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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云鸟
中国何时有了“中产阶级”这一名词？好象是在开放之后的事吧，在此之前，中国只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分，“中产阶级”为何物？
现在已经过了千禧年，哦！不，在此之前的九十年代，我们或多或少的已经接触过这个名词了，总是在那些白痴电视剧中，大家都能感受到“中产阶级”在物质上带来的各种遐想。而现实呢？我们不得用一句老话来耻笑自己：现实是残酷的！
“中产阶级”也就只有在我的遐想中得以存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无不让我羡慕，有钱有房有车，还有高级进口避孕套……；一个个都是吃香喝辣、吃喝嫖赌，玩的都是股票、房产、高科技、美元、人民币还有女人和男人。扔的钱是纸，吐的饭是米，烧的烟是草，灌的酒是水，玩的人是肉……
哈哈哈！中国对“中产阶级”的概念只限于此，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是一个时髦的“中产阶级”分子，同以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所谓旧知识分子，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人口素质低，已经不是雾里看花了。以为有了手机、汽车、别墅、套子就是中产阶级了，以为月薪几千人民币就是中产阶级了，以为跟上全球“一体化”就是中产阶级了。结果还不是廉价劳动力？还不是“唉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
Q一帮？还不是同所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一样？中产阶级在中国得以如此的尴尬，生存于乞丐和富翁之间，就如同生存在贫农和地主间、生存于下岗和暴富之间，就高不上，比下有余。如果说，中国要实现的“小康”水平就只如此，想以此基础在将来“炎黄子孙傲视全球”，那还不如跳过此阶段，接文化大革命的班
---搞个现代“大跃进”不（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啊）。国家说，下岗了，你们才能有自由的空间来发挥你们对社会的能动性；下岗了，国家才能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来进行继续改革。妈的，开放搞了他妈的十几年，终于完成了计划第一个目标。中国的人口多，多得现在是九亿农民加更多下岗的。
国家说，现在的两极分化，是中国进行市场经济，继续为以下的发展打下基础的“阵痛”。好啊，现在中产阶级是什么？贫农的榜样、富翁的垫脚石？还是要继续给国家打工---“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也不过如此嘛：生存在尴尬中。
知识分子，你为什么不开心？
(作者：飞刀小蔡)对东西方的知识分子稍做考察，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大多注重精神自由及对纯知识的朴素追求，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民族必须担负某种道义上的责任。所以，祖先们给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典籍，而数理化的各种定理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汤姆约翰之类命名，好不容易弄了个勾三股四人家还不认帐，说那叫毕答格拉斯定理。
难道不是吗？梭罗一个人跑到瓦尔登湖隐居了两年，自耕自食，十分惬意，于是有了那本经典的《瓦尔登湖》；阿基米德直到敌军来到院子里要砍他脑袋还不忘演算他的算术题；维特根斯坦服完兵役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老爸留下的遗产通通分给别人。据周国平先生讲，哲学在希腊语的原意就是“爱智慧”的意思，于是我常常想：这些西方大贤们真是一群爱智慧的人。
再反观一下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我发现除了偶有异数（如李白，如陶渊明，如竹林七贤等），大多数好象都活得相当痛苦。比如孔子，一生奔波，宣传他那一套儒家理论，可惜没什么人重视，还差点在陈蔡送了命，真是累呀；再说屈原，那就更冤了，一生郁郁不得志不说，到头来还落个自投汨罗的命运；再往下，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之名句，还有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说法，总之感觉一个个慷慨激昂，大公无私的不行。
自我哪去了？莫非知识分子生来就不能考虑自己的生活？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帖子，《失节事小饿死事大》，甫一帖出就遭人诟病，骂我是汉奸云云。其实我只是想说出一个常识：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私生活，为什么非要强求人人都那么伟大呢？整个世界都是大公无私的人，好象也很乏味吧？
昨天听叶永烈先生讲演，提到梁实秋先生当年办报时因为提出“欢迎与抗战有关的文章，也欢迎与抗战无关的文章”而遭人攻击，被斥为“抗战无关论”。可以今之眼光视之，那些“与抗战有关的文章”早已不知所踪，倒是梁先生“与抗战无关”的散文至今依然经久不衰。当然，我不是否认当年那些与抗战有关的文章的价值，我只是觉得，世界毕竟是多元的，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必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来忧国忧民---虽然忧国忧民没什么不好的。
按理说，知识分子，那都是有知识的人，这么简单的问题不会犯迷糊。可事实并非如此，依我看，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依然活得那么不开心。开口闭口道德水准滑坡，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云云。好象他们本人只是这个社会的旁观者一般，在一旁高谈阔论，品头论足。
前几年，由《读书》杂志社搞了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声势不小，可结果是虎头蛇尾，除了漫天的“终极关怀”、“终极目标”，什么结论也没得出。我当时虽然只是毛头小子，也不禁觉得这帮知识分子实在有些迂得可笑。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懂那个“终极关怀”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也不知他们究竟想关怀些什么。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老百姓都是弱势群体，需要他们的解救吧。怎奈堂吉柯德已经证明：和假想敌作战，吃亏的总是自己而非风车啊。
