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
在中国社会，人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一生。
过去，从上什么幼儿园到上什么小学中学，从读什么课本到穿什么衣服，中国人都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那年代，幼儿园和小学、中学都是按地区划片儿招生，而商店里的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一样匮乏。大学高考招生制度恢复以后，考大学成了一次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一旦考进大学，生活又会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你会被编在一个班里，分到一个宿舍，白天按着排定的课程表和全班一起上课，晚上和一部分志同道不合或道合志不同的同学一个宿舍睡觉。三年或四年以后，大学毕业，来不及挑挑拣拣，国家就给你分配好了一个工作。然后，你的生活笔直得可以一眼望到头：你会以社会认可的方式谈恋爱、结婚；根据街道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犯政治错误的话，三十多岁时你可能会分到房子，四十多岁时可能会得到一定提升，六十多岁时会光荣退休。然后，大早上可以去练一阵子气功或晚饭后背着手溜个弯儿，就这样一直到死。死后多少还会有个追悼会。
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选择的生活，往往不觉得这种生活的可怕，反而觉得这样活着轻松。生活在这样缺乏选择自由的社会里的人，久而久之，便如同驯服了的动物渐渐失去了野性和活力，浑身透着一种“惰性”。
但是，出国留学在改变了许多中国青年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态度。
一个
1982年来美的39岁的留学生回忆说，当年，他们那些从考场拼杀出来的名牌大学尖子们，出国前的最后儿个月，都被集中到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培训班，进行外语强化训练和外事纪律教育。集训结束时，大家都耐心地等待国家派遣，以为像毕业时分配工作似的，国家也会把你“分配”到一个国外大学去。可就在这时，他们却被突然告知，他们必须自己写信去联系美国大学，并争取奖学金，国家教育部门无法代为安排。国家只能保证提供路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他说，当时听了，大家一下子都傻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计划教育体制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教育体制就这样衔接起来，而中国教育温室里的花朵也就这样开始去经受海外自由竞争的风浪。
对于大多数自费留学生来说，出国留学更是一件需要自己作出决定、自己为之奋斗并准备自己付出代价的事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年轻一代体会到了自由的含义。
成千上万封入学申请信从中国大陆寄出，飞向美国几千所著名或不著名的大学：从常青藤院校到社区大学；从语言学校到神学修道院。
令人感动的是，美国大学几乎有信必复，而且，总是附有一大包印刷精美的材料。在中国，人们已练就了给任何单位写信都不期望有回音的功夫，所以，当一个住在北京胡同或上海里弄里的青年，突然接到一封从美国某大学寄来的、专门写给自己并有系主任亲笔签名的回信时，不能不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
面对这种美国式的更具挑战性和灵活性的入学竞争，习惯于参加全国统考、然后在家静等成绩和录取通知的中国学生发挥出了在中国人身上已经迷失了很久的进取精神，很快就学会了主动推销自己，并创造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技巧。
美国大学的入学申请表中总有一栏是“自述”，要求申请人讲一下自己的“学术动机”，即为什么会对这一专业感兴趣，以及今后的研究计划。美国人是相当看重这一点的，就像国内党组织很重视审查申请入党者的“入党动机”一样。对于许多中国学生来说，“出国”往往是目的，而“留学”不过是手段。这是一次人生机遇的把握，而不仅仅是学术专业的选择。这里需要的是战略思考，来不得一点浪漫。为了加大被国外大学录取的机会和争取奖学金，不少人不得不改换自己的专业，寻些“冷门”。当然，“自述”中绝不能这么说，而应该一开头便讲：“我从小就热爱……”云云。接着是自己如何一往情深、如醉如痴、百折不挠、献出一生……。专业可以是弱智儿童教育，尽管师范学院毕业时，死活不愿去教书；也可以是梵文，尽管对印度和佛教的知识仅限于读了一遍《西游记》。
大学成绩单是另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由于中美教育制度不同，课程设置不同，记分符号不同，再加上语言不同，成绩单一经翻译，多少会有所增色。“马列选读”变成“西方哲学”，“国际共运”变成“国际政治”，“政治经济学”成为“宏观经济学”，“德育”课可以酌意译为“伦理学”或“心理学”或“人类学”，等等。就连宣读“十三大”或“十四大”报告之类的政治学习，也可以说成是“政治学”或“中国政治研究”。至于优、良、中、差如何化为
ABCD，各家都有各家的标准。另外，还有许多出奇制胜的高招。比如，为了表现“个性”，可以给教授随成绩单一起寄去一些与专业无关的“艺术创作”，或者，如果认为自己长得足够英俊、漂亮的话，还可以把自己的“玉照”印在成绩单上，以期在教授那里增加自己的“印象分”。我的一位朋友，曾将自己在一次会议上因作为工作人员而和前总书记赵紫阳偶尔拍在一起的照片寄到国外的一所大学，立即令国外的教授们对她刮目相看。……
在
80年代席卷全中国的“出国潮”中，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生的悲喜剧。无论其中有多少事情让人感叹，让人悲哀，让人看不惯，让人痛心疾首，难以否认的一点是：中国人开始摆脱掉身上的“惰性”，重新具有了活力。这或许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张扬。
