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王朔近来又一次火了起来，再度成为公众媒介关注的焦点人物。然而，并不像他自己所想像的那样，自己依旧是“看上去很美”且有“美人赠我蒙汗药”的白相男子，而是一个早已成为昨日黄花却偏偏想梅花二度的骚情戏子。借用京油子们所特有的骚情话语来论说，就是想再一次成为让成千上万的小伙子搭上一程的“公共汽车”。王朔骂张艺谋为臭大粪，骂赵忠祥等人为“公共汽车”；他自己内心深处所巴望的，其实就是永远能够像鼎盛时期的公共汽车般的他自己那样，充当着有大群苍蝇来光顾逐臭的大众情人、骚情戏子。王朔本人对此另有说辞，曰：“我的最大弱点：爱自己--而且自己知道”。
话又说回来，王朔毕竟还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的一位开一代文风的代表人物和优胜人物；我们当下所生存于其中的，又不过是一个只配打造出王朔之类骚情戏子、话语英雄的官商交媾的时代。
一、 阿Q根性与孙悟空情结
比之于传统文化人，王朔的极其可贵也极其可耻之处，就是撕破面皮却又故弄玄虚的自我出卖式的骚情表演：
“我是有些生意眼光和商业头脑的，改革开放初，我是第一批跑到广东沿海倒卖东西的那群‘倒爷’中的一个，知道流通领域在整个商品生产环节中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说的‘卖’。
“我一直是拿电视剧当给自己打广告看待的，拍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机会到小报上说疯话去，混个名儿熟……九二年我见了足有两三百名记者……到当年底，我看着镜子里自己日渐发福的身材和吃胖了的脸，对自己说：你小子算混出来了。”
王朔的无耻叫卖之所以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特异功能，而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人格虚空、精神倒悬的空芯男人，同时又偏偏能够利用现代媒体来近乎本能、近乎无意识地实现自己的阿
Q根性与孙悟空情结的完美对接。据王朔自己的说法，他撕破面皮却又故弄玄虚的无耻叫卖，得之于一个叫付绪文的人：“付绪文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有点拿人不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不管说谁说什么先把自己垫脚底下，踩着自己说话，所以无论他的话怎么过分，别人也不好说什么，这倒也获得一种自由表达的特权。”这种低姿态和低调门，近乎于阿
Q的一会儿自认孙子，变过脸、缓过气却又要反骂别人“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只不过连阿Q那种最低限度的传统操守与文化执著都给舍弃了，剩下来的便只有翻脸不认账、狗眼看人低的另类眼光，连同着靠自打嘴巴、自相矛盾的颠倒话来还玩世不恭的另类追求。王朔对于这种自由表达的话语特权，自有其与政治上的标语口号和商务上的广而告之毫无二致的表达方式：曰：“我是流氓，我怕谁？”“因为我无知，所以我无畏。”“笑骂由人笑骂，好钱我自搂之。”在王朔以另类姿态摆出来的阿
Q式的孙子相和流氓相背后，另有一重极为传统的功利情结，那就是孙悟空式的先大闹天宫再替天行道而后便修成正果的功利情结。对于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中的孙悟空情结，曹禺在其晚年曾有过大彻大悟的反思与解构：“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们，以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爱丽儿为主人效忠，施展百般千般的能耐，待功德圆满，她向主人要求，实现以前立下的诺言---恢复她原来的自己。老人慨然应允。爱丽儿重新回到她自己的天地。这与我们的孙悟空大不一样，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他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花果山，不再想原来的猴身。这与爱丽儿的终身的向往，就不同了。” 对于自己身上先大闹天宫再替天行道而后便修成正果的功利情结，王朔虽然没有光明磊落地正面首肯过，却总免不了在得意忘形的骚情表演中露出破绽。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未必一开始真想和知识分子闹翻，……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张作霖们的路子，造反只是为了招安，目的是曲线作官。
“……接着我试图自我表达，写了《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玩的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包括《空中小姐》的前半部分，这些小说都是以我和我的朋友的生活为对象写的。……可悲的是此时我又陷入了另一种狭隘文学观的束缚，认为真实不重要，自由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深度”……于是我加入了旧知识分子自命为‘第二救世主’的大合唱，写出两部启示录式的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和《我是你爸爸》……
“是有些顾盼自雄，是有些占山为王，是有些以天下为己任，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把自己当大片刀耍了，没好好写小说，把小说当别的（武器）了……痞子，也是文痞。他们还别想把我开除出去，我还就拼死跟他们站在一起……不丢光知识分子的脸誓不罢休。”