照我看，知识分子要想活得开心，其实办法很简单：别把自己看得多了不起，老老实实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和他们一样地生活。你没见人家贫嘴张大民那个样还不照样过得有滋有味？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学学他呢。
所以，邻居一家看肥皂剧看得哈哈大笑你也用不着鄙视人家，人家觉得开心就好，你管他呢；人家公司要拍什么《戏说
XX》，你也别指责他歪曲历史，你管他呢，既然拍了就说明有需要，人家总不会跟自己的钞票过不去吧？你在书斋安心做学问，对面的人家终日打麻将，你也别说人家低级趣味，人家还说你终日钻故纸堆是个老古董呢。井水不犯河水，挺好的，何必非要让所有人都和你一样的高雅呢？累不累呀。
以我的浅见，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他的选择没有侵犯到他人的利益，你就无权对其加以指责。
记得中学时我曾非常迷恋古龙的武侠小说，有次语文课上被老师发现，书被没收去不说，他老人家还苦口婆心地教育我，说我本质上不坏，只是千万不要再看这样的垃圾---虽然实际上他本人从未看过古龙的作品。
我想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对于自己毫无所知的东西也可以照样不觉武断地作出结论。而事实上，坦白说，我从古龙那里学来的东西远远胜于那些所谓经典名著所能教给我的。
有这么一群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他们终日身处书斋，高高在上，只是通过报纸电视浮光掠影地了解一点皮毛，对与老百姓的生活，他们实际上知道多少？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那里感叹今日的世风日下与人心不古。老实说，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岂止是讨厌，简直有些害怕：要是让这种人当我的上司，也不知会让我受多大的罪呢！
所以，我想说：知识分子，请活得开心一点，好吗？
庚辰深秋寒夜草于东大十四舍
《相约星期二》：中产阶级的需要
(作者：如风)一个老人，在临去之际，希望能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一些生活的格言，于是学生每个星期二来到老师身边，记录老师的言语，整理老师对生活、家庭、金钱、死亡等人生问题的解答。老师希望把自己的人生观做为最后的课程教给自己的学生和所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然后，这本教材成了美国的热门畅销书。
叔本华说，人对生活的需求有三类（称之为快乐之来源吧）：第一是吃饱睡足，生存是最基本的需求；第二是娱乐，唱歌跳舞聚会体育等等，它给你短暂的快乐；第三是精神的娱乐，目标的实现、爱情的快乐等等，给你更大的更长久的快乐。
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充分享受了前两类快乐，于是他们开始了不知足地探索，他们需要更高层次的快乐，于是，这本书教授了他们快乐的方法，这正是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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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不说它的畅销了，这和我和书都没有关系。
我分了两次把这本书读完：第一次是晚上
3:00到4:00，第二次是早上10:00到12:00。全书约100,000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我匆匆地读完了它。老人在里面的不少见解的确很有独到之处，最喜欢的是它的第七课：《年轻》：“我不羡慕你，因为我也经历过你的那个阶段。”；第八课：《金钱》：“向上层人炫耀你的财富，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向下层人炫耀你的财富，他们嫉妒你。钱不是快乐。”
在故事的结尾，我也为老人的逝去而感动。
“又一个人上了我的课，还不小心哭了……”老人在天国又会开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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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读性：☆☆☆☆（仅凭个人感觉）
全书的文风不佳，但尚具思想，所以我给了它四颗星。如果你正不愁吃穿，对生活还不满足，不妨一读此书，但前面余秋雨的序不要去读，如此断章取义的序，降低了全书内容的连贯性，而且增加了印书的成本，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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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作者：萧功秦)萧功秦简介：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儒家文化的困境》、《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等，多篇文章发表于《战略与管理》等刊物。
在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有两种人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一种人是新兴的知识型的中产阶级，另一种是人是具有道德批判的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本文试图对这两类人的特点作一简略的分析。
以知识为“软资本”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也可以译为中等阶级，这一名词长期以来被狭义地理解为资产阶级的同义语。这种概念等同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欧洲封建社会后期的中等阶级，即富有的商人阶级，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与冲击下发展为居住于城市中的资本家阶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中产阶级就是西方历史中的资本家阶级或称为布尔乔亚阶级。由于对这一狭义概念的惯用，当我们谈到中国有一个中产阶级时，不少人就会习惯地以为，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与避免被人误解，中产阶级这一用语很少被人们运用来表述中国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这一分层化现象。