一个大家族，如果子女们没出息，一定会都守在家里，为一点遗产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相反，子女如果有出息，一定会走出家门，开创自己的事业。
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族。
80年代，千千万万中国青年敢到海外去闯天下，或许竟是下一世纪中国兴盛的先兆？出国之难，对许多中国青年来说，不在海外大学的入学录取，不在公安机关的护照办理，而难在单位是不是同意放你。
中国，作为国家，上有国，下有家，而这家国之间，承上启下的枢纽是单位。家，可出可毁；国，可爱可骂；唯独这单位万万不可得罪。在中国，单位一直具有“全能”的社会功能：管生老病死，管吃喝拉撒，管发工资，管分房子，并兼管节日购物、幼儿入托……除此之外，它还管着每个人的“关系”---档案袋。尽管谁也不知道自己档案袋里装了点什么，但要是档案袋没处放，就好像灵魂没着落似的，常常可以弄得人惶惶不可终日。
即使拿到海外大学的录取通知，办好经济担保证明，在单位介绍信开出之前，没人敢担保就一定能跨进公安局签证科办理护照。这单位介绍信能否顺利开出，常常取决于某个单位领导的开明程度和人事科或人事处具体办事人员某时某刻的心情好坏。
中文是一种很具弹性的语言，用这种弹性语言写成的各种条文则更具弹性了。而且，政策总是掌握在领导和办事人员手里，常秘不示人，所以，具体执行起来，可以灵活掌握的地方总是有的。如果领导上不想让你走或人事干部有意刁难，大者可说国家人才不能外流，小者可讲单位缺你不行；当然，有时是无须什么理由的，就是不放你。
跟领导“磨”出国，需要有“谈话艺术”…
有人说得“诚恳”：“您瞧，我没入党问题，没住房问题，没职称问题，也还没有计划生育问题，就这么一个出国问题，您就帮我解决解决吧。”
有人说得轻松：“您当我被判了十年刑，算是海外执行。”
也有人说得粗俗：“头儿，您就当我是一个屁，放出去算了。”
跟人事部门的同志打交道时，则需要格外的谦虚。我相信，所有为开介绍信而走进入事部门的人，无论在外面多狂，进门时也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满脸堆笑。如果只堆堆笑，自然还好，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仅仅是“精神文明”恐怕是不够的，多多少少需要一点“物质文明”。一个在俄亥俄州读书的
40多岁的老留学生，读完博士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死活不愿意回国。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出国时，为办各种手续，他到处烧香磕头，当够了孙子。他说：“我可不想再回去受那个气了。”除了领导和人事部门的同志之外，单位的同事们有时也会是一个问题。在出国一事上，同事们好奇的关心往往过于温暖。你刚刚动念头想出国，就会有人问你：“什么时候走呀？”你还没有拿到护照，又会有人问你：“还回不回来呵？”再过两三天碰到你时，就会惊呼：“呀！你怎么还没走呐
?!”我的一个自己并不想出国的同事曾告诫我说，出国之事，不可张扬，拿到护照前，要矢口否认：“没那么回事”；明天就要上飞机了，今天也要说：“还走不了呐。”即使将来到了国外，往国内打电话时，还要坚持说：“我还没走呐！”说起来，同事虽然没有卡你或放你的权力，但在政治敏感期，一份小报告，也足以毁掉一个人出国留学的梦想。海外留学生心中所留下的“祖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年各自在单位里的境遇。人们毕竟难以脱离自己生活的环境，观点和想法的形成往往基于个人经验。
……
就好像华侨越老越爱国似的，留学生在国外生活的时间越长，爱国之情就会越深---只是这种爱国之情极易受挫，特别是想起当年在国内单位里所受到的“待遇”或现在因某些事不得不与原单位再次打交道之时。
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家、国、单位，三位一体，其中，全能性的单位是维护全能型社会的主要基础，而单位和个人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隶属关系。个人能享受到多少个人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什么单位和有个什么样的领导。政治压力经单位可有限化解或无限加强；个人自由经单位也可小小扩展或大大缩减。因此，在中国的所谓“政治迫害”，最后往往是“单位迫害”或单位领导的“个人迫害”。当年“反右”如此，“文革”中也如此。
我常想，中国日后政治不改革则已，如要改，大概首先要从单位“全能性”体制的废除人手。
80年代后期，国家教委开始推行“协议书”制度---要求自费公派留学人员与所属单位就出国留学一事上双方所承担的义务签订一份“协议书”，以“法律合同”的方式来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在这种主要用意是促使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归原单位的“协议书”中，仍可以看出那种单位和个人之间隶属关系的影子。申请出国者如同浮士德一样，以日后的自由换取一时的机会，而单位则以国家利益为名来维持对个人人身的控制。
在中国，人们向来不大看重“法律”这东西，更何况一纸“协议书”呢。只是“协议书”不仅涉及个人与单位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且还涉及双方的经济利益。政治经济搅在一起，有时，是是非非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了。当年报载，上海某单位就曾据“协议书”向留学末归人员追索经济赔偿，一直闹到法庭，最后谁胜谁负，未见下文。我听到的另一个故事是，某大学一个自费公派留学生滞留不归，学校便根据所签的“协议书”找其父追索“培养费”。其父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老知识分子，但遇此利益攸关之际，也顾不得斯文，拍桌吼道：“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学校当局一见这阵势，深知不妙，立即退兵。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
