改变和改善。

　　经济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贫困、失业等都要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以中国为例，它之所以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把十分庞大的贫困人口降低到目前的很小的比例，其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在9.5%以上）。" 、"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开发自身的发展的能力，只有持续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即"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语）。因此，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对穷国提供发展援助时，就应该着眼于帮助这些国家培养自我发展的能力，其最好的方法不仅仅是向发展中国家"输血"，即提供经济援助，而是要帮助其提高"造血"功能，进行经济开发援助。

　　黄博士从一些实例中发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并不协调。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少发展中国家虽有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还不算低，但并没有经济发展，且经济增长发生之前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增长发生后仍未见多大改变。如收入分配不公，基本生活必需品得不到满足，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如因学费高而上不起学），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等。那么，经济增长的成果何处去了呢？答案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特权阶层或官僚阶级所剥夺、垄断和享用，经济增长都"长"到了特权阶层与官僚阶级的口袋里。所以，虽有经济增长，参与生产性劳动的广大民众则被排斥在收益分配格局之外，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方面得不到增长的经济的支撑，与经济增长前的状况毫无二致。—经济增长失去了社会意义。

　　看来，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当努力实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变革与改善。否则，即使有所谓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后劲，不会长期而持久，也难以为继，并有可能发生政治经济社会危机，陷入所谓"制度均衡陷阱"而进入长期性的停滞与萧条时期。看来，制度约束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经济起飞，应该从"制度"上作文章。

　　于是，黄博士产生第二个观点---

　　2、　　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重于资源禀赋

　　实际中，一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经济增长缓慢、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政治制度存在问题或制度效率不高的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难发展或发展没有效率的问题症结，黄博士认为"一些国家的官僚体制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所有不发达国家里，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管理无效和社会失序都相当普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通过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来解决贫困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内部政治障碍。"

　　事实上，在那些政治、吏治腐败的发展中国家中，不仅国内大量的资源处于闲置、浪费状态，或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使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其统治者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并把如何使这种统治得以"延续"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重点，而发展经济则至少降为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地位；况且，为保证这种统治稳定、持续，就要动用或利用军队作后盾支持，就要将社会上的所有资源都集中起来统一调配使用，就要打着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旗号，就要扛着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旗，就要强调本国发展经济的特殊性，走与西方市场经济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此这般，这类发展中国家又如何能发展经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快速增长呢？

　　由此，黄博士断言："制度重于资源"。

　　"制度重于资源"，说得好！在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政权体系和官僚阶层不仅耗费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导致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难以积累起来；如果再加上政治制度缺乏来自新闻的、政党的、法律的、议会的全方位监督，那就必然会产生广泛而普遍的腐败，而政治体制的腐败往往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阻力。资源再多，也因制度的无序而导致浪费。因而，发展中国家在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应想办法努力推进本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效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制度的高效率来带动经济增长的高质量（高效率）。

　　3、　　制度变革—经济"起飞"的前提

　　正因为制度约束了发展，所以，制度变革就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

　　如前所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多元的、多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变革任务，且"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甚大，那么，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就需要有一些相关的前提条件，尤其要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变革，建立科学、合理制度，把经济增长约束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

　　"解铃还须系铃人"，发展中国家摆脱制度的约束，又必须在制度上下功夫，在变革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完善良好的新制度，在新制度中，下面几个方面的制度至关紧要---

　　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建立产权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无论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还是从东方国家计划经济的教训，都可以证明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分权式的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所有制的结构与比重，应由市场竞争、市场选择和市场淘汰来决定，而不应由长官意志或计划部门的官僚事先、人为地来决定哪种所有制多、哪种所有制少、哪种所有制应否存在，更不应事先规定哪种所有制优越、有特权，也决不能通过政治力量将全部资源收归国有，然后建立众多的、低效的甚至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或实行企业国营。现在看来，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低效与亏损几乎是所有这类企业的通病。发展中国家为何还要反其道而行之，硬性建立起众多的国有企业呢？

　　二是有效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不乏资源丰富者，但为什么还会贫困落后呢？最大的原因恐怕是缺乏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制度性贫困？），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也就是说，低效的制度安排使资源的边际生产力非常低，甚至接近或等于零。于是，资源的开发不仅没有使社会财富增长，而且因为资源的低效的、掠夺性的开发而导致人们更为贫困。所以，如果有了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下一步就是要有有效率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只有人人努力劳动，并且有严格的制度能保证其劳动所得为劳动者所有，减少非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数量与规模，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三是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无独有偶。一些经济上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在政治上也"不发达"。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独裁统治、终身为政、军事政变、强权政治等，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经年不变的教条，这不仅容易引起政治动荡，政策多变，社会不稳，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腐败问题。因为，无论是政治上的独裁统治者还是军事上强权政治推行者，都是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它们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延续、维持甚至采取一切措施来巩固既有制度。经济增长就只能降格为政府的次要的社会目标，如此这般，经济增长从何而来？

　　四是严明的法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奉行的是人治，即使是一些推行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人治的痕迹也是十分浓重。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制、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交换关系错综复杂，并且千变万化，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任何个人、领导、党派等都是不可能来公平、合理、及时地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经济关系的，需要有严明的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可惜的是，不少发展中国家不仅法制不完善，并且法制的建设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即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没有严格执行，就是说有"法制"而没有"法治"，法律条文成了一纸空文。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做到既有法制，又有法治，就必需要有立法、司法的完全独立，不受政党、领导、行政的干预和影响，还要在执法上下大功夫。

　　4、　　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西方较为流行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资本形成、人力资源、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经济计划、外部资源等。从一般意义上讲，上述因素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具体到解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难题上，似乎显得苍白无力了。用黄博士的话说，是"理论的贫乏性"。因为，按经济发展理论的观点，主要适用于那些政治、经济、法制体制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国家，对那些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缺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再多的自然资源、再多的生产要素、再多的资金积累又有什么用呢？

　　战后近半个世纪中，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及南美部分国家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人均国民收入增长迅速，并且没有造成大的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未见明显的起色，经济增长缓慢，收入分配不公，基本生活必需品仍然得不到满足，或满足的程度较低，不少国家政局动荡，政变频繁，贫困依旧，落后依旧。

　　对此，黄博士追问：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重大差异呢？是各国不同的资源禀赋，还是各国不同的人力资本质量，抑或是外部发展援助的不同？

　　很显然，并非那些非政治、制度方面的因素，而是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与制度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

　　8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注重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新制度经济学）来剖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演进、制度变革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开始重视与制度相关的文化、法制、立宪、体制等"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黄博士撰写的《经济发展制度论—西方经济发展理论述评》对这种制度经济学作了充分的肯定，并用来解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难题。提出：只有良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真正动力。没有制度约束，即使"在有高资本积累的条件下，社会积累的资金既可以用来购置生产技术设备，也可以用来支付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确实可以大大节约社会经济的交易成本，这一点也为工业革命近200年来经济能够较快增长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经济增长之经验所证实，也同样为一些发展中国家"起飞"的经济结果所证实。

　　应该说，《经济发展制度论—西方经济发展理论述评》是一部研究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并对其作出批判性评论的创新之作。作者借对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述评，指出其 "理论缺陷"，找到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障碍是 "体制性贫困"和"制度性短缺"等。这些观点，是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补充，也是推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有益启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