实际上，中产阶级在其原生意义上，指的就是介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是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与社会纵向流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运用这一具有很强涵盖性的概念来表述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分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属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中产阶级人群，主要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如建筑师、律师、私人企业中的技师、商业营销人员、经理、与市场运作密切相关的影视工作者，收入较高的教授、医生、股票经纪人与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的“资本”。这种“软资本”使他们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与广大蓝领阶层相比处于优势地位。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他们与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就逐渐拉大，这种社会分化中的向上流动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中间层就应运而生。他们比普通收入的蓝领阶层更富有，但与暴发致富的、有权有势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在生活态度上与价值观上则更具进取心。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把所有在经济收入方面比较富裕的人士都称之为中产阶层，中产阶级从本质上说，是指那些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作为“软资本”来参与市场竞争，并因此而取得竞争优势的人们，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一般而言较为精致化。那些投机商、暴发户、利用权钱交易的权势寻租者，利用权力地位取得财富、地位等稀缺资源的人们，严格地说，并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知识型企业家与知识型能人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的市场竞争可以分为有序部分与无序部分的话，从理论上说，中产阶级是属于前一部分而不是后一部分的产物。当然现实生活中的光谱并不那么清晰可辨。
那么这一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与下层和上层社会阶级相比，有什么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承担着什么特殊的社会功能？
社会学家指出，首先，由于他们相对富有，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拥有较为轻松良好的工作环境，凡此种种，都会使他们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他们是现存秩序的得利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他们本能地反对震荡疗法的“革命”，这种温和的保守性（这里的保守是一个中性用语），使他们对社会对立与社会矛盾起到缓解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
其次，他们又并不完全满足现状，因为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钱权交易与官僚系统中的非法行为的侵害与不正当的阻碍。因此，他们希望社会制度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希望中国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来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与机会。
一位公司经理曾对作者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他们不得不通过“走后门”来获得某些机会与方便，不得不以某些不合法的方式送礼送钱，以打通各种关节；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他们觉得，通过非正当途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所支付的“交易成本”与代价越来越高，反不如通过制度的透明化来取得正常的收益，因此，他们越来越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健全。
这种思想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型企业家中具有代表性。由此可见，中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成为支持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新的社会基础中的一种重要力量。如果说，暴发致富的特权阶级满足于体制的不健全，并从现存体制的漏洞中大量获取食利机会，那么，知识型的中产阶层则未必满足于这种现状。他们更倾向于体制改革。与特权者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改革要求与愿望。
正是以上两方面因素结合，一方面，他们希望变革，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激进的变革来否定现存体制与秩序，这一特点使他们成为渐进的改良政治的支持者。正如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凡是中产阶级在社会分层中占较大比重，而上层与下层所占比重较小的“橄榄型社会”，将会是一个既具有进取的潜力而又较少激进的心态的社会；相反，中产阶级较少，上层与下层之间又充满对立与冲突的“工字型社会”则往往会成为激进革命的温床。
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当今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产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崛起。一般而言，中产阶级对政治的直接兴趣并不很大，他们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较少有兴趣在社会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然而，人们可以通过私下谈话与交流，大体上了解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所抱的态度。
作者在