有人曾形象地将
80年代“出国热”形容为“胜利大逃亡”---中国人出于各种实实在在的失望，渴望逃离这片土地。但人们也很快发现，世界上真正可以逃往的地方并不多。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哀：身为中国人，却想逃离中国。也许多少年之后，当我们走遍了世界，才会再一次意识到：对每一个中国人和整个民族来说，最为宝贵的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脚下这块祖先留下来的---无论是充满贫穷还是满目疮痍的---土地。
USA:TheFirstImpression
至于我自己，美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难忘的。
那是
1989年8月30日。在太平洋上空飞行了近二十个小时之后，我乘坐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底特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是下午两点钟。走下飞机，透过候机厅的大玻璃窗，可以望见外面停机坪和飞机跑道上，一片阳光灿烂。候机厅里，刚下飞机的旅客很快就散开了，偌大的机场大厅静静的，显得多少有些冷清。
“这就是美国了。”我心想。但那时还淡不上有什么“印象”。
我要去的密歇根大学在离机场
40英里外的小城安娜堡（AnnArbor）。密歇根新闻研究班的秘书玛格丽特来机场接我。因为我在填表申报、排队入关后，找不到自己从北京托运的箱子了，而又根本不知道会有人来接我，以至于使这位在密歇根新闻研究班工作了十多年、马上就要退休的慈祥好心的老太太在机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站着等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些过意不去，因为以前似乎没被人这么认真地对待过。我真希望有一天，玛格丽特能来中国访问，使我有机会去机场接她，也等上她两个小时。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公路两旁是一片片空旷的田野和一些零零星星、大大小小的建筑。
半个小时后，汽车在一栋绿树掩映的白色小房子前停了下来。这里是我事先联系好的住处---一个美国老太太的家。
就这样，我从中国到了美国。二十多个小时里，我生活的环境一下改变了。一切都糊里糊涂的，还没有工夫细想。
稍稍安顿了一下，我问房东路易丝太太，大学校园在哪个方向？离这里多远？
路易丝太太指着一条向北的路说，不远，走上十分钟就到了。
那时已近傍晚，阳光仍浓烈，但不再烤人。我便顺着那条路向校园方向走去。
路上看到的景象令我难以忘怀。
一路上，到处都在开晚会。节奏强烈的音乐在空中荡漾，烤肉的香味在傍晚惬意的凉爽空气里隐隐弥漫着。穿着一式西装、短裙的大学兄弟、姐妹会的成员们，排着队去参加晚会，一边走，一边唱着歌，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城中，无数穿
T恤衫、牛仔裤的男、女大学生们拥挤在街上的小餐馆、咖啡店、酒吧和冰淇淋店，喝着罐装啤酒，吃着高杯冰淇淋，谈着，笑着。街上一片喧闹。站在城中的街上，可以望见通向校园广场的圆形拱门和法学院那爬满常青藤的古典式尖顶建筑，更远处，是夕阳辉映下高高矗立的钟楼。这是学校秋季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经过漫长暑假后返校的学生们正在抓紧时间尽情欢乐。
面对眼前的景象，我内心感到一种震动。
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三个月前，我还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我脑子里充满了游行人群的激昂、绝食学生的悲壮，以及那些标语、口号、广播……
眼前这个世界和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世界是如此不同，叫人简直无法把它们在脑海里拼接到一起。这两个世界，虽然是在同一个星球上，对比是这样强烈，反差又是那么巨大，我怀疑---尽管有电话、电视、卫星实况转播等等先进通讯手段---这两个世界是否能真正相互沟通。
望着眼前的世界，天安门广场上的景象就会变得遥远、模糊、不可思议起来；而回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情景，这里的一切就变得不真实起来，虚幻起来，如同做梦一样……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哪一个更为真实？我感到困惑，内心中好像有某种过去一直很完整的东西突然断裂开来。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中国人---至少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那反反复复的运动、批评、斗争、游行和举国欢呼、群情激愤、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等等，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然形式。
在国内，许多人向往理念中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可一到国外，却马上会感受到，比思想文化更具震撼力和吸引力的，是作为那种思想和文化基础的西方的物质世界。
……
但说实话，许多中国留学生最终留在海外生活，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的吸引，更主要的是因为发达社会里的“物质的诱惑”。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显然不应该是一种罪过。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将物质的诱惑视为对人的精神的一种腐蚀。自孔夫子树立了颜回“安贫乐道”的榜样和发出“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宣言之后，中国人便一直奉“清贫自守”为一种难得的道德境界。
