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雁
农民、农村、农业，为三农问题。
农业部信息中心披露，
2000年在遭受特大旱灾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的预期目标仍基本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粮食生产出现高达9%左右的较大幅度减产，成为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粮食年度减产量最多的一年；2000年的粮食减产又与往年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的减产不同，是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大背景下，各地面向市场调减供过于求产品，增加优质高效农作物生产，使这一调减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民适应市场的主动选择。据国家内贸部门的统计，目前中国农产品的97.3%均处于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局面，其中供过于求的农产品占57.76%。温铁军说：现在不存在纯粹的农业问题。各个方面之所以关注农业问题，不是因为粮食减产农业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各地出现了一些事件。人们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本身的原因引起，人们谈论较多的，不是今年粮食最大规模减产（这是
20年改革开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减产），担心的是这次粮食减产有没有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更多的讨论，比如说农民收入连续4年低靡，收入增速下降到2％（即使这一数字，很多方面也认为是高估了），因为收入低，没有购买力，导致国内需求不振。人们多是讨论农民收入和国民经济相关的这部分，还没有从农民自身角度考虑问题。人们忽视农民长期被剥夺得太厉害了，他们的反抗往往是突发性，非理性的。我觉得这是要害。最近王建的一个分析我觉得说得比较透。他做了近
50年来的两条曲线，一条曲线是工业，一条曲线是农业。每当工业占有农业剩余到不能再多的时候，工业就退让一点。但90年代以后，他发现这两条曲线都无法相交了，农业直线下降。因为工业无法再占有农业剩余了，农业也再没有余量了。他的观点也符合我上面的看法。现在真正的矛盾在于客观地看到，长期累计的矛盾已经到了农业或者农民没有剩余这样一个地步了，而我们现在维持庞大的上层建筑是在为了从农业拿到剩余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对付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剩余量过少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不得不解决交易费用问题。当农业没有剩余的时候，这套庞大的体系自身就无法养活。那么，没有剩余的农民只能把维持再生产的那份再上交，所以他要反抗。问题的严重性在哪呢？这不是一般性问题与主义所争能解决的，应该看到农业确实已经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所以我觉得讨论农业再生产，如果还是从农业劳动力如何转移，以及如何实现规模经营的话，这样的话在
80年代早就说过了。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关系上看，它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农业问题了，而是一个“三农”问题。“三农”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而是农民、农村、农业。先讲农民怎么办，然后再讲城镇化。城镇化这个口号提过很多年，从1986年中央下文件的时候，各个部门反对，不让农民离乡，最后只把那个文件修改成了“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改成这样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实际上任何体制都没有突破，然后延宕了十几年之后，当1998年终于把城镇化写入了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作为一个战略提出的时候，请问有措施吗？有投资吗？有任何政策吗？什么都没有。现在重提的这些问题几乎是80年代就提过，90年代再强调，现在还是再强调，但全部都是再强调而已……温的结论是：真正解决现在农业问题，需要综合改革。任何一个单向改革在如此复杂的各方面矛盾面前，已经不可能奏效了。专家点评：经济原理上，多层目标多重工具，用一种万能工具达到多重效益，根本不可能。
茅于轼谈到：去年粮食减产百分之九．这是改革以来最大幅度的减产．一方面是天气不好，但不是主要原因．我国长期研究粮食问题的权威专家，通过分析三年灾荒以来三十多年的产量记录曾经得到结论，我国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减产最大也不超过百分之三．所以去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和过去一样，是政策造成的．这几年我国的粮食收购政策是一个设计非常好的政策．如果确实能保证它的贯彻执行，既保证了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又保护了农民的利益．然而在我国行政效率低下，贪污流行的背景下，这套政策注定是行不通的．粮食系统一些人利用收购的垄断地位，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中饱私囊．甚至虚报库存，骗取库存费用．几年来粮食系统亏损的几千亿元，恐怕有相当一部分到了贪官污吏的口袋里．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政策虽好，如果要靠不能洁身自好的官员去实施，往往是为他们创造了贪污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要尽量依靠市场而避开政府的原因．市场虽有盲目性，但是比官员的贪污还好一些．
粮食为什么减产？因为种粮无利可图．农民有的进城打工，有的改种别的作物．粮食所以大幅度减产．我到浙江福建去，看到当地许多农民因为种粮不划算，开始改变种植结构．养鱼养蟹，上山种竹，收入都有所增加．我国入世在即，大家最担心的正是比较脆弱的农民．面临世界市场低价粮食的竞争，农民将承受收入降低的巨大损失．但是这几年粮食政策中的问题倒反而锻炼了我国的农民，让他们提前适应了粮价降低的后果．所以说，这是歪打正着．一方面浙江福建的经验说明农民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但这是发生在沿海地区的．当地农民文化比较高，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内地农民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还是值得担心的．
