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识分子"这个词越发值得嚼咀起来。无疑，它是舶来词，最早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时人一般译为"知识阶层"或"知识阶级"，显然，这是一个集体性的称谓。到了19世纪末的9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在西欧即法国又诞生出新的知识分子概念，其英文即"intellect"。海外一些学者（如余英时）认为，在概念上，不能把上述俄国的"知识阶层"和法国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两者应当分开。我不太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用以表示俄国知识分子和西欧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不同，还是仅仅表明概念自身的演进，即从"知识阶层"的群体称谓过渡到它的个体称谓。我个人认为这里是有所讲究的（望识者有以教我）。但真正引发我兴趣的，还不在这，而是它的汉译。为什么以上那个外来词被译为我们已习而不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用"分子"来指谓那些有知识有智慧的人？这个称谓译自何时、又出自谁手？其汉译角度，是站在当时主流社会的立场？还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它所内蕴的价值指向又是什么？……这些追问恐怕都已成为难以论证的悬题了，至少是我，还缺乏福科那种"知识考古学"的本事。
不妨
"考现"。可以作这样的拟想：49年之后，什么样的人才能荣称"分子"？排一排队，除了在"先进者"、"积极者"这些个别的用项上是肯定意义之外，绝大多数冠以"分子"者，恐怕都是否定的对象了。如"三反分子"、"五反分子"、"右派分子"、"四清分子"、"五一六分子"、"地富分子"、"精英分子"、"动乱分子"，等等。可见，"分子"者流，对于主流社会来说，基本上是个贬义词。甚至就连肯定意义上的"先进分子"，也是套拟了前一个主流社会的贬义词，什么"激进分子"、"赤色分子"，只不过我们反其意而用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么"知识分子"呢？问题变得微妙起来。知识分子排在那些个"分子"之后，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你看，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不是首当其冲，就是陪绑。我很怀疑，主流社会即使没有把它打成敌类，至少也是以"异类"视之，总之知识分子是在"另册"，属危险的边缘。文革期间，如果你被介绍说是工人，你一定会为自己是个大老粗而庆幸，甚至拍那么一回胸脯。但如果介绍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就得不时地提肛了，以便把尾巴夹紧。当然，"知识分子"的称谓远早于文革，也早于1949。那么，是早先那些汉译的先生就有如此之谶、之准、之毒的预见性；还是在下意识里，认为知识文化者天然就是主流社会的异己物？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刘项原来不读书"，而且秦始皇上台伊始，就坑掉了几百个"儒"，且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看来，知识分子和主流社会的不合与对立是有传统的了（尽管那些儒远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知识分子"的汉译好极了，妙极了，也传神极了，它应当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当任何一种主流社会把知识分子打成"知识分子"时，那么知识分子应当更响亮、更无畏地宣称：我就是"知识分子"。虽然"分子"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伦理型的群体社会中，历来是个不讨喜的概念，它意味着疏离、分裂、异端、独立、不入流，但知识分子恰恰就是扮演了这份角色。当年马克思是如此欣赏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就在于这位希腊先哲的"原子论"超越了德谟克利持，它不仅强调原子的个体性，即在大小形状及重量上的差异，而且更强调原子运动的自由偏斜，从而打破了宿命般的直线运动论。显然，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读解，已经注入了强烈的现时代的精神内涵，它的理论落点，已不是古老的自然哲学，而是崭新的人文哲学。不妨把这种"原子"视作知识分子的象喻，原子与分子原本就是物质划分的一对概念，它们强调的都是一种"个体构成"。因此"知识分子"的称谓，其第一要义，就是它自身存在的个体性和个别性。它所以不称"阶级"、"阶层"而称"分子"，实乃知识分子的工作原本就是个体性质的（不象工人需要在流水线上），并且，知识分子又大都以自由个性为其第一生命。它的工作和它的个性就决定了它对对象的追求永远不是同，而是异。由此，知识分子就并非主流社会把它当作一个异己者，而是它自己先在地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异端的位置上。这样一种异端的传统，乃是自苏格拉底就开始的。这位其貌不扬但思想过人的先哲，总是以抗争好辩的姿态向主流社会挑战。当主流社会只准人们尊崇一种神的时候，他却宣传另一个新的神，结果招来杀身之祸。苏格拉底死了，死于鸩。但知识分子却没死，由他所开辟的对抗传统，曲曲折折地流传了下来。 二现在，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似乎又成了问题。从职业的角度，是不是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就叫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干脆就是职业的脑力劳动者？这些问题说起来简单，但细想开去，又十分复杂。随着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获得文化知识的人总是越来越多，及至某一天，假如文盲消除了，人人都有它自己相应的知识了，莫非这人人都成了知识分子？那些在大企业、大公司上班的白领阶层，是干脑力的，一天到晚坐在电脑终端机面前，他们也是知识分子？自称