80年代文化热中结识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朋友，有不少人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以后通过下海经商而成为私人业主与三资企业中的白领人士。与十年以前相比，这些人当年所具有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心态，可以说已经有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甚至几乎可以说前后判若两人。他们确实对现存秩序下的变革方式持相当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的这种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
一位在北京与上海从事房地产经营的知识型企业家曾这样对作者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毫无指望的“无人所有制”，国有资产“流失”到他们这些民营企业家手中，这种过程确实充满了灰色地带，也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合理性。然而，他认为，民营企业家本人与其家庭可能消费的部分，充其量只是他们全部拥有的资产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他们会把其余的绝大部分资金通过最为精打细算的方式，投入到市场经济的生财过程中去。
例如，他本人为了上一个房产项目，曾在上海某一地块上反复考量了整整四个月，充分地考虑到可行性以后，才作出决定。以市场规律合理地配置其余百分之九十甚至千分之九百九十的资源，把它们用来创造就业，发展生产，这种生财行为，不但有利于自己，也同样有利于社会与民族。
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相信，由于中国二十年来的改革与国力的增长，使国家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源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与困难。他们与地方官员过从甚密，共同商讨投资事宜。通过这种私人交往，他们中不少人认为，当今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各级官员，是建国以来最热心于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技术官僚。
总之，他们对中国的现状与前景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他们比较关注中国新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认为温和的知识分子、知识型的企业家与新一代的技术专家这三种社会力量的结合，将会使中国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逐步为实现中国民主与中国社会进步创造必要的经济基础。他们认为中国目前选择的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模式是中国进步的希望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二十年以后的当今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成为主张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的渐进变革的“新保守主义”改革思想的社会基础。
然而，中国当今的中产阶级还有其自身的弱点。在涉及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主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参照点，他们中大多数人缺少超越自身利益的、更为前瞻的社会关怀。似乎也没有强烈的道德激情。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下层民众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缺乏切身的体会与关注。他们自身的利益的获得，又与特权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一些特点，都会使他们缺乏社会批判精神。
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中产阶级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却务实而稳健，那么，与中产阶级相比，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充满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正义感，然而却往往不切实际，容易产生全盘改造现实的“乌托邦情结”。在
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他们对中国的历史选择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里指的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一个与“劳心者”的内涵相当的职业概念。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的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己任的道德使命。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来献身于社会改造与改良的行动。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往往又会导致知识分子希望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社会工程的蓝图，来改造社会。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申张自己的利益。在美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申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的人群。每个专业的利益集团中总有一些以自己的专业立场与自身利益为基础，同时又为社会公益事业而积极活动的人士。然而，在欧洲大陆国家、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观念人”则一直具有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以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解释。
