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阳
日前拜读了陈坚先生在
1999年第3期《中国哲学史》上发表的“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四位学者对中国哲学成立的证明”一文，笔者认为作者陈坚所提出的“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这里所说的值得深思，不是说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的问题，而是这种提法值得深思。进一步地说陈坚为什么会提出这一问题，其问题提出的根源是什么？从陈坚的文章中可知“哲学”一词来自西方，大约在一百年以前中国学术界才引进这一词。如他说：
“哲学”
(philosophy)这个词本是个西方术语，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有“哲”字也有“学”字，却没有连起来的“哲学”一词。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Nishiamane)首先将Philosophy译成汉语“哲学”，后来黄遵宪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了中国，中国学界才渐渐地接受并使用上了“哲学”一词。因为“
Philosophy”译成汉语“哲学”，然后这一词再介绍到了中国，依据历史时期的考证，所以作者提出“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问题的思考。笔者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根源认为陈坚先生缺乏对东西文化交流史的了解，以及对近代西方哲学史的了解。笔者这样说可能会使陈坚先生不阅，甚至会造成一批大陆学者的不阅。实事就是这样，现在人们只是知道近代东方将“
Philosophy”译成“哲学”，就不知道西方把中国文化的“易”叫成“Philosophy”。而且西方把“易”叫成“Philosophy”远远早于西周将Philosophy译成汉语“哲学”的年代。西方把中国文化的“易”叫成“
Philosophy”最晚见于四百年以前，利玛窦于１５８２年进入中国，利玛窦来华传教不仅仅是西学东传，也是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传教士的辛勤努力下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化输入西方，其中就包括“易”，而“易”被西方人称为“Philosophy”。卫匡国(1614-1661)于1658年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的拉丁文《中国上古史》(SINICAEHISTORIAEDECASPRIMA)一书中就把“易”称为“Philosophy”，如文中的“Philosophantur”，“Sinarumphilosoph-iam”。同时，卫匡国把“易”与西方哲学做了比较，并且认为伏羲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相似。毕达哥拉斯大约在公元前
570年，生于希腊萨摩斯岛，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早年离开家乡，到埃及、巴比伦等国游历。公元前529年移居意大利南部的克罗顿。广收门徒，组织设团，创建学派，探求自然。在哲学上，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从数产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从公元前
4世纪下叶到公元前1世纪末，毕达哥拉斯学说被柏拉图及其学派所吸收，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得以保存下来和继承得到传播。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3世纪，出现新毕达哥拉斯学派，择中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学说，以顺应当时当地流行的宗教信仰。主要从事于神学的思辨和数的象征主义，把毕达哥拉斯神化为一种宗教启示和神秘生活方式的奠基人。在本原问题上，力求回到柏拉图活期所致力的、结合理念论和毕达哥拉斯数的理论的理念数论，并以此为神学进行论证。继续强调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区别和对立。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以后西方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宗教神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伏羲与毕达哥拉斯相似之处在于两者基于“数是万物的本原”。据古代历史的神话传说，伏羲是由距中国西北几千万里的地方叫做“华胥氏之国”，有一个姑娘到东方的一个林木翁翳游玩，偶然奇遇雷神的足印，后来怀孕生下了伏羲。他是雷神的儿子，形貌是人面蛇身或“龙身人首”。因此，称他为东方的上帝，辅佐他的是木神句芒，他们先同管理着春天。
伏羲的身事被编入古代神话，但在历史中是否确有此人？后人只有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多数的文献讲：他是我们中华祖先里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的杰出贡献是绘制了太极八卦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广泛流传。