二、无耻与无畏
“无知者无畏”，是王朔第一本随笔集并不名副其实更不恰如其分的书名，如果真要以王朔所谓“还原生活”的标准“还原”他自己的本来面目的话，“无耻者无畏”几个字，显然比故弄玄虚的“无知者无畏”要更为透底也更为到位。与“无耻者无畏”相印证，王朔本人也曾有过如此这般的一番表白与表演：“你不就是一暴露狂吗？……你比较可爱的就是你那副小流氓嘴脸，大流氓都不对。这就是你的精神，你的元气，你纵横天下，无往不利的法宝”。
正是因为无耻，王朔才会于人格虚空、精神倒悬中无所顾忌又百无聊赖地臭骂自己又臭捧自己。《我看王朔》、《鸟儿问答》、《一个才尽的老作家对老腕新秀的殷切期望》，都是这方面的杰作。《我看王朔》中虽然说了一大堆还算尖刻的绕舌话、颠倒话，到头来却无非是要立自己一个俨然在捍卫时代精神的话语英雄的大牌坊：“平常也许我会忘记了自己姓什么，屁股扭来扭去，但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这孩子乔装打扮之后又来了，一定要站到它的对面。”
尤为无耻的是，王朔为了把自己打造成为一名永远的骚情戏子、话语英雄，更多的时候则是像当年的创造社才子那样，玩弄着“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恶劣把戏。他之所以要骂金庸、骂老舍、骂鲁迅、骂徐志摩、骂严家炎、骂一切的一切，目标都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牺牲别人以成全自己。对于自己这种阿
Q加孙悟空式的劣根性，王朔倒是在外国人面前说了个透明透亮：“说一套做一套正是中国文人的强项。……明白地讲，我在成年过程中也不例外地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坏蛋。……作为一个濒临绝境的人，我首先本能的反应是寻找替罪羊，转嫁责任。”（语出《我的文学动机》）在《我看金庸》中，王朔颇为老到地指出：“中国旧小说大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看得很明显。……最不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爱国主义大帽子……”然而，王朔自己颇带自传色彩的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要人家为你殉情，完后你很悲壮”的“白日梦和自我吹嘘”，难道不正是以爱情的名义杀人吗？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又联想到王朔关于“中国旧小说”的另外一段话：“《莺莺传》更是无耻，那唐朝诗人玩弄完妇女，还胡说些好男儿当不被美色所诱，进的去出的来，不堕凌云志的便宜话。这厮倒也不全说谎，也承认四个字：始乱终弃。由此可见，唐朝的文人流氓还算老实，基本事实还认账。再后世的文人连这样的老实话都不讲了，胡扯些反封建之类的大道理倒也罢了，只是不该把男人美化成痴情种子……”这里所谓“再后世的文人”包括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徐志摩、无名氏一类人，也同样包括写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王朔本人。
在金庸与王朔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流氓写得好。金庸造就了一大堆的文字垃圾，却也送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闪光人物，那就是印证着中国男人什么便宜都要占尽、什么女人都要染指的流氓根性的韦小宝。金庸笔下那些自己想着男欢女爱，却又动不动就要对别人替天行道的男女武侠，所透出的自然是古已有之的呆气与死相。北大教授严家炎代圣人立言的“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更是不学无术的昏账话。只要稍稍有点头脑，就不难看到，鲁迅《铸剑》中不贪女人、不图回报、不事张扬的宴之敖者，与金庸笔下既要名利、又要权势还要同时霸占几个女人的便宜侠客，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无怪乎连流氓王朔都看他不起了。
在《我看老舍》中，王朔写给老舍的唯一一段捧场文字，其实还是在捧他自己：“只有一篇他是扔下架子从第一笔就动了感情的，就是这个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这是他们家的事，他自己的事儿，一写就是从心里往外淌。如果假以时日，让老舍把这个东西写出来，那不得了，‘现代文学史也不会这么寒碜了’”。而在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无论在中国文学的纵向维度，还是在世界文学的横向维度上，都是一点都不“寒碜”的，只不过被严家炎之流“寒碜”教授们给讲“寒碜”了，这样才有了既无知更无耻的王朔们站出来大放厥词。笔者一直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单单举出鲁迅、路翎、杨绛、曹禺四位作家，也就足够辉煌的了。反过来说，即使老舍活到今天，他能够写出像路翎的《账主底儿女们》和杨绛的《丙午丁未纪事》那样的绝世之作吗？说到底，老舍终其一生也不过是比王朔稍高一筹的通俗作家，他笔下最硬气的人物的最硬气的一句话，其实是《茶馆》中常四爷的“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而不是王朔所读到的“日本人厉害吧？架不住咱能忍！”试想，一个任什么事都往“国”上扯的作家，除了媚俗媚上之外，还能有什么大出息呢？！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留给这位“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旧文人的唯一宿命，也只能是：你能忍，架不住不爱你！