"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的王朔在尖刻地讽刺过知识分子之后，说："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应该只局限于过去的内涵上。这个社会必将出现新型的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是王朔所谓新型的知识分子呢？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许多从商的人都受到高等教育，也有研究生毕业的，硕士博士的。"这几乎使人笑了起来，他所说的人压根连知识分子都算不上，还谈什么新型。90年代的王朔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不但不新型，而且恰恰是过去陈旧的那一套。照他说来，读过大学的人去做生意，就不是商人，而是知识分子了。那么，这些年各级政府的文官系统中不乏有本科生、研究生之类，我倒想请教王朔，这些人到底是知识分子，还是政府官僚？王朔的逻辑，不就是上面那种看法：只要读过大学有了知识便可以唤作知识分子吗？当然，王朔这一点是对的，"不能说只有在大学里或研究所中清贫的那种才叫知识分子"，这倒不是因为"没有知识的人即便从商也发不到那儿去，顶多满足个''口福''"。而是因为知识分子尽管是一种职业，但又并不仅仅是职业的衡量，更不是什么"口福"不"口福"之类的贫富衡量。那么，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呢？看来，要探讨知识分子，有必要牵出一个相关词
"知识者"。以上谈及的其实都是知识者，而非知识分子，尽管其中也"可能"包括知识分子。这两个词，我以为知识者的外延要大些，知识分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更多还是"可能存在"的部分。就其所指言，它们的区别，一是"者"，一是"分子"。"者"者，"人"也，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知识者，这可能并不困难。难的是那个"分子"。知识分子概念，要害不在"知识"而在"分子"。就我看，自然科学或科技之类的工作者，一般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者。甚至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可能不算知识分子。最靠近知识分子的，或者说首先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乃是人文学科这一块。当然，这种划分不宜过于拘泥，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乃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它并不囿于职业。但知识分子大体以人文为中心，兼及其他领域（至少是社科领域），这大致是不会错的。所谓人文，即人的精神之文、理性之文、主体之文、存在之文，在这样一种形而上的文化层次内，从事其创作或研究，这样的人，又叫文人。由于它们最讲究自身的个性，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依之人格，因而应当是最典型的知识分子。人们在习惯上不也常说人文知识分子吗？文人所事即人文，它所以被称为知识分子，正在于马克思所说，它们是人类的"精神生产者"，它们生产的就是人类的文化精神。由于精神的个性特征，所拥有的形而上的制高点，和它自身的超前维度，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很自然地与作为群体出现的主流社会和大众社会（亦即世俗社会）产生一种前冲与后座的对立。所谓异端、疏离、分裂等词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产生。更要命的是，知识分子素以自身的精神尺度衡量社会事务，它似乎本能地具有一种使命感，即在价值层面上关注社会的公众利益。这样，知识分子的精神之"道"很容易与主流社会的威权之"术"和大众社会的世俗之"势"构成其抗衡与冲突。这种抗衡，又衍生出了新的词汇：否定、批判、超越。知识分子遂由精神生产者或守望者又引申出了新的含义：批判者和否定者。精神本身就是批判的，它只有在对外对内的双重批判中才能不断获得新的超越。因而，正如我在下面"导言"一文中所说："批判者，你的名字叫知识分子"，这话倒过来就是："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一个批判家"。我以为，只有"批判"，方才构成知识分子的"分子"本义。然而，又并非现在在高校中或研究院内从事人文教授或研究的都是知识分子。如果仅把知识分子理解为一种