据《周易·系辞下》记载“伏羲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意思说明：伏羲氏取得统治地位以后，通过仰观天文，府察地理，在飞禽走兽身上的花纹和自然地形地貌的启事下，根据对生命活动的体察和对事物变化的研究，初步悟出了八卦，用以作为解释自然变化规律和万物生长变化规律的说理工具。
历史中伏羲八卦图也称为《先天图》，宋代邵雍说，《先天图》的根据是《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先天八卦以乾为天、坤为地；离为火、坎为水；巽为风、震为雷；兑为泽、艮为山。天和地，水和火，风和雷，山和泽，古人认为这都是相对立的东西，所以他们所代表的卦象在先天图中八卦都是相对的。先天八卦所代表的方位是：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东南、离东南、震东北、巽西南、艮西北。配以数字：乾一、兑二、离三、震四、翼五、坎六、垦七、坤八。由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
中国人一向认为八卦为伏羲创建，而伏羲不过是远古时期象征时代特点的想象中的人物。据今人考证，八卦可能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殷周之际。
毕达哥拉斯与伏羲两者虽然都基于“数是万物的本原”，同时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毕达哥拉斯以“
4”，四种元素：水、火、土、气，表示万物的本原。而伏羲则以阴阳两爻，三层叠加组合成“8”，八卦图：乾、兑、离、震、翼、坎、垦、坤，表示万物的本原。自从
16世纪中国文化“易”的体系输入，使西方哲学出现划时代的巨变，产生近代哲学。这种西方哲学的巨变突出表现在德国。德国哲学，是西方哲学的精华。有人说德国哲学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和文艺复兴思想以及西方启蒙精神的最优秀的继承者，而且也是德意志民族天才的理论思维能力的灿烂产品。任何一位研究哲学的人，都不能不把研究德国哲学看作是研究整个人类哲学思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都必然要为德国哲学的优秀理论成果所感染。通观西方哲学发展史，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只有到了德国近现代哲学家那里，才得以最充分、最完满和最深刻的表达。德国哲学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为西方近现代哲学宝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成为许多近现代社会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其实，上述所说的德意志民族天才的理论思维能力的灿烂产品，若究其根源并不是来自他们本民族自己文化土壤的培植，而却是偷偷引进中华民族几千年古代文明之沃土的养料才得以茁壮成长起来的。如莱布尼茨、沃夫等一代德国哲学创建者就是这一历史的鉴证。
莱布尼茨
(G.W.Leibniz,1646-1716)是德国哲学的创始者，启蒙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莱布尼茨的哲学成就集中在“单子论”(Monadologie)，而这一体系却来自中国“易”，宋明“理学”。“单子论”是莱布尼茨的基本哲学思想，莱布尼茨认为笛卡尔把世界分割成两个互相独立和互相平行的实体的观点是错误的；而自古希腊以来流传的唯物主义原子论，也错误地认为“原子”是一种构成事物的基本因素的“不可分的”单元。莱布尼茨不承认所谓“不可分的点”的看法。莱布尼茨强调，空间不是一种“实体”，而只是“实体”并存于其中的一种次序。所谓“实体”，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原则。
“单子”是一种主动的力，“比有形体的物体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
---其活动表现为“知觉”和“热望”两种类型。通过各种单子的不同程度的“知觉”，每个单子“表现”著别的单子的“无限性”；而通过“热望”，一种“知觉”可以转向另一种“知觉”。所以，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整个世界乃是一种相互联系的、有不同连续性的单子世界---每个单子通过其特殊的“知觉”而“表现”或“表达”整个宇宙的其他单子。因此，单子象镜子一样，反映著世界。然而，这种“表达”能力又如此地多样化---从最不清晰的“微知觉”到人类的“统觉”和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乃是无限地可分割的、由单子构成的连续性整体。美洲学者秦家懿在
1986第4期《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莱布尼茨和中国理学思想”一文，该文作者以“比较哲学”的研究方式对莱布尼茨和中国理学思想做了分析，发现“单子论”与程颐朱熹的理气论相似。如他说：在形而上学方面，莱布尼茨特别提出他的“单子论”。依他的看法，世界万物都是由无数“简单的实体”或单子构成的，而单子本身是神造的；既是质料，也是精神体。每一个单子反影着整个世界