实际上，物质生活对人的精神世界自有另一种影响。
出国前，我曾采访过一位老经济学家，他曾是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王亚南先生的弟子。在抨击了一阵中国的官僚主义以后，老人对我说，在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状况下，人是很难具有什么民主自由的意识。上街买个东西，要有票证，要央求售货员，要走后门。这种每天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在无形中不断强化着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塑造着人的奴性。
到了美国后，我发觉这位老经济学家的论点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印证。西方物质的丰富，使人从小就具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意识，从日常商品到日后的职业，从生活方式到政党政客，个人的选择权利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个人的选择权利实质上就是自由民主最基本的涵义。
就拿人们常常谈论的“美国梦”来说。“美国梦”首先是一种很物质化的梦：一幢房子---房子意味着家庭、孩子、汽车、狗和稳定的工作。但也有美国学者强调，这种物质化的“美国梦”包含着一种美国精神：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并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生活中的梦想。
因此，面对西方社会的物质世界，中国留学生受到的倒也不仅仅只是物质的诱惑，这中间自有一种精神的熏染。
……
中国留学生“金钱意识”的建立，首先基于出国后对“穷”的体验。正是在“穷”的感觉的无情挤压下，金钱的重要性很快凸现出来。道理很简单，在西方社会，要是没有钱，即使充满自由，你也没有多少自由可享用；即使人人平等，你也得不到多少尊重。小时候学到的道德箴言：“有钱不一定幸福”，到国外后可以从反面体会得更深：“没钱一定不会幸福”。
中国是个穷国，但
1949年以后，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对穷的感受并不那么深切强烈。当年举国上下的一律清贫，使人徒增了不少悠然自得的“平等感”。可一到海外，中国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穷，我们的国家又是多么的穷。中华民族在“勤劳”、“勇敢”之外似乎可以再加上一个“贫穷”。许多自费留学生化了多年积蓄只够买一张从中国飞到美国的单程机票，下飞机时兜里往往只剩“分文”了。无论学的是天体物理还是文艺美学，在上课堂装模作样地探讨学术问题前，都得先钻进中国餐馆去洗碗。一些在国内颇有地位名望的教授到国外作访问学者的时候，因为钱的问题，常常不得不委屈地住在人家的客厅或到跳蚤市场买些旧衣物，一点讲不得正教授的级别待遇。
一个在纽约某大学进修的
48岁的女访问学者，来美不久，开始牙疼，想去拔牙。可她的医疗保险里不包括牙医，大家便劝她忍一忍，因为在美国看牙医贵得出奇。忍了两天，这位女访问学者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发誓说：“不管化多少钱，这牙也要拔了。”于是，大家开车把她送去。一路上，她一直捂着牙，哼哼唧唧，车一颠，便叫疼。到了医院，医生还未见到，一听挂号费，这位女访问学者便立即要求打道回府。回去的路上，说也奇怪，竟没有再喊一次牙疼。……
对穷的滋味体会得越深，对金钱重要性的感受也就越强。但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留学生“金钱意识”的真正建立，实际上是另一种“文化冲击”的结果。
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权力社会。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是一个人在其社会中或家庭里所具有的地位和所拥有的权力，而整个社会也是围绕着权力的轴心在运转。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有钱固然可以使小鬼推磨，却并不一定总能通神。
美国则是一个真正的金钱社会。在那里，金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社会转动。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它没有什么贵族和平民，没有什么上层和下层，有的只是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但是，有钱的人可能会渐渐没钱，而没钱的人可能会慢慢有钱。
1990年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研究学院的组织下，我曾随着“美国政治与政策”暑期研究班去华盛顿进行“实地考察”。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一家专门从事国会游说的律师事务所。接待我们的是该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之一库兹威尔律师。座谈时，这位正值盛年、西装笔挺、一点不愿掩饰自己有多么精明的职业游说家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美国的一切问题说到底都是一个Dollar（美元）问题。任何变化，无论是一项法令的通过、一位议员的当选或是一个案例的判决，最终都意味着美元从一些人的口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口袋里。”
的确，在美国，金钱不但能够左右政治，影响经济，而且，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渐渐渗入了人的思维方式。