"职业"自然也未尝不可。那么就是说，我所从事的，只不过是用以换饭票的，是稻粮谋。我是用我的精神产品，从市场上换取农工的物质产品。这当然是正常的，而且目下还需要特别注意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交换时所呈现出来的"倒剪刀差"。但是，仅仅从职业的角度论知识分子，恰恰可能窒息了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固然是能够与人民币兑换的，但"分子"却是人民币永远也兑换不出来的。知识可以职业化，"分子"却不是职业，而是职能、一种社会所需要的特殊职能。设若一个专业作家，完全职业化了，他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一架高速运转的写作机器，并因而对社会公众事务保持了必要的疏离。应该说这在社会常态下是正常的。但是一旦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了不正当的损害，或者出现了明显的社会不公或非正义，那么这时，这位作家依然沉溺于书桌之前，他还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但不应否定这位作家的自由选择，而且，不是知识分子亦不表明他在道德上就处于某种劣势）。唐朝的韩愈，用当时的眼光，他也算得一个大知识分子了，那么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功能，是体现在那些大量的"谀墓"性的碑文上呢，还是表现在敢抗朝廷的"谏言"上？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变数。仅仅职业化的人文知识分子，有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只是一个知识者。相反，远离人文领域的，却又不妨使自己行使知识分子的职能。尽管作为人文工作者，最切近知识分子的范畴。显然，做一个职业化的知识分子相对容易些，而做一个职能化的知识分子，无疑在其职业之外还要另外有所担待。然而正是后者，才能充分显露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本质。这里，我想起了左拉，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身份是作家，小说是他的专业，然而"德雷福斯案"发生后，是知识分子的本能促使他放下创作介入到这个事件的旋涡中。他义无反顾地为无辜的德雷福斯辩护，为了伸张正义，他给法国总统写下了檄文般的长信"我控诉"。他的控诉得罪了官方的陆军部，于是他自己也成了主流社会的受害者，最后被迫流亡国外。从职业角度，左拉完全可以超脱此事，他写他的小说就是了。事实上，他当时整个情绪都沉浸在小说的创作中。他不参加，谁能责怪他。然而，一旦明白事件的真相，他却会责怪自己为什么不站出来。果然，左拉主动站了出来，"我不愿看到我的祖国活在谎言和不义之中"。这样的责任感，可谓一种神圣的天职。左拉是伟大的，他的行为是一部无字书，这部书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小酒店》、《娜娜》和《萌芽》。由左拉的例子来看，所谓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更是一种"志业"。两者之别，职业表明一种身份，志业更强调的是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责任和信念。它把它所从奉的职事信念化了。为了信念，什么都可以付出，所谓义无反顾，所谓在所不辞，所谓赴汤蹈火，所谓义不帝秦，都是一个意思。如果说左拉是19世纪法国的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那么，鲁迅则是20世纪中国的伟大的知识分子。先生学养不可谓不深，通贯中西、融汇今古，但先生并非以学力逞强，而是毕其生以"分子"的姿态横扫于污泥浊水的中国思想界。先生去世得早，因而至死都能保持知识分子特有的斗志和品格（尽管晚年未能幸免"向左塌陷"）。相形之下，另一位文人郭沫若就不同了，此人在早也曾是一个知识分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他不但日益由知识分子转变为知识者；并且，即使就知识者而言，1949之后，其言其行，无不于节有亏。三
自尼采
"上帝死了"之后，利奥塔又宣称"知识分子死了",它使我联想起美国的艾恩·兰德针对60年代美国知识界所说的"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看来这二位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状况是深为失望的，这种失望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省。中国知识界的情况可能更糟。但具有上述二位之清醒意识者恐不多见。那一次和朋友聊天，聊起了王朔。他对王朔颇有微词，而我对其人则相对肯定。于是朋友问我："你知道王朔的矛头是对准谁的吗？""谁？"我一时未解。他说："是知识分子"。我立即说："这有什么不可以？"朋友对知识分子是充满感情的，这我理解，问题是要看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王朔虽然无以建构新的知识分子（这也不是他的事），但他对过去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却令人解颐。坦率地说，他笔下那些知识分子，典型如那个道貌岸然的德育教授，能算个知识分子吗？整个一个主流社会的应声虫。而从这个德育教授往上溯，如果历时性地检索一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从整体上说，知识分子与主流社会始终是一种"毛皮"之间撕扯不断的关系。主流社会之"皮"固然需要饰以知识分子之"毛"，而知识分子之"毛"却更需要附着于主流社会之"皮"。这种依附关系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三帮"性质。