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布衣
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将中国猝然拖入一场旷古奇变，大清国运日渐衰微，上至帝室贵胄，下至封疆大吏，纷纷谋求救亡图存之道，于是有了第一个自觉的“现代化”方案，取“天行健，自强不息”之意，命名为自强运动。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前提下，自强运动的身体力行者们兴办学堂、传习西技、公派留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颇有几分“中兴”气象。未料九十年代甲午战争之败，仍是丧师辱国、割地赔款，痛彻肺腑之余，恍兮惚兮，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何以长衫外面罩西装的“中体西用”不敌看上去和服外面罩西装的“和魂洋材”。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在
1898年春所作的《劝学篇》中除了继续强调“自强不息”的“现代化”方案之外，皤然主张“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所谓“西学”，即是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夷之长技”，故又称“西技”；但又另添了一味药谓“西政”，实乃行政管理之“政”，而非政治体制之“政”，目的在于改善“领导方法”，而非改变祖宗成法。而据二百年前出使乾隆朝的英国人马戛尔尼的观察：“中国行政机构是如此完善，如此有权威，以致随时可迅速解决任何困难并做出一切人力所及的事情”，想来要“改善”之处也不会太多。经张之洞修补后的“现代化”方案无疑最有希望救大清帝室于危亡，图纲常名教之长存，以至百年后尚有人喟叹“可惜当时光绪身边缺少像张之洞那样老成持重的变法人才”。（陆建德《悠悠百年说“体用”》，《天涯》1998年第5期）自从当代学界改革开放以来，大概不再有人否认自强运动是实实在在的救亡运动了，但少有人把自强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首场启蒙运动。其中包括王滔、郑观应等人的有意识启蒙，也包括张之洞们引入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等奇技淫巧对国民的无意识启蒙。用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眼光看，自强运动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腐蚀”作用决不亚于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如果说，自强运动是一场皇家救亡运动---现代化运动的话，那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运动，开始时本是民间士子们的救亡运动---现代化运动。康、梁们认为：现代中国的积弱，不仅在于器物、技艺之不如人，工商发达之不如人，更主要的是社会制度之不如人，唯有维新变法、用西方的异质文化基因来改造传统的政治秩序，实行君主立宪和国民参政这样一种“现代化”方案，才能救清帝室的家天下，才能救民族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公天下。他们之所以被后来的知识人称为改良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一心一意要替清廷的家天下“补天”，但他们对家天下的合法性是有所怀疑的。（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早就有过相似的怀疑，所以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否则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维新运动同样是一场启蒙运动。为了“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康、梁们除了通过官方管道向皇上呈送条陈，除了邀集公车们上书请愿之外，最出色的是开辟了一个具有中国现代性的里程碑式标志的“公共交往空间”，即办学会和办报章。当时全国见诸报道的学会即有
76个之多，著名的如强学会，入会者甚至包括了朝廷显贵、地方督抚等。学会的宗旨当然是为了“开民智”，即教育和动员民众（实为士绅阶级）。但学会决不同于后来的单一意识形态的民国政党，也不同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明代东林党，而是一种既不对抗现存政治体制，又游离于现存政治体制之外的现代民间社团。当时全国的报纸从九十年代中期的12种发展到约60种，著名的如梁启超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笔的天津《国闻报》和唐才常主笔的湖南《湘学报》，且读者群从沿海通商口岸扩大到广袤的内地，使新思想、新知识、新理念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深入通都大邑、僻壤穷陬的民众心灵。在漫长的中国前现代史上，向来有“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传统；向来有“偶语者弃市”的传统；向来有思想“定于一尊”和焚书的传统（其中以“发动机”身份纵横天下的农民义军焚得尤其理直气壮）；向来有知识人自觉反思“处士横议”而“误国”的传统；凡此种种传至有清一代更是“文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现代化”大潮中，竟能生成如此广阔的公共批评空间，即使百年之后的知识人回顾这段历史，亦会生出过屠门而大嚼的快感。终于在史称“戊戌变法”的一百零三天中，民间的“现代化”和皇家的“现代化”在同一面“托古改制”的大旗下顺利会师了，继而狂飚突进，终于身不由己地卷入清帝室的母子斗法而一败涂地，士子们杀头的杀头，流亡的流亡。
幸而“变法”并未终止，倒是很快初见成效。
1905年科举废除了，再后来连“立宪”也有盼头了。难怪百年后李泽厚要说，推翻了三千年皇权专制主义的辛亥革命“未必必然”和“未必必要”（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版），更遑论此后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和“反革命”了。和大陆学界中多数人一样，李泽厚断言辛亥革命“失败”的逻辑前提是，由于历史必须遵照某种“吃饭哲学”或“酒神哲学”的先验逻辑行事，因此任何革命必然负有某种先验使命，如辛亥革命必然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重任，如它不愿负或负不起，便是“失败”。但我还知道另一种历史观，即除了复杂性和不可逆性外，我们对所谓的历史“规律”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任何“革命”或“反革命”相对于历史这个复杂系统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涨落，可能使历史长河流向完全不同的分岔，而我们偏巧属于面向未来的时间半群，我们只能接受它。我们不可能知道“革命”---涨落是否会发生，也不可能预知或预测涨落发生的时间、地点，更不可能知道蝴蝶煽动翅膀是否会引起一场风暴。但我们站在“两条腿”的立场上不能不在事后对历史事件作出“两条腿好，四条腿坏”的道德评判。站在“两条腿”的立场上，我们之所以不喜欢“存在即合理”的历史主义，是因为我们不喜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喜欢法国革命的断头机，不喜欢文革的践踏人权，不喜欢奥斯威辛毒气室，不喜欢南京大屠杀。百年之后，继续从各种视角（包括帝王术视角）出发，审视、比较康、梁“现代化”方案和张之洞“现代化”方案的优劣，一直是学术界做文章的好题目。从前是批判康、梁们的不如孙大炮“左”，后来又批判康、梁们不如张南皮“右”，甚至重弹“中体西用”的老调，自以为往旧瓶里灌入了新醅。但学人们忘记了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说，恰恰违背了道在器先、道器不可分的“道体器用”的原训。严复以“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诘难“中体西用”论并非没有道理。
体用之争，归根结底是各种救亡和启蒙方案---各种现代化方案之争，并在五十年前终结为真正的“马体牛用”，即以生于西方、长于西方的马克思之社会学说为“体”，以牛顿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科学为“用”，事实上的“西体西用”。近年来李泽厚拾体用之争的余绪，弃“道体器用”原训而别创“西体中用”说，大有“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之妙。不过仅就逻辑的自洽性而言，我相信大多数汉语知识界人宁肯喜欢“马体牛用”的。况且，不存在任何司法或道德的律令，禁止人们按自己的偏爱，在思想上把“马（克思）体牛（顿）用”的“马”换成“马克斯·韦伯”的“马”，换成“马尔库塞”的“新马”，甚至换成后现代的“非驴非马”。
至于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之
“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恐怕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众口一词地会说好。试想：就同一款傻瓜相机而言，握在达官贵人手上与握在升斗小民手上，其拍摄效果会有差别吗？就同一枚激光制导的导弹而言，操在盔甲光鲜的政府军手中与操在篷头垢面的丛林部落手中，其威力会两样吗？“牛用“的好处还在于：即使是理科硕士出身的家庭主妇用微波炉煮食品时，也不会在意磁控管是如何刺激食品分子升温的。同样，当圣雄甘地故乡的政治家把食指搭在核按钮上的渴望成真时，他根本不必了解“质量亏损曲线“如何使核裂变或聚变成为可能，更不学会如何计算核爆炸的“临界质量“。(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