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姆雷特的方程式

三七

(读霍金著作的一些随记，只是些片断，而且涉及到的问题，我自己也比较迷惑。略加整理，勉强成篇，供批判用)

　　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有一种被视为二律背反的关系。一方面，意志自由需要一个确定性的世界，来使我们在行使意志时运用因果律；另一方面，在一个完全确定的世界里，意志自由看起来又不过是一种心理假象。决定论者认为每一个事件都有一个原因，但很少有人同时认为自己又是宿命论者，像拉普拉斯那样，明确地声称一切早己于世界开端的时间被确定下来。但是，尤其在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物理学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决定论已经获得将自己推论到极点的力量，而且那是牛顿物理论唯一可能的推论。最常用的一个比喻是，世界是一只上好发条的大钟，当发条松开后，剩下是只是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而已。每一秒钟，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齿轮的转动，所有的事件，空气中每一颗分子的飞行，都是已经决定的，对这台钟的制造者或掌握了它的秘密的人，都是可以预见的，将来就像过去一样清晰，没有任何不确定或未知的东西，一切都在掌握中，或者在上帝，或者在物理定律的掌握中。

　　新量子物理学让自由意志的支持者松了一口气，人们通常认为，量子理论已经推翻了决定论。我认为这种乐观未免过早。本文不过多涉及对量子不确定性的哲学意义的讨论，但简单地说来，量子行为的不确定性定律，虽然早已得到公认，并且已经成功地技术化，但在我看来，它仍然属于试验定律，这一定律的解释，包括它的哲学意义和真正的物理意义，还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另外，不但量子行为和宏观世界之间，有一种不可约化的界限，在物理性和精神性这两种实在之间，还有另一道鸿沟，至少人们还没有在理论上迈过它。波普尔认为，考虑到人类自由，非决定论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还要求物理世界对精神世界开放。这是一种让人迷惑的主张，不但非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关系不像看上去那么令人乐观，他所说的“开放”，恐怕也要面临上面说起的鸿沟。

　　更可能的是，量子力学不但没有，像一些人乐观地以为那样，推翻了决定论，相反，它在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生理（物理）基础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以及建立更细微可靠的这种联系的前景，使决定论真的成了“威胁”。我们的自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解释上的困难，一想到我的意愿，我今天决定吃油条而不是面包这样的小事，都是而且只是我体内的一些粒子运动，即使有人告诉我那是随机的，也不会令我觉得安慰，――那种随机性又和“我”有什么关系？这种想法令人恍惚，而高速发展的分子生物学使这种恍惚具有现实感。

　　霍金的理论，因为《时间简史》的大畅销，为很多人熟悉了。霍金对奇点的数学论证和他的黑洞理论，被认为可以列入二十世纪最出色的工作；在《时间简史》里他告诉读者，他正在从事大统一理论（GUT）的研究。从他对已经取得的进展和前景的简要描述里，我们得到的印象之一是，GUT会导致彻底的决定论。

　　不知是不是为了回答这种可能的批评，霍金写了一篇《一切都都是注定的吗》，收在《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中。他谈到了GUT带来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简单的初始定律真的能解释演化而来的世界丰富的细节吗？第二个是大统一理论怎么可能保证理论自己是正确的。第三个是：“如果科学定律确定了一切，则自由意志就必须是幻影。……如果大统一理论把我们完全确定，我们之中无人不是身不由己的，那么为何要为其所作所为负责呢？”

　　霍金再次求助于不确定原理来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也许会在另一篇文章里讨论不确定原理的哲学意义，这里且不涉及。霍金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自指”（self-reference）的悖论（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这里感兴趣的是他提出的第三个问题，自由意志问题。

　　霍金提出：“自由意志的最终客观检验似乎应该是：人们能预测一个机体的行为吗？如果能的话，则很清楚表明它没有自由意志，而仅仅是预先确定的；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不能预测其行为，则人们则可以将此当作一个操作定义，说该机体具有自由意志。”

　　问题恰恰在这儿。在霍金的理解中，自由意志还是一个经验概念，以至他认为用经验的方式――在这里是“预测”――来为自由意志找到一种解释。这样的意见，是把意志自由看做一种心理特性，要为这种特性立法，只需研究做为对象的人的心理状态，或者，如果可以还原的话，研究他的大脑的物理状态就够了。

　　毫无疑问，意志自由，在其行使决定的一瞬间，受制于我们的知识，在实践时受制于自然法则，受制于物理世界的因果性。我甚至可以向还原论让步，承认我们的想像和选择的内容可以用生理、也就是物理的现象来解释甚至预测，但这并没有涉及到意志自由的本性，当我们说我们拥有某种意志的自由时，并不是在说我们不需要依据外界的法则，而是在说我们所依据的一种内在的法则，这种自身上的因果性，无法在现象界得到说明。

　　霍布斯说过一句话：我们没有支配意志的意志（the will to will）。物理―生理学家所要找的，就是这种支配意志的意志（而不是意志本身）。有一本也很畅销的书，叫《惊人的假说》，作者克里克是得过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自由意志”（实际是“意志的意志”），就位于或靠近大脑的“前扣带裂”上。克里克并不讳言自己的还原主义立场，这有一点“惊人”，因为这一立场，在生物学的领域里，似乎被许多人放弃了。