(也就是全体单子)，而神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单子，唯有通过神，单子间才会发生关系。用他的话说：“每一实体(单子)就象是神的镜子，或是全世界的镜子一般”(……)这种哲学说明了宇宙是“一而多”的意思，用佛家华严宗的术语说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单子即有静的一面，也有动的一面。所以，这种学说和程颐朱熹的理气论也有接近的地方，因为程朱的理气论，本来就反映了华严佛家的影响，虽然程朱与华严有着不同之处。但，这位作者在文章的结束部分，否定了莱布尼茨和中国理学思想关联。如他说：
莱布尼茨思想与中国思想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但不能说他是受到什么中国哲学的重大影响，最多是得到中国哲学的旁证或印证。
秦家懿为什么会否认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有一套严密的判断和鉴别莱布尼茨思想与中国思想关系的标准---时间，如他说：
他
(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数学，是他发现《易经》卦序以前就定下的，他的单子论也是他研究理学以前就发表的。依据时间建立一套严密的判断和鉴别莱布尼茨思想与中国思想关系的标准是非常可取的，也是可信的。但这个标准并非适用于任何人，比如对秦家懿就不适用，因为秦家懿对于莱布尼茨何时见到《易经》是一无所知，历史文献记载的却是莱布尼茨发现《易经》卦序以后才制定出二进制数学的，根本不是“他的二进制数学，是他发现《易经》卦序以前就定下的……。”可见，依据时间建立一套严密的判断和鉴别莱布尼茨思想与中国思想关系的标准对一位不完全了解历史史实者是不适用的。
莱布尼茨生于
1646年，卒于1716年，其所谓发明二进制的最早时间可以确定在1679年，一篇未发表的“二的级数”(DeProgressioneDyadica)，1703年正式向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递交“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一文，1705年发行。在
1700年左右的几年间莱布尼茨自以为欧洲无人知晓中国太极八卦图，而忘乎所以，宣称独自发明了二进制。正当莱布尼茨得意之时，四处写信告知友人发明二进制一事时，不料被来华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701年的回函中明确指出莱布尼茨所示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相同。由于莱布尼茨本人的虚荣，所以只有试图依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为理由，辩护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所以他在收到白晋
1701年11月4日来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前就已发明二进制，把白晋所寄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示为首次所见。说明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近年来我们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最新考证，证明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一事上是很不诚实的。早在
1666～1667年，莱布尼茨在纽伦堡学习时已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哲学。他所看到的斯比塞尔(Gottlied Spizel)所编著出版的《中国文史评析》(Derelitteraria Sinensiumcommentarius)一书中就已详细完整地介绍了他的所谓二进制发明。人并非生而知之，人类的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均在文化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一项发明中，对一位诚实的发明者，应该是向世人清楚地交代出，那些是前人已有的发明，那些是自己的发明。而莱布尼茨在这方面是很欠缺的。其实指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相同一事，并非白晋一人，而是一批懂得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如莱布尼茨在
1704年5月2日致函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威特森(N.Witsen)介绍他的二进制时，威特森和同事，卡泽(C.Caze)就提出这一问题，特别是卡泽在1704年7月～10月间的回函，所寄的“卫匡国伏羲六十四卦图”(现存莱布尼茨当案馆，编码：LHXXXV3B,7B1.10v)，以示莱布尼茨声称独自发明的二进制早已在世。德国史学家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指出安德烈·弥勒(AndreMuller,1630?～1694)所翻译的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Beidavaeus)的著作，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scribendigenus, arithmeticam, contractuset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莱布尼茨将这段文字引入“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一文)和出示欧洲较早流传的太极八卦图。可能莱布尼茨受到当时一批懂得中国文化者们的指责，而感到宣称“独自发明二进制”是一件有损体面的事。因此，莱布尼茨在去世的那一年，即