9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电视上正式宣布开展一个全国性的反毒品运动。没有标语，没有口号，也没有什么动员大会，布什所采取的主要行动就是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几千万美元的反毒品专款的预算案。这个情景颇似NBC电视台“周末夜生活”节目里对1992年总统候选人佩罗的讽刺：这位德州的亿万富翁解决洛杉矶种族暴乱的办法就是给洛杉矶寄去一张支票，然后宣布，洛杉矶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美国社会就像一个不断制造金钱又不断吞食金钱的不停转动的大机器。所有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学者，无论是政客还是百姓，只要在这个社会生活一久，就会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去跟着一起转，停不下来。
一个
35岁的访问学者，到了美国后，什么也不干，不访不问也不学，每天就是打工挣钱。他说，他开始的目标是攒够一万。可挣够了一万，又想攒两万、三万。结果，欲罢不能，就这样一直打了下去。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社会里，很自然地会将那个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但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几乎是从不会怀疑的---一切本该如此。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另一个社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下同样正常地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和震惊。于是，我们对自己社会中的一切所保持着的简单而坚定的信念便开始渗入一丝怀疑。
这也许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的最深刻也是最复杂的感受之一。
一个读电子工程学的
29岁的研究生说，他出国半年后，突然对自己在国内时常常要向领导“汇报思想”---对此，他以前觉得很正常---觉得不可思议起来了：“我的思想干吗要向他们汇报呢？”另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
33岁的博士生说，初学美国政治学，听教授讲美国的建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弱政府”以保证政府无法控制个人时，他大惑不解。他在中国听惯了“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而且，自己也向来认为政府是应该加强，不然，如何管理人民呢？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局限，并进一步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局限。就像人类的思维无法摆脱人类自身存在的局限一样，我们也很难真正超越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局限。我们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社会所代表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正常的，并毫无怀疑地予以接受。
因此，只有当我们走出自己的社会，见到另一个不同的社会时，我们才有可能领悟到自己意识的局限。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我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它社会的一切。有时，我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不少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国外的东西，有时尽管新鲜、有趣，但只要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便自然属于古怪和异常一类。这种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视异族为“蛮”、“夷”，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中央大国”的心态。
当然，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现。
1978年后，当在几十年隔绝后重新打开国门时，中国人被外面的世界惊呆了。于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趋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病态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外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中庸之道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现代辩证方法。细究起来，这不过是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上的两种不同的判断和取舍方式。“为体”的“中学”，不但是决定“西学”有用无用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
