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
一
国民性常常于比较中看出。多年前，读曹桂林的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其中的一段话令人过目不忘：“纽约人就是爱赌，而中国人更是世界驰名的赌族。”“赌场里的人，有一半以上是东方人的脸。不用上去问，十有八九，不是老中，便是老韩。”
记得当时边读就边想起了国内成千上万的“搓麻”大军，想起了那句曾经十分流行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剩下的都是二百五。”似乎夸张了一些，但决非无中生有之谈。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人嗜赌这一现象的深处，有怎样的文化心态？
后来，又读到麦天枢、王先明的长篇历史纪实《昨天
---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在那本书的第76--79页上写着：“似乎有一个历史之谜：鸦片烟为什么不去英国、美国折腾上一气呢？”“这里（中国）风行的鸦片，在那里（英国、美国）并没有受到欢迎”。当时的中国，“十室之邑，必有烟馆”，“全国吸毒人数已超过四百万，八十万清军……中，吸食成瘾者有二十万之众，文职官员也不下这个数目”。 ---吸毒，成了清朝衰败的重要标志之一。这里的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吸毒？最近，又读到了邓贤的长篇纪实《流浪金三角》。在这篇作品中，也记述了作家的一个惊人发现：“西方人当然也向日本推销鸦片，日本人很快接受鸦片，但是没有像其他亚洲民族那样自己吸食，沦为鸦片的瘾君子和受害者，而是精明地学会利用鸦片赚钱，毒害别国人民。日本紧随西方人，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鸦片输出国，把鸦片卖到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朝鲜。”---同样是亚洲人，日本人为什么具有对于毒品的免疫力？爱赌、嗜毒，是国人相当普遍的生活方式。在爱赌、嗜毒的深处，不难使人感受到一种相似的病态热情。那是沉溺于生命之“瘾”的热情，是明知于己、于家、于社会都贻害甚大也无意、或无力自拔的热情。由此可见，许多国人是缺乏理性、缺乏自制力、缺乏责任感的，他们只图一时痛快、连自己的生命都置之不顾的畸形热情，是阴森可怕的激情。
是因为现实不能给他们提供别的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显然不是。中国从来就有五花八门的玩法：下棋、钓鱼、养花、养鸟、看戏、品茶、健身、收藏……一切都简易可行。
如此说来，爱赌、嗜毒是丑恶生命的证明，常常无药可医。
二
阿
Q是病态国民的魂灵。自欺欺人、卑怯糊涂、奴性十足，是典型的阿Q心态。这种心态，是难以摆脱的贫困、屈辱的麻醉剂，是无可奈何中的苟且之道，是梦想无法实现的可怜自慰。不过，事情似乎不那么简单。在于光远的回忆录《文革中的我》的“后记”中，就记录了作者的“革命的阿
Q主义”心态：“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处于顺境，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逆境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我还有一个‘喜“喜”哲学’。……‘喜’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情感。经常乐乎乎，是我喜欢的性格。……因此我努力在文革时期那样受迫害的处境下心情愉快一些。”（该书第13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这算不算“革命的乐观主义”？于光远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善于乐以忘忧，在这方面，他赋予阿Q精神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含义。无独有偶。在《聂绀弩自叙》一书中，也记录了作家和难友的“文革”体验：“人没有阿
Q气怎能生活？”“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右派劳改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见该书第464、510页，团结出版社，1998.）---那是怎样的精神状态！麻木？超脱？豪放？轻蔑？“难得糊涂”？“乐以忘忧”？“得乐且乐”？无论如何，他们以“阿Q气”作为精神支柱，以乐观主义的心态显示了生命的伟大与顽强，并且又一次证明了那句名言：“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一方面，阿
Q精神使一部分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阿Q精神使另一部分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阿Q精神本身并不等于劣根性。具有强大主体人格的智者即使有一点阿Q精神，也显得那么洒脱、无畏；天生的窝囊废一旦以阿Q精神作为立身之本，就总是那么可怜。可是，问题还没有到此为止。作家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读来令人百感交集。在谈及小说的主题时，刘恒说道：“张大民的幸福，我称之为不幸中的幸福。在生活中不幸是绝对的，幸福是相对的。任何人的任何角度都能看到不同的幸福与不幸，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幸福与物质幸福”。“精神上的飞檐走壁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精神负担，真正要改变生活环境，还是得靠自己的实际努力，仅仅靠精神上的自我拯救当然不够。可是张大民受的教育不够，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参与竞争的能力不强，怎样接受这个现实，只有乐观主义，而不是怨天尤人。……能否得到精神幸福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自己的个性。”（见《北京青年报》
2000年3月1日。）这样，刘恒便揭示了普通人需要阿Q精神的无奈与别无选择。看，阿Q精神的是是非非，实在一言难尽。由此使人产生了这样的思绪：国民性问题，有时并不似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三