1716年，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aM.deRemondsurlatheologienaturlledesChinois)中说出二进制源于伏羲太极八卦图的过程和途径。如他在信的最后一部分说道：由于这种二进制算术虽然在《柏林杂文集》
(MelangesdeBerlin)中有过解释，人们还仍然不大知道，而且它和伏羲的符号的相似也只有在1705年已故的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的刊物上谈到，因此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我认为在这里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因为问题在于证实古代中国人的学说的价值以及古代中国人远远胜于近代人。在此之前，我先说说已故的安德烈·弥勒(AndreMuller,1630?～1694)先生，他是格莱森哈根(Greiffenhagen)人，柏林的法官，欧洲人，没有出过欧洲，但对于中国字有最深的造诣，他发表了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Beidavaeus)关于中国所写的著作，并加以注释。这位阿拉伯著者在那篇著作里提到伏羲找到了“
peculiarescribendigenus,arithmeticam,contractuset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因为他说到了算术，肯定了我对这位古代哲学帝王的符号的解释，即我认为这些符号是数目字。古时罗马人曾使用五进制和十进制混合的算术，我们在硬币里还看到这种残余。我们在阿基米得关于砂子的数目里边看到在他那个时代已经理解到接近于十进制算术的东西。十进制算术是从阿拉伯来的，它好象是从西班牙传来的，或者至少是由于著名的热尔贝特
(Gerbert)当了教皇名为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reⅡ,999～1003)而为世人所知。这种计算法大概来源于我们有十个手指。不过，因为这个数目是任意起的，于是发展到一打和一罗，等等。相反，已故的埃哈德·魏格(ErhardWeigel,1625～1699)先生采取四个数或四进制(Tetractys)如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这样一来，按照十进制，我们用0、1、2、3、4、5、6、7、8、9写出一切数，而魏格先生用四进制即0、1、2、3，写出一切数。比如321，他的意思是3·4^2＋2·4^1＋1，或者48＋16＋1，即按照一般的说法是65。这就给我了一个机会，提出一切数都可以用二进制或二重级数的0和1写出。比如：1|110|210
等于2100|4100等于41000|81000等于810000|16等等100000|321000000|64
等等|等等一切数全可以用如下的方法表示：
0|01011|1110110|221|11100|1210111|2310|21101|1311000|2411|31110|1411001|25100|41111|1511010|26101|510000|1611011|27110|610001|1711100|28111|710010|1811101|291000|810011|1911110|301001|910100|2011111|311010|1010101|21100000|32
等等|等等(
本译文引自庞景仁(1981)，同时参阅DutensL.(1768)、LoosenR.(1968)法文版本和RosemontH.、CookD.J.(1977)英文版本，文中有所改动)在这里，莱布尼茨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
0与1二进制”来源就是伏羲八卦。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Beidavaeus)的西文名字又写成“AbdallahBeidhawy”，死于1286，是13世纪的著名阿拉伯史学家、法官、古兰经评论家、逻辑学家，对欧洲文化影响的典型人物。安德烈·弥勒于1678年著有《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中国史》(AbdallaeBeidavaeihistoriaSinensis)[27]。其次，是魏格的0、1、2、3所组成的四进制。伏羲八卦图本身就是二进制，由任意两种符号所组成，逢二进一。魏格0、1、2、3体系为莱布尼茨翻译伏羲八卦图提供了一种表示符号，即“0”与“1”。从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中人们可见近代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走向，由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四元素转入中国伏羲八卦。莱布尼茨的老师魏格明显地承袭毕达哥拉斯的四元素，制定由
0、1、2、3所组成的四进制。而莱布尼茨则承袭伏羲八卦，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利用0、1两个数字表示八卦中的两种不同阴阳卦爻。沃尔夫
(ChristianWolf,1679-1750)为德国启蒙时代的第二阶段(1720-1750)的主要代表，对哲学的启蒙影响巨大，他是第一个用德国语言详细论述近代哲学的人，并使莱布尼茨的哲学大众化。沃夫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概括地表述在他的《关于神、世界、人类心灵及其他一切一般事物的理性思考》