凡是产生知识分子“观念人”的社会，如欧洲、俄国、中国，都具有社会阶层分层较为显著的社会结构。在这种传统社会结构中，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机会受到较高深的教育。这些精英分子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因拥有知识运思能力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因执着于人文价值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作出根本性整体性解决的人群。这种人的最基本特点是，由于抽象理念中的理论因素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判断，与道德关怀相结合，而产生一种行动化的方向。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
更为概括地说，一个阶层分层较为明显，从而仅为少数人受人文教育提供了可能的社会，以及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他们进行知识反思的资源的社会，是产生此类知识分子的温床。这种少数受到教育的精英与广大没有受教育的下层民众的两级对峙，造成了精英与平民的分野，就会有一种人产生强烈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如果这个社会恰恰又有许多困难、矛盾以及面临无法振拔的困境，那么掌握理念与思辩能力的精英们，就会充当了政治运动的发动机。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在
20世纪政治中总会起那么重要的作用。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旦“观念人”取得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力，他们就会以自己的理念来改造社会，其结果，往往会由于不切实际而事与愿违。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互补中的相互促进在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一方面，发展中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两极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种种矛盾，使传统的观念型知识分子具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进行诠释的巨大机会，使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又使那些崇尚务实与稳健，但缺乏道德激情与社会批判精神的中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
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这两种人的相互补充与支持。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观念人”的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我们民族的前途，这样的民族无疑是更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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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资料：《听，美国中产阶级在哭》美国持续
8年半的繁荣给收入最低的劳动者带来了好处，给收入最高的劳动者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中产阶级从克林顿政府的经济繁荣中所获得的好处比任何人都少。虽然劳动力市场的繁荣对中产阶级的劳动者有所帮助，但是，与收入最低的劳动者得到的好处相比，他们的收益并不大；而与收入最高的劳动者的收益相比，中产阶级的收益更加谈不上好。从总体看，劳动者的工资在
90年代增长了28%，但是，作为富人代表的首席执行官阶层的工资增长幅度高达481%。如果工厂工人的工资与老板们的工资得到同样快速的增长，那么普通劳动者现在每年应该能挣11．0399万美元，而事实他们现在每年只挣2．9216万美元。调查表明，中产阶级的工资之所以能增加，唯一的原因就是劳动者工作的时间更长，而不是得到的工资更高。美国普通劳动者每年工作
1966小时。这比1980年多83小时，相当于每年多工作了2周。也就是说，如果一年度假2周的话，这就等于每周工作39．2小时，每年工作50周。在其他所有的大国，工作小时数都在减少。这使得美国与第一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年工作小时数差异正变得更为明显。日本人在
20年前是首屈一指的工作狂，从那以后，他们已经把年工作小时数减少了142小时，目前居于第2位，年平均工作小时数为1889小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年工作小时数从1560小时（德国）、1656小时（法国）到1731小时（英国）不等。平均来看，挪威人每年只工作1399小时，也就是每周27小时。相比之下，普通美国人每年工作
1966小时，这比一般挪威人多40%，比一般德国人多26%。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是美国经济动力的关键。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工资虽然比最低工资要高，但他们没有足够钱购买股票去从牛市中发财。与此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制造行业工作，而制造业一直不断萎缩，同时因为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对亚洲的出口锐减、而使制造业形势进一步恶化。过去的
17个月中，制造行业的工作职位已经减少了将近50万份，在这个传统上工资优厚的经济部门中，这大约相当于所有工作职位的2.6%。过去
20年中，除了受过最良好教育和工资最优厚的劳动者外，所有人的工资都有所下降。这种下降始于1973年，发生在缺乏技能、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身上。到80年代末，甚至连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子的工资也减少了。到90年代中期，许多劳动者的收入低于他们在70年代的收入，几乎所有的人（那些收入最高的10%的劳动者除外）都比他们在1989年的收入要少。就中等收入的男性劳动者而言，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小时工资仍然比
1989年的工资低。如果这些劳动者只有中学毕业文凭，他们的工资就比10年前低2.7%。如果他们受过一定的大学教育，他们每小时的工资就会只低 0.5%。由此看来，中产阶级没有从繁荣的美国经济中捞到任何好处，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悲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