范恒山指出：新世纪最大问题可能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我以为，我们对农村、农业发展的成就一直估价过高，除了总体估价过高外，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也没有给予足够的估价。真正富裕起来的农村和农民是那些？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沿海、沿边的，这些地方的农民靠卖土地、租房屋等赚了钱；二是靠近城市的和属于城郊的，这些地方的农民靠卖土地。租房子，靠建农产品基地，靠借助城镇优势办工厂等赚了钱；三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些地方农民借助资源办企业或者直接卖资源赚了钱。真正靠耕种土地吃饭、搞种植业甚至包括一部分搞养殖业中的农民，很难说真正富起来了。而后者正是代表着农村的主体、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的主体。从广大的农村看来，影响其发展的有这么三个相关联的问题：
第一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农民收入近些年增长缓慢，
2000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其原因不在于农民使劲少了，而在于：开支大，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每亩地的投入成本不断增长；负担重，尽管上面三令五申减负，但各种各样的税费仍在增加，很多农民种不起田；收入减，粮食价格走低，棉花价格有所增长，但幅度也不大，随着进入WTO，其他农副产品的价格也不会高到那里去。所以，农民收入增长的前景堪忧。现在我们在上面强调要千方百计为农民增收，要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而农民们却说得很实在：减负就是增收，不摊派就是服务，可我们连减负、减摊派这点事都办不了、办不好。第二是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要增加农民收入，我们开的一个重要的药方是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无疑是一个有效的举措。但问题是靠谁来调，有没有能力调整过来。靠国家来调？国家有没有那么多钱来帮助调？不出钱，出政策？光靠政策能不能引导农民来调？这是其一；其二，往哪里调，哪里是可以预见来钱的可调之处？农田耕作不比工厂生产，调了起码要坚持那么一年，市场环境一变，岂不是又要调了吗？谁来支付农民调整后得不偿失的代价？其三，能不能调？这就是我下面要谈到的土地制度的限制。“三分地里闹革命”，即便是闹出花来，效果也是有限的。
第三是土地制度问题。这是农村经济制度的根本。我一直认为，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包括解决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除了要清理外部环境如减负外，从内部看，关键是要改革现有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从土地看，目前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分散，；二是闲置，三是非流动性。我以为，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土地经营的规模经济以及建立在土地流动基础上的私有的或者股份制的农场制度应该是土地制度和农村经营制度改革的方向，这个问题解决了，外部环境理顺了，再加上工业发展了、城市发展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就确立了。所以，我们要在现有的土地管理制度和未来的改革方向中间架起一座桥梁，它既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的推进，更应该包括土地的规范化流动。
农业部官员指出，当前最大问题是农民收入问题。农业部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说，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两个根本特点是：一、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告别了短缺；二、中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新阶段中国农业发展目标主要是确保农民收入的增加，缩小工农收入的差距。他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需要从农业内部和外部想办法。从内部讲，要把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农业农村的中心工作。从外部讲，重点是城镇化建设。张红宇指出，加入ＷＴＯ后中国农业所面临的挑战不是产业性的，而是体制性的。目前中国农业管理体制不顺，比如，中国的粮食生产归农业部管，而粮食的流通则归粮食局管。此外还有机构重复设置，人员冗多等问题。“三农”问题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当前，“三农”问题，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中关系全局的一个突出问题。而确保粮食安全和让农民增收，已成为中国“十五”计划时期和今年农业及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新世纪，在整个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农业始终承担着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又承受着自然条件和市场环境的双重制约，还将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新挑战，正处在一个困难比较多的转折时期。