(1719)，他企图从矛盾律中引申出充足理由律，因为他发现：以“无”作为根源本身就包含这一种矛盾。这一卓越见解使他把理性主义的、然而是独断论的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沃尔夫是一位中国文化倡导者，在“礼仪之争”问题上他与莱布尼茨都站在尊重中国礼仪和文化的立场。
“礼仪之争”的由来是来华传教士龙华民，在利玛窦去世以后，对“上帝”、“天”诠释“天主”表示怀疑，主张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的问题涉及中国经典是否述及天主、天使和灵魂，庞迪我和王丰肃认为有这方面的某些知识，而熊三拔则坚持认为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龙华民对此作了较深入的调查，包括向徐光启、杨廷筠请教，在
1623年他以拉丁文写成《孔子及其教理》(DeConfucioejusquedoctrinatractatus)。这是西方对中国儒家学说系统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从原著原词出发，阐明了中国经典中的一些基本观念，揭示在基督教观念与孔子观念之间存在的差异。欧洲人通过龙华民对儒学的研究和比较，发现儒学与天主教背道而驰，中国人竟然是一些无神论者。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敬鬼神而远之”的无神论的倡导者。这无意使西方有神论的天主教徒们感到可怕，如果对中国的儒教不加以制止，必将危害天主教的传播。
从
1627年12月至1628年1月，二十一名耶稣会士在嘉定集会，讨论“Deus”一词的译名，龙华民提出应译为“泰初”，而不可译作“天”、“上帝”，译成“天主”也不妥当。同时，禁止祭孔祀祖，形成“礼仪之争”。虽然，“礼仪之争”开始，但争论的双方均有时而获胜，时而失去战局。因此，在
1700年前跟随利玛窦传教原则者在欧洲出版了大量的宣扬孔子著作，如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1622～1693)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
1700年左右“礼仪之争”进入高峰，欧洲明显地开始排斥中国文化。法国理学博士李明神父的《中国现状新回忆录》问世，因宣扬孔子等，而遭到谴责。1700年，索帮神学院查禁了李明的著作以及耶稣会士关于孔子伦理的论著。反对耶稣会者们认为已经胜利，便发表了《1700年10月19日孔夫子重新安葬》，而庆祝。1721
年7月12日莱布尼茨思想继承人沃尔夫(ChristianWolff,1663～1754)作了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实用哲学”(Sinarumphilosophiapractica)讲座，以批评的方式，援引了莱布尼茨的某些观点。他讲的要点是：“我是基督徒，但孔夫子的道德与我的宗教绝对不是不相容的;再说，它完全符合自然道德。”然而，沃尔夫被指控为宣扬无神论，被驱逐出了哈雷·维藤贝格马丁·路德大学，险些被天主教势力送上绞架。康德
(ImmanuelKant,1724-1804)德国启蒙时期继莱布尼茨的第二位伟大哲学家。黄振华在《康德哲学与易经》一文中，对康德哲学与中国易经思想的比较中提出康德的目的论宇宙论，与易经的目的论宇宙论，可知双方的根本思想相同，即都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以实现“道德人格”(大人)为“最高善”理想；而且双方宇宙论建立的思想过程，亦复相同，即先从自然世界观察获得根本概念，再从此概念反省，而获得宇宙最高理念，再将此理念与道德世界相结合，而出现“道德人格”(大人)理想。在康德来说，建立宇宙论最初的根本概念是有机物中的“自然目的”概念，然后由此概念之反省而出现“终极目的”理念，然后再将此理念与道德世界相结合，而出现“道德人格”概念。在易经方面，最先观察所得的根本概念是“阴阳”(两仪)概念，由此反省而出现“太极”理念，然后“太极”理念与道德世界相结合，出现“大人”理想。双方几乎完全相同。其中易经的“太极”理念，与康德的“终极目的”理念，是十分相似的思辩理念。为什么康德的目的论宇宙论会与易经的目的论宇宙论相似，在这一问题上如果人们综观历史，就会清楚看到康德的目的论宇宙论非独创，而是易经的目的论宇宙论的推广。康德的思想形成的时期，正是启蒙时代的末期。在康德的前代人中，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莱布尼茨、沃尔夫。
黑格尔
(G.W.F.Hegel,1770-1831)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和大辩证法家。中国大陆学者叶福翔在《〈周易〉和〈太玄〉思维模式论》一文中提到《周易》二分三辅和《太玄》三分二辅思维模式的意义时说：二分三辅和三分二辅在作为世界观和思维模式的同时也是方法论，而哲学方法论具有普适性和“经久耐用”性，这是易、玄能长期启发、指导古今学术研究之根本所在。作为一种方法论，二分三辅和三分二辅均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模式和操作程序：采用二分三辅法时，对研究对象先作二分、再以三分配合，与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模式有相通之处，不过二分三辅尚无说明事物发展动力的概念，而正、反、合模式中已包含解释事物发展动力及发展模式的思想。这里人们又提到了《周易》的二分三辅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模式有相通之处。为什么会有相同之处？不言而喻，黑格尔的遗传基因就已注入了中国哲学，他的前辈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等思想早已汉化。