美国人在这方面有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一百多年和平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完善的民主体制和日渐流行的大众文化，使美国人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仿效的“样板”，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绝对标准，而很少意识到美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例子，并很可能是一个颇具特殊性的例子。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自由”的学术著作中和“客观”的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美国人需要像中国人在“文革”后那样深刻地反思一下。当年越战的失败，曾给美国人一次小小的反思机会，可惜，那次反思进行得显然不够深刻。
基于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将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在一次野餐时，我和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谈起这个问题。我问他，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具有绝对的”对错”意识。他先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想了想后，说：“有。在清教徒时期。”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也有。”
实际上，正是人类学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帮助人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狭窄的“对错”意识。
在人类思想文化传统中，“对错”意识，是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几千年来，它使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卫道”的狂热和迫害“异端”的残酷。即使在今天，无论在任何口号---“自由”、“平等”或“革命”、“民主”---掩护下，它都最终会导致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闭和政治的专制。
而在中国社会，这种“对错”意识则主要还体现在对“统一思想”的认同。“思想”的“统一”总是以对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性的承认为前提的，这种对“统一思想”的认同，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一个美国政治学教授曾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说相信民主，但同时又都赞同“思想统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中间的内在矛盾。
当这种基于“对”和“错”观念的辨别而“统一”了的“思想”进一步变成信仰、主义或是“明天的理想”---某种要求人类为之作出巨大牺牲才能实现的抽象原则时，人类社会便会进入悲剧时期。历史上，人类被推向灾难的边缘，常常不是因为某些人有意要将大家引向地狱，而是因为一些人坚信只有他们才知道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我留学美国的感受，很有点像
1979年我第一次读到“朦胧诗”时的感受。当时我想：“噢，诗还可以这么写！”到了美国后，我的感受是：“噢’人也可以这么活着！”这里，我并不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争论何方的月亮更圆，如同小儿辩日远近，智者也是说不清的。我讲的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正像英国哲学家穆勒（
John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人类的生存应当建立在某种或某些方式上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具有相当多的常识和经验，他那能显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为就其方式本身来说是最好的，而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那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许许多多东西中，将包括一种基于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而产生出的更为宽容的社会生存意识。历史有时真会开玩笑。“文革”中，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几百万知青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地奔赴农村、边疆，立志在那里“扎根”一辈子。曾几何时，百万知青大军又在一夜之间掀起了返城风潮。在诗歌中“朦胧”了一阵子和在西单墙上“民主”了一阵子之后，他们终于在海外发现了另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与中年一代留学人员相比，这一代留学生身上充满了十年“文革”造就出来的敢想敢干的锐气和过早磨练出来的世故。
……
这一代留学生由于特殊的经历，往往很难真正忘情于国内的政治。国内一有政治风波，这边或是联名上书，或是游行示威。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过后不久，国内一位“理论权威”曾来密歇根大学访问。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受到了那里中国留学生的群起攻击。这位长期习惯于写洋洋万言批判别人的老先生被弄得狼狈不堪，最后不得不以连续不停地念了一个多小时的报纸来躲避回答留学生们毫不客气的质问。(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