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吗？

王缉思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它在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和深化。也可以说，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政治全球化的进程。政治全球化的特点是：各种国际上的制度安排对传统的主权观念提出挑战，跨国公司力图介入有关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政治信息和意识形态伴随着商业信息进入各国传媒和网络，各国国内政治相互影响，国内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投射作用加大。简单地说，就是出现了全球经济政治化、全球政治经济化的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相比，从经济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国内外有一些人据此提出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的观点。在持这种观点的人里，又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美国一些政治家和观察家欢呼“全球化冲破了主权的樊笼”，使西方得以通过“麦当劳文化”、西方名牌商品、因特网、好莱坞影片等等，把自己的民主人权观念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于是幻想美国将不仅在经济和技术上独占鳌头，而且能在政治上逐步主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思想家则对全球化持否定和抵制的态度——他们从负面看到了同样的全球“西方化”景象，揭露西方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权、政治主权和文化特性的图谋。

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西方影响是无法否认的。近百年来，东西方的知识界一直在“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东方如果将现代化订为发展目标，就不可避免要向西方的先进事物学习。今天我们谈论全球化同西方化的关系，同近百年来现代化同西化关系的问题一脉相承。问题的症结，首先在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发展趋势，还是仅仅是西方称霸世界的主观愿望或意识形态；其次在于面对“西方化”冲击的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避免成为西方的附庸。

我们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范围的商品交换、资金流动、信息传播、人员往来、技术转移加速发展的进程。作为个别国家来说，在国内控制该进程是可能的；但就整个世界而言，全球化是无法逆转的时代潮流。

承认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发展趋势，不等于忽视西方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是不平衡的，世界范围的贫富两极分化在继续扩大。有人谈到美式快餐和流行音乐风靡世界，微软产品垄断软件市场，英语几乎成为世界语言，以此说明“全球美国化”了，但当中国服装和华人餐馆也走遍世界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全球中国化”。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两者所产生的效益和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中国也在全球化趋势中取得了经济和技术的飞跃。从开放的国门走出去，把资金和技术引进来，是顺应客观潮流的必由之路。如果闭关自守，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扩大，而不会像今天这样进一步缩小。

承认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发展趋势，也不等于无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千方百计利用全球化推行其战略目标。在它们眼里，“全球化”首先标志着西方资本对前所未有、无限广阔的海外新市场的憧憬。墨西哥、俄罗斯和亚洲的金融风波没有危及美国和欧洲的根本利益，不少西方资本集团甚至从中渔利。但是从长远看，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同时，西方宣扬全球化，的确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美国总统克林顿带头鼓吹说：“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所经历的那个世界上的壁垒、障碍和边界正在被打破。”他曾在俄罗斯以教训的口吻说，“如果你们想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那么除了遵守其规则之外别无出路。”在美国人眼里，哪一个国家不向美国和西方开放市场，同时接纳美国的信息、思想、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哪一个国家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但是，西方政治家鼓吹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是西方的福音，东方的灾难。无论是西方那些鼓吹全球化的人，还是担心“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的人，都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全球化也对西方国家形成巨大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是美国贫富鸿沟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纺织等传统产业迅速萎缩。新经济大大拉开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多数美国人确实比过去更为富有，但两极分化的趋势还在发展。美国劳工组织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调整收益分配政策，保护美国的传统产业，限制跨国公司向海外扩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非法移民和难民、国际恐怖活动、毒品走私、武器扩散、传染病、电脑病毒、黑客袭击因特网、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也在急剧地“全球化”。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极右势力崛起，美国的宗教右翼上升和排外的“新孤立主义”倾向抬头，都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弹。许多美国人担心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使美国原有的种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美国的文化分裂甚至社会的“巴尔干化”。去年11月美国西雅图发生反对WTO的大规模示威，不久前在华盛顿又爆发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游行，说明一些美国公众和利益集团对经济全球化也有激烈的抵触情绪。

如此看来，全球化对西方是一把双刃剑。尽管西方国家的领导集团企图借助全球化扩大政治影响，但客观趋势却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美国经济的核心是巨大的公司财团，但现在IBM等许多核心公司已经由外国人控股掌握。对外国资本、市场和人才的依赖，使美国跨国公司的“政治忠诚”出现变化。在美国同外国的政治纠纷中，这些大公司有时反而背离美国官方政策。可口可乐、米老鼠等五光十色的美国标牌，都只有象征性意义，很难转化为美国的政治工具；在生活方式上已经相当“西化”的东方青年，却能毫不犹豫地参加激进的反西方活动。因此，把全球化视为西方化的同义词，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面对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我们不能躲到避风港里。惟有迎着风浪而上，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把握机遇加速发展自己，才能有力地抵制“西化”的政治压力，维护自己的民族权益，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首先，在争取国际经济和政治主导权的斗争中，必须高度重视“游戏规则”的制订问题。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到军备控制、人权、生态环境问题，西方国家都极力将对其有利的做法制度化、规范化。我国只有加入WTO等一系列现存的国际机制，才能参与规则的制订和修改，并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具体设想。

其次，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努力提高经济竞争力，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要条件。人们容易看到全球化加大穷国和富国差距的一面，而往往忽视全球化更大的负面影响，在于加剧了各国内部的贫富悬殊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经济开放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跨国公司的当地雇员和本国其他劳工、开放的沿海地区和相对封闭的内陆地区、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巨大反差和失衡。对此必须调整收益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税收制度，加速开发后进地区。从长远看，健全惩治腐败的监督机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再次，面对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仅仅采取控制信息流量的方法是不够的，必须提高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质量，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最后，对国外的发展经验要分清良莠，避免盲目的照搬照抄。我们决不能走以牺牲生态环境来追求短期效益的发展道路。假如中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和人均能源消耗达到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神州大地就不会再有多少青山绿水，中华民族就不会再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呼唤全球范围的国际合作，而全球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在诸如生态、能源、粮食、扫毒、防治传染病等等威胁到21世纪人类生存的问题上，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共同的挑战，应当携手合作。东西方文明应当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才是政治全球化的应有之义。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