朱镕基总理考察山东省曾反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他指出，近几年来，由于中央农村政策的成功，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上了一个大台阶，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农村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的是在粮食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低迷，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就会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动摇农业这个基础，甚至危及国民经济的全局。
老毛早就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谁不知粮食是战略物资，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农业部长陈耀邦表示，中国如果粮食生产出了问题，再回过头来搞饭吃，不但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无从谈起，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最终也会落空。因此，加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江泽民主席再次强调，“加强农业基础的工作仍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一刻都不能放松。”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十项任务，提出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基本目标，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抓好农民增收和粮食生产这两件大事具有了战略性质，不仅关系到中国农业发展、稳定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2001
年2月温铁军于香港为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写书评，带着些许悲愤，带着不少无耐来解惑“三农”：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农业上、而是出在“三农”上。学人所讨论的观点之最大差别，很少人扎扎实实做调查；多数仍然在坚持“唯上唯书唯洋是遵”的同时满足于夸夸其谈。其实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有良心，谁还能装作不知道“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当今“真问题”其实在于，已经或正在努力向中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们在分享资本利润的实惠中，放弃了他们坚持价值论，默认了两极分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而且不再为这种剥夺合法化而内疚。兴许曹锦清良心未泯，面对农民这个被边缘化的最大的社会群体，深感无能为力，才“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本来悲哀也就罢了，人们常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原谅自己参与的分食，诚然，我认为曹至少在微观层次上、在现象上把基层情况说透了，要么连宏观也说透了，让人没得可评，要么就无论如何总得留下“光明结尾”，无奈之际只好狗尾续貂，替他把那光明的结尾寻找出来。在中国现行体制条件下，凡可以产生利润的农村经济领域几乎都被垄断部门控制，允许农民进入的大多是亏本的，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让农民在投入产出已经表现为负值的农业生产上怎么合作？曹在分析农村基层政治问题的观点。认为“村支书没有强大族宗的背后支持，是干不成事的。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贪污腐败之事往而有之，就是说村委一级存在着宗族化、地痞化的极大可能性”（
P95-96）。当家族势力与村政权相结合一旦以谋逐私利为目的时，“村霸”便产生了。在“不懂事”与“没有办法”的村民之上，凌驾着一个“替他们管事”的谋取私利、甚至巧取豪夺的村霸（P123-124）。他引述道：仿佛农民负担的加重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又仿佛横征暴敛得来的民脂民膏，全被乡村两级干部中饱私囊，大吃大喝掉了。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拿走了（P449）。此是民间所传：“大盖帽吃破草帽”。 “富了海边，肥了摆摊，穷了农民，苦了下岗，美了当官。”“中央忙组阁，省长忙出国，县长忙腐败，乡长忙吃喝，村长忙赌博。”“十亿人民九亿商，团结一心骗中央，中央也不慌，先紧紧后涨涨（紧缩通涨）。”中国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剩余”太少且高度分散，使得任何政府如果直接对付亿万农民，都必然会遇到“交易成本”过高的矛盾。因此，乡绅自治本来就是维系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只有在官府横征暴敛、赋税徭役过重的情况下，乡绅自治才演变为“劣绅驱逐良绅”，然后当然就导致农民“痞化”，亦即良绅干不了欺上瞒下的勾当，要么“退出”、要么演变为劣绅，只有劣绅才在以官府名义横征暴敛的同时中饱私囊，把农民逼成“痞子”造反。可见，历史上长期实行“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实行乡村自治是迫不得已的、能够最大化地节省交易成本的政治制度。此外，上层统治者起码懂得“轻徭薄赋”、“抑制豪强”的道理，基层矛盾如果一再尖锐到动摇皇权的程度，那就得由“英主”自我改良，实行“均田免赋”了。
如果各地认真搞好“三讲”运动，那些坚持凭借权利占有垄断利益的部门能够在推进农村三讲教育中“讲政治”，真的服从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了安定团结、长治久安这个大局，能够自己“光荣革命”哪怕一次呢？曹也就应该放心了。
指导我论文的导师之一，最近提及鲁迅先生的话：“依附型的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作稳了奴隶和求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导师进一步发挥了鲁迅的话，用于对历史上农民问题的描述，他说：农民作得成奴隶的时候便是顺民，如果连奴隶都作不成了便是暴民……。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