黑格尔是一个很有趣的哲学家，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依次以孔子、《易经》、《尚书》、老子、孟子为例，把中国哲学贬了一通，认为中国哲学是粗糙而肤浅的，在整个哲学史中不值一提。比如他谈到孔子时说：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但却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到是更好的事。”
从黑格尔这段谈话中可见其品行傲慢。俗话说“儿不嫌母丑”，做为具有中国文化遗传基因的黑格尔，却把中国哲学贬了一通。其实象黑格尔这种人在德国的历史中是很常见的，除了上面说的莱布尼茨拿中国八卦做为自己发明二进制而后加以隐瞒外，还有德国自羽“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一事，以及发明“德国银”一事。众所周知中国是最早发明了印刷术和白铜制造技术。
欧洲中心主义者在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和发明德国银等事上与中国争夺优先权，而名声狼籍。随着信息的开放，使欧洲中心主义者隐瞒和编造历史的时代已经崩溃。欧洲中心主义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先锋，这一点正象法国史学家艾田蒲所说的一样：
谁有胆量去把一个曾给予世界这么多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首先只有对它进行诋毁。然后由大炮来摧毁它。
(引自《中国之欧洲》下卷1994，P.388)1793
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出使中国，强行交涉，“取得以往各国所从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致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并且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有关中国情报。此计划失败后，英国便进行报复，以商船深入越南，后又威胁厦门，直到鸦片战争，中国成为殖民地而结束。进而，中国和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声望一落千丈。排斥中国文化已成为欧洲人的家常便饭。黑格尔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物，并充当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先锋，因此黑格尔贬低孔子、《易经》、《尚书》、老子、孟子等中国文化，在当时是受欢迎的。
通过历史的回顾，人们自然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没有哲学”和“中国没有科学”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他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吗?不是!它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是一文化歧视的问题。最后，我想谈谈有关“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一文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他在文章的开始引出“李约瑟问题”以此提出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的立论。其实陈坚对李约瑟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并不了解，“李约瑟问题”是因李约瑟对近代科学产生考察的不足，有些问题甚至与西方中心主义者一样隐瞒和编造历史，如他在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一事上就是这样，这在他所编写的《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是可见的。
近代哲学和科学的产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在近代哲学和科学的机体上保留着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那些叫嚣“中国没有哲学”和“中国没有科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将随着西方殖民时代的结束而消声灭迹。
[
参考文献]：[1]
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
高宣扬，《德国哲学的发展》远流出版公司，1991。[3]
胡阳、李长铎，《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1999。[4]
黄振华，《东西哲学比较论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5]
胡阳，《太极科学》第33期，1999.02.10。(《太极科学》报道ＣＡ辑第３９期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０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