尽管并不排除历史上知识分子对主流社会的反抗，乃至殊死的反抗，个案如李贽；但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和整体存在，无疑是叫人失望的。利奥塔等二人的话移用到我们这边来，也未必不可以。前段时间，有学人对极左路线横行下的知识分子的生存表现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于是，又有当时的受害人站出来自卫性地进行了反批评。我认为，如果这种批评不是刻意和哪个个人过不去，而是以此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缺陷，这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十分需要。事实上，那篇语文章说得很轻，仅仅是"聪明"远不能揭破问题的实质，真正的要害并不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而在于一种本源性意义上的软弱。固然，这不能责之以个人，其中更重要的是制度因素。但，在统治阶级的暴力下，知识分子精神妥协、明哲保身，乃是历史悠久的集体遗传。问题是，市场经济以来，意识形态的铁腕渐为市场经济所替换，于是有幸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表现的另外一幕。在金钱的巨大诱惑下，不是有人宣称"文化上的制作的时代开始了"吗，用制作取代创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言者倒也直爽，制作就是"拒绝创作最主要的动力，即灵感与激情、严格意义与经典精神"。所以如是，乃在于商业社会只"需要消闲与娱乐"，而制作，正是有效地迎合了这种需要。然而从创作到制作毕竟是以精神个性的牺牲作为付出的代价，如果作家热衷于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劣根性已经暴露无遗了：对主流社会，"枉道以从势"；而对大众社会，则"曲学以阿世"。我个人主张：知识分子，举起你的左手，批判主流社会；举起你的右手，批判大众社会。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第三种力量（前两种社会分别成为两种力量），它与统治阶层和社会大众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保持一种内在张力的批判关系。批判是社会进步的维生素，也是一种激活剂。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允许知识分子批判，那无疑是一个专制社会。而如果没有来自知识分子的批判，那就是死水一潭的社会。然而，我的惶惑在于：难道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一个合法的批判者？如果依然是那种德育教授式的知识分子，它能担当起批判的责任？而上述所揭示的两种病症，乃知识分子之痼疾。这样一种状态，它又有什么资格行使其批判权力？问题是严峻的，然而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却又是十分良好的。它们惯以
"精英"自居，又虚妄地以"天下"为己任，然而却不曾自省，它自身未必不是中国社会最糟糕的一群。我所以对王朔持一定的保留态度，盖在于他那"一点正经没有"的调侃方式，往往对问题是蛇打七寸。知识分子不是被封又自封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吗？这本是极其粗暴的一种说法，这里姑请注意"师"的角色。知识分子之谓"师"，可谓渊源久矣，"天地君师亲"，师仅次于君之后。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师"呢？一面是意识形态的牧师，另一面又是大众精神的导师，以牧为导，知识分子干得正是这份营生。所以王朔偏偏不买这个帐，什么灵魂工程师，还不如说是"灵魂的扒手"。好利索！直抵事物之本质。不必嫉恨王朔那种来自大众文化方向的批判，因为批判并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知识分子固然可以对大众文化行使批判，对方也当然可以作反批判，这是一种合理的交往。尽管这种批判特别是出自王朔之口，咸酸苦辣令人很不舒服，但它确实是一贴发汗药，它可以使知识分子由发烧而自省，谁叫知识分子自身中没有利奥塔和兰德呢！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问题。此前在作"导论"一文时，其立意就是谈知识分子对主流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双重批判，其间也曾考虑到"自我批判"问题，但未能插得进去，这里先作补充。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进行上述两种批判的同时，没有理由忽视"第三种批判"即自我批判。把自己当作批判的主体，同时又作为批判的对象，乃是出于重建自身的需要。从逻辑上说，自我批判当是他者批判的先在前提。正因为缺乏这个前提，所以知识分子无论在主流社会还是大众社会面前，一遭其冲击，休论批判之力，就连招架之功也近乎没有。然而，囿于现实情状，知识分子批判也不可能历时性地机械排座。把第三种批判和前两种批判结合起来，融前者于后者之中，让其同步进行，此乃可行之策。所谓自我批判，大体包括检肃知识分子自身的本源性软弱，回头清算自己的知识谱系，重构自己的话语形态，重审自身一贯的价值立场，重新确定自己的人格形象，等等。这是一个由批判而自新的过程，也是重返知识分子存在的过程。知识分子的传统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需要一种真正的自我革新。而我则希望自己有幸成为发生这种革新或变化的参与者。(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