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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标准与人的真实行为
道德不仅是一个保证互不侵犯的社会协约，而是约束和激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创造更美好、更完善的共同生活环境的机制和理念的总和。《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
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道德要从小处入手，从小事做起，再小的好事也是值得歌颂的。但是，尽管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是好人，从来做好事，还是不能自满，不能停息下来。所以孔子说：不厌，不倦。这样看来，道德一方面非常切实、浅近，另方面，又无比高远、深厚。每一个普通人都有符合道德的优点，如果追求它的完善，圣人也有不足、不能的地方。道德对人的期望永远高于人的真实行为，这两者之间永远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是普遍的，也是社会所愿望的。如果把道德标准降下来，令其符合人的现实行为，就无所谓道德了。
“虚伪”是正常社会的普遍现象
既然道德的期望永远高于人的真实行为，就会出现：嘴上说的总比心里想的高尚，心里想的还是比实际做的高尚。法国印象派大诗人瓦莱里说：“我们总是把想做的当成能做的，把能做的当成已经做到的。”初看起来，这是一种不光彩的欺骗。但是，正是由于思想对行为的监督，言论对思想的约束，才使得思想和行为不至于信马游缰，无所忌惮。这个道德标准与真实行为之间的距离和张力正是道德约束力的体现。
所以，在一切正常社会中，“虚伪”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社会的主流成员，或称“君子”，“虚伪”的比例就越高。而“率真”的人们，常常是社会的边缘，或称“小人”。为什么倾心认同这些道德标准的主流社会反而不能做到表里一致呢？这正是因为道德对他们尤其具有约束的力量。社会边缘人群对道德共识存在逆反心理，所以思想、言行，肆无忌弹。
谴责“虚伪”不能异化为对道德本身的谴责
在承平的时代，心口不一，言行相左，被人发现，受到谴责，惭愧之余，立志改正。而道德意识更强的人们，在私下里，也尽量要求思想、行为合于道德。曾子说：“君子慎其独”。道德就是通过这些的机制发挥它改善社会的功效的。
在革命时代则不同：人们喜欢夸张逆反心理，把社会的边缘变成主流。边缘成了主流，革命就成功了。但是，一旦这些“小人”自己成为称为“君子”之后，他们同样需要道德，他们同样体会到社会秩序所带来的益处，同样感受到道德的约束力量，同样开始“虚伪”。假如我们不请愿不断重复地经受“革命的洗礼”的话，就必须在道德标准与真实行为之间发生差距时，谴责不符合道德的行为，而不能是道德本身。“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问题在“男盗女娼”，而不在“仁义道德”！“仁义道德”是一切社会、一切时代永远需要的。
对道德本身的谴责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革命运动，它是中国文化界对思想、道德重新认识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我们可以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到端倪。《三言二拍》、《儒林外史》和《老残游记》等书主要还是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批判、揭露社会主流的“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并暗示：社会主流其实都是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坏人。这是对道德的可信性动摇的开始。《狂人日记》的炮口所向已经不再是肚子里满怀“难盗女娼”的社会主流了，而是“仁义道德”本身。鲁迅在此直呼：所谓仁义道德，其本质全是吃人！
鲁迅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他的同志和继承人们不是不满意于某一种道德，而是不满意于一切道德！他们相信有一个与生具来、一成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性”。任何对这个“人性”的限制和改进都是他们不能容忍的，用他们的术语讲，就是“不人道”的。他们不明白人的思想、行为，乃至于感情、欲望都是发展、变化的，而健康的道德就是要把这些发展、变化向着有利于人群和谐生活的方向引导。他们只承认人的“自然”和“自由”，而对任何已经形成的文化都抱着根本怀疑和敌视。这样的理念变成社会主流之后，道德就被降等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但因道德早已失去了它神圣的光环，也实际失去了任何真正的约束力。最终导致这个最起码得条约也不能切实实行，而一切都要求助于峻法严刑。对自由最热切的渴望导致了最不自由的结果！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