这里自然又牵扯到现代性的问题，笔者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现代性不单单是科学技术的普及发展问题，而是人本身的人格建设问题。真正的现代性归根结蒂只能是一句话，那就是恩格斯《反杜林论》所说的“自我规定的意志”，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自由的个人动作的实现”。幻想着一不留神要写出一本《红楼梦》来的王朔，与真正的现代性只能是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自己所标榜的“无知者无畏”，王朔还相应地提出了一套似是而非、夹缠不清的理论，说是“对我而言，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我没有抵御住在知识宫殿扮演一个角色的诱惑，结果和别人一样净身当了个太监。被概念驯服的人是写不出好小说的。我指的好小说是那些能最大限度再现生活表相的。”就是基于这样的狗屁理论，他又玩弄起“寻找替罪羊，转嫁责任”的无耻手段，向鲁迅发起攻击，说是鲁迅的《阿
Q正传》是概念化的作品。而在实际上，人本身原本就是精神生命体，真正的概念，无不是精神生命的一种活的结晶，一种既是抽象的具体又是具体的抽象的活灵活现的精神存在。这就是鲁迅《阿Q正传》所达成的至高境界，与王朔所说的“最大限度再现生活表相”当然不是一回事。王朔想把鲁迅扯平甚至打倒的企图，注定是不能得逞的，反倒再一次暴露了他无耻者无畏的无聊与恶劣。三、
余论作为一位风行一时的优胜作家（或写家），王朔当然不是一无是处。应该说，王朔内心深处也还葆有着一份鲁迅式的文化情怀，他对于自己并不能够侧身其间却又偏偏要死气白赖地跻身进去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有着极其复杂又极其尖锐的认知力和穿透力的。在这一点上，说王朔是忧愤深广也不为过：
“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是流氓、武夫和外国人。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刚巧中国的和尚不理俗务，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裁决，这就造成知识分子权大无边身兼二职：既是神甫又是官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中国有很多的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说难听点，这就像两只狗为争一只骨头打架，你不能说被咬的那只不是狗咬的，对于一只旁观的羊来说，那是狗们的私仇。即便这只狗是牧羊狗，到处跟人说它是为了保护羊群受的伤。……（我）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
由王朔“像两只狗为争一只骨头打架”的比喻，笔者倒联想起儿时的一幕：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到二月、八月的动物（人类终归是动物之一种）发情期，村头野地里总会有一群公狗对一只母狗实施围追堵截的游击战术，最终得手的自然只能是一群公狗中的一个幸运者和优胜者。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得手的公狗们，并不乘人之欢（同时也是危，“色”字头上一把刀也）去攻击杀伐自己种族中的幸运者和优胜者，而是躲在远处以一种颇带审美意味的绅士风度作壁上观。每当想到如此情节、如此情景，笔者就要对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有所不满和不敬：难道为先生所不屑的狗类，关键时刻不也一直在奉行一种叫做“费厄泼赖”（
fairplay）的既永恒又大同的动物性吗？！然而，正是在连狗类都要“费厄泼赖”（
fairplay）的关键时刻，总会杀出几个手持铁锹木棒的壮汉，以道德与文明的卫道士的身份与姿态，来对公狗与母狗的配种交欢横加干预，直至把渐入佳境的一对公狗母狗活活拆散，那幸运儿的公狗也只好落得个就此阳痿的下场头。如果把春风得意的王朔比作一条独占了撒欢权的狗的话，以不屑的口吻和清高的神情大骂王朔为“痞子”的知识分子，却只配是连狗都不如的乏善人或牧羊狗。也正因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乏善可陈，才导致王朔这条原本只会撒欢骚情的流氓狗，油然而生一种自视为狼的优越感：“……我清楚自己呆的地方是哪儿，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因而也就更容易保持住本性---我的意思是说：狼性。变成狼我所不欲，变为狗亦我所不欲，两害相权，取不得已。”
假若现代知识分子继续自欺欺人地陶醉于连狗都不如的乏善人或牧羊狗的生存状态之中，像王朔这样既要撒欢又要咬人的恶狼般的骚情戏子和话语英雄，只能是日见其多，而不是日见其少。为王朔们所买弄的“你们说我不是东西，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东西，可天下没有一个是东西的，……王朔的优势也仅在于抢先一步宣布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还落个坦诚的口碑，接着对别人大举揭发，发现一个人小节有亏就指其虚伪，就洋洋得意，就得胜还朝”的阿
Q加孙悟空式的变戏法，自然也就有相当程度上的合理性乃至必要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