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畅谈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
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不断创新，迈出更大的步伐，成为史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为此特辟"21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专栏，邀请张芝联等6位史家畅谈他们对20世纪史学理论的体会和对21世纪的设想。现摘介如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芝联说，《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刊出他的《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一文。该文在试图总结1976－1989年我国史学成绩的基础上，尖锐地提出了4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所谓"史学危机"，历史著作中"人"的主体作用，史学的独立自主性，史学家的主观意识。这几个问题是史学研究中的深层次问题，不是短时期能简单地解决得了的，而是要靠实践来逐步解决。该文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如下预测：我国未来的史学发展是着重研究文化史，社会史，心态史，科技史，文化关系史；继续引进与讨论历史方法论问题，更系统地研究一些历史家和史学流派；写出一批中国史与世界历史新著作。他认为，这些仍是我们的发展重点与努力目标。2000年召开的第19届国际史学大会也表明，文化史、世界史、史学的作用与历史家的社会责任，已成为全球史学界关心的问题，这正是21世纪史学家的重大课题，我们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的重大课题。
《求是》杂志前副总编辑苏双碧强调认为，中国要健步走进21世纪，并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辉煌，就必须用更大力气来批判封建主义。他说，20世纪在和封建主义的较量中，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动。但封建主义的影响还远没肃清。源远流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其封建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惰性，这种惰性就象一个巨大的包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使中国历史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在小平的号召下，80年代初期曾经对封建主义进行了一些批判，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无声无息了。有人说批判封建主义成了禁区，大约不至于此。然而，由于放松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社会上封建糟粕、封建迷信死灰复燃。在意识形态方面，什么新儒学，什么下一个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也唱得很响。他指出，封建主义为什么还有市场，还能招摇过市，甚至批不下去，除了封建主义自身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存在外，还有几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也阻碍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其一，借口反对"全盘西化"，限制对封建主义批判。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真正主张"全盘西化"的只是个别人，而且一经提出就遭到激烈的反对，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思潮。而在近代中国利用批判"全盘西化"这个口号来抵制学习西方却是常见的事。其二，国粹主义是抵制批判封建主义的另一张王牌。实际上国粹派维护的并不是真正的"国粹"，而是维护封建糟粕。这些卫道士已成为这个历史前进的阻力，是历史惰性力量的一个部分。其三，所谓针对性。主要是一些封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深怕批封建主义会失去他们世袭领地，本能的起来反对批判封建主义。但又必须找个借口，于是他们和历次新旧文化斗争中卫道士一样，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胡说批判封建主义就是批判谁某，就是不要传统文化，鼓动一些不明真相者起来反对批判封建主义。苏双碧最后再次强调认为，鸦片战争以来160年的历史证明，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至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封建主义都是历史进程的阻力。只有充分认识封建主义在当前的危害性，并切实地进行批判，肃清其遗毒，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才能健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才能阔步前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蒋大椿说，20世纪中叶至70年代末，我国史学界通常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给我国的历史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而20世纪的最后20余年，亦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重要而且具有深远影响的收获之一，便是觉悟到历史学应该建设自己的学科理论，并在历史理论尤其是史学理论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认为，当代的社会发展，科学水平、认识水平的发展呈现极为复杂的态势，可以肯定，过去那种理解的唯物史观的独断的一元论独占史坛的思想景象，不会再存在了。21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可以极为简要地大致推断如下：（1）各种史学理论主张的系统化。20世纪最后20年已经零星地提出来的，包括在21世纪所提出来的各种整体的或分域的史学理论主张，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在21世纪将以更加系统化的形式表现出来。（2）史学理论的多样化。多样化有一元多样化和多元多样化。由于历史客体、历史研究主体的认识方式以及史学方法的复杂多样，史学理论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史学理论家可以不造成多元理论，但却无法闭起眼睛无视多元多样化史学理论的可能发展及其现实存在。（3）史学理论多样化统一的整合追求。各种不同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具体见解可能而且可以相互吸收，但最核心的理论主张可以并存，却难以调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对多样化的史学理论加以整合，以寻求多样化的整体主张，并居于我国史坛主导地位的能力和潜力，但这要付出极为艰巨的努力。（4）史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历史研究的结合得到加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何顺果说，一个时期来，围绕着考据学问题，史学界发生了不少争论。一些人提出了"回到乾嘉时代去"的口号，另一些人则担心史学家会重新钻进"象牙塔"，他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从中国史学的现状看，从培养一代史学新人的角度看，应对"考据学"作必要的评价，并使之成为史学的重要因素。因为考据是必要的，或者说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中国史学的发展，经过教条主义和"以论带史"的危害，现在刚刚得到一些恢复，不能说上述错误的影响已完全消除了，如果进一步恢复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势，使我国史学研究重获生机、更上一层楼，仍然任重而道远。一个历史家的基本任务就是：第一是弄清"历史是什么？"第二是解释其"为什么"？但首先要弄清它"是什么"，然后才谈得上解释其"为什么"，否则其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而考据无非是帮助历史家弄清"历史是什么"的一种手段，一种必要和重要的手段。非如此，便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使主观达于客观，使我们的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可以断言：没有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融合，就不能重铸中国史学的优势与辉煌！
《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记者马宝珠认为，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应在对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遗产深入总结的基础上，进而探索新的问题：（1）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问题。20世纪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某些偏差与误区，其表现是，或对这个理论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或是形式主义的运用，从而削弱了她的理论力量。在新的世纪里，如何科学、准确地运用这个理论武器指导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2）全面、准确、客观看待中外各自的历史传统及其史学理论问题。应该看到，世界发展的多极化必然带动文化的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不是孤立的，而是日益走向融合。因此，21世纪中国史学应该关照这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应该创造一切条件，让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让外国史学补益于中国史学。（3）史学理论的自身发展需要更好地关注现实。诸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认识问题、21世纪史在综合国力、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人的全面提高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等等，都值得认真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首先有赖于理论的先行，而理论的确立，自然离不开对现实的准确把握。（4）关注理论的通俗化。从目前的史学理论研究来看，大家关注较多的是提高，而对于普及则关注得不够，因而不大重视理论的通俗化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史学理论的传播，进而影响史学的普及。史学理论的通俗化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但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这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
《历史研究》杂志社编审王和说，从80年代初期至中期，当"史学危机"所带来的惶惑和迷惘严重困扰着中国史学界的时候，不少原本对于史学理论具有浓厚兴趣的史学工作者经过认真的、审时度势的反省和思考，最终选择了沉下去埋头从事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做法，对理论则采取了一种相对疏离和冷淡的态度。这种状况，从本质上讲，是"文革"之后出现的普遍的社会性信仰危机在史学领域里的特定反映。从80年代中期到今天的十几年间，历史学在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获得了非常显著的丰富成果。这些成果中虽然已经渗透着大量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但由于它们使用的范畴多为个案的和专题的研究，所以它们之间的联系很少，其逐渐展示的宏观理论意义尚未引起充分重视。由此形成的一个清楚的事实是：相对于近20年来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的巨大进步，我们的史学理论已经明显滞后。为此，他认为，如果说在80年代初期，由于理论的空泛和苍白，我们因而有理由大力提倡从事具体的专题研究和实证研究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当具体研究的丰富成果不但已经足以促动我们从新的高度对中国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行宏观认识和总体思考，而且实际上陈旧的理论模式已在事实上形成制约具体研究的束缚和桎梏的时候，重新唤起史学工作者对于理论问题的兴趣，便是理所当然和十分必要的了。为此，他提出，希望通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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