　　霍金的还原论立场要隐晦得多。他对意志自由，或“不可预测性”的说明，再一次依赖不确定原理。但他意识到在头脑这个尺度的活动中，不确定性只有微小的效应，所以他说：“我们不能预言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只是它过于困难。”“人类头脑大约包含一百亿亿颗粒子，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和输入的神经资料下，要去解这个方程，并从而预言头脑的行为，这个数目是太过于庞大了。”所以我们只得采取“有效理论”，即假设意志的自由，――这等于说，意志自由本来是没有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并无法计算出行为的真实原因。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哥本哈根解释在物理学家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回顾一下玻尔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对量子力学的哲学阐释，在1929年的《作用量子和自然的描述里》，他面临自由意志和因果链条之间的矛盾时，还是用在后来变得有点臭名昭著的“互补关系”来解释，用测不准关系来给意志保留一点地位。玻尔是量子力学最早最有力的哲学发言人，在将量子理论进行广泛推论上，他是相当激进的，但在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上，他也止步了。

　　这相当于说“无知即自由”。现代物理学家，如果曾为自己理论的决定论倾向不安的话，一旦采用实证的态度，就松了一口气。当海森堡把他的关于测不准的论文给一个同行看时，那个同行看出了这里面的哲学涵义，但他又说：“即使这是一个经典的世界，我们也不可能靠实验来确定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数据，我们又如何来进行计算呢？我们对于一个涉及1020或者1010个粒子的系统尚且不能详细地进行讨论。我认为不管有没有测不准原理，争论命运和自由意志是毫无意义的。”――也有人不这么轻松地看待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无法做到，和无法设想，这里面的差别是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

　　有一种多宇宙的理论（霍金曾暗示性地提到它），为自由意志提供了安全的空间。但这不仅是假说，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假说，如果我们在解决这个和其它类似的问题时，不想乞灵于神学，我们更不想转而乞灵于类似的假说。意志自由确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以至像休谟、康德这样的哲学家都用一种不可知的态度来看待它，都把意志自由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我们无法证明，只能相信的地位；这一方面使意志自由不受思辩的威胁，一方面又使它将不断地受到科学的威胁。但无论如何，第一，如果科学能够证明意志自由确实只是假象，那么我们应该有勇气来接受这一结论；第二，如果我们承认意志自由不是一个经验的概念，那么为什么要试图用经验原理来说明它呢？

　　我们“想像”我们是自由的，这种想像，不仅只有心理学的意义。意志自由，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在我们“没做什么”，而不仅是做了什么。汉姆雷特有两个选择，或者做一个哲学家，或者做一个行动的人。不论他选择哪一项，他都将按照自然的因果性行动，而且并不试图违反这种因果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旦未来的生物学家得到汉姆雷特的大脑来分析，会“预测”出他将决定做一个行动的人。进一步说，已经读过《汉姆雷特》的读者，知道了这幕戏的一切细节，当他再次读到汉姆雷特王宫里沉思时，他会冲他大叫“别瞎琢磨了，傻瓜！莎士比亚早替你决定了”吗？他会认为汉姆雷特只是个玩偶吗？他会认为汉姆雷特毫无选择的自由，也毫无自由感吗？

　　汉姆雷特自己说：“无论我们如何辛苦图谋，我们的结果，却早已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但他并不因此把一切托诸宿命。统计学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些分布模式，这种几率分布也曾被理解为对人的自由的讥讽。这种怀疑，和试图用分子生物学来解释意志一样，都认为整体和其组成部分之间是完全可以约化的关系，只是沿着的方向不同。

　　不幸的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意志过程无法重演。我们无法做一个哪怕是理想的实验，来看看汉姆雷特如果选择了“not to be”，会怎么样，来验证我们的自由的真实性。不过，如果把物理性的有机体活动（如神经反应）假想为就是精神的本身，把精神过程和它同伴的有机过程等同起来，这种简单的分析和累加，恐怕也不是合适的验证方式。

　　康德曾经疑惑地说：上帝这个概念，是属于物理学呢，还是属于道德学？ 不管怎么样，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在一个彻底的还原主义者看来，哲学就是心理学，心理学就是生理学，而生理学就是物理学。不那么彻底的还原论者，如霍金，不会轻易作出这种断言；但是那种打通学科之隔的努力，往往只是使各学科更加分立。当然，看待和生命有关的一些问题时，在反对无节制的还原主义的同时，容易发生的另一种危险是返回古老的活力论。还原论在因果关系上的失效，并不代表这种方法失去意义，相反，在科学探索中，还原的努力永远是富有成果的，至少能给我们一些知识；而整体主义，一旦先验地看待对象时，完全是封闭的，导致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来。

　　而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难道我们只能回到形而上学？人类的精神，意志自由，自我感，以及和物理世界的关系，仍然像是一个无法“科学”地讨论的东西。意志自由是一个我们必须做出的假设，这也许让实证论者不安，但没有这个假设，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个假设的成立与否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安心地、乐观地继续思考，包括思考它本身。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伊璧鸠鲁说过一段现在读起来颇觉意味深长的话：“……一些事物归因于必然，一些事物归因于机遇，一些事物归因于我们自己，因为必然取消了责任，机遇是不经常的，而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哪怕是接受对神灵的信仰，也比做自然哲学家所主张的命运的奴隶好，前者至少还指给我们一点希望，后者带给我们的只是无可挽回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