中国一直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是中国从来也是问题成堆、危机不断的国度。鲁迅早就在《狂人日记》中指出：在“仁义道德”的深处，是“吃人”二字。孙犁在《耕堂读书记（五）》中谈道：“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结合。”（《散文》
1980年第8期）上述两段议论，一激烈，一沉重，却都触及了中国国民性的“人格分裂”：仁义又残忍。由此使人想到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因为中国人太残忍所以才使得圣贤们不得不写出许多劝人向善的经书？还是因为那些劝人向善的经书太苍白无力，约束不了贪婪、残忍的欲望，所以才有了暴君横行、佞臣当道、冤狱丛生、民变频仍的血腥历史？
---一位学者告诉我们：中国农民起义之多，烈度之极，世界罕见。主要原因是：中国农民比西欧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低；中国封建国家的税收重于西欧。（王世民，《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又见《文摘报》1986年5月15日。）赞美中国文化的人们大多谈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不应该忘记中国社会的无情现实。
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无情现实之上的。儒家产生于“礼崩乐坏”、民不聊生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很能说明问题。而同时产生的道家不是也正是因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胠箧》）、“方今之世，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才创造了避世全身的逍遥哲学的么？也正是在庄子的麻木心态、相对主义观点中，产生了绵绵不绝的阿
Q精神。有权势者的横行霸道，就有一部分老百姓的揭竿而起，另一部分老百姓的玩世不恭。这，就是圣贤的教导为什么总是不灵的原因所在。不过，问题也没有到此为止。
在中国的文化辞典中，有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语、俗语---什么“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肝脑涂地”、“肝胆相照”，什么“食肉寝皮”、“碎尸万段”，什么“头悬梁、锥刺股”、“抉心自食”，……给爱与恨、忠诚与刻苦这些情感和品质都涂上了浓浓的血腥味、残忍气。这是在西方文化辞典中很少见的现象。
---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过太多的悲剧、太浓的血腥气之故吧。鲁迅在读《通鉴》时彻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他还“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发现“其残虐实不及中国”（《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胡适也在1934年说过：“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路，更谈不到仁爱和平了。”（《再论信心与反省》，见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第10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野蛮，残忍，是从暴君到暴民都屡见不鲜的劣根性。它们昭示了国民性中可怕的阴暗，也昭示了礼教的苍白。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暴君的胡作非为使得臣民们效法从而谱写出了血腥的历史？还是来自民间的暴君其实是将民间的野蛮、残忍带入了宫廷，因而暴君的野蛮其实是民间的野蛮的一个缩影？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四
据说，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有六百万伪军助纣为虐。一位作家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文章里发问：“为什么我们国家有最适合叛徒繁殖的土壤？”（余世存：《国耻》，见《边缘思想》第
124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一句话，使我想了许多：我想到了刘震云的作品《温故一九四二》。在那篇显然带有浓厚的写实风格的作品中，作家揭开了一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42年，河南大饥荒。政府麻木不仁，官员扯皮推诿，倒是外国的慈善机构为救灾办了一些实事。后来，日本鬼子来了。绝境中的人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许多人选择了后者。他们为了有一口饭吃而去为鬼子带路，给鬼子抬担架，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看得出来，作家是理解他因为无路可走而投靠鬼子的乡亲们的。作家的批判锋芒是直指无能的国民党政府的。在这一页历史的字里行间，有这样的主题：民以食为天。当政府不能让人民吃上饭的时候，人民背叛政府也就理所当然了。尽管，在异族入侵的关头，这样的背叛又成了助纣为虐的恶迹。我还想到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一书中提出的尖锐问题：要自由，还是要面包？“你只要把那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感激而且驯顺”。“他们永远不能得到自由，因为他们软弱，渺小，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成性的。”（见该书上册，第
378-3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人，他将“见利忘义”的“叛逆”看作人类的天性。而思想家黑格尔不是也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这么论述“紧急避难权”时指出：“生命，作为各种目的的总和，具有与抽象法相对抗的权利”么
---“好比说，偷窃一片面包就能保全生命，此时某一个人的所有权固然因而受到损害，但是把这种行为看作寻常的偷盗，那是不公正的。一人遭到生命危险而不许其自谋所以保护之道，那就等于把他置于法之外，他的生命既被剥夺，他的自由也就被否定了。……唯一必要的是现在要活，至于未来的事不是绝对，而是听诸偶然的。”（该书第130页，商务印书馆，1982.）由此看来，那些灾民投靠日军，情有可原。但问题还在于：那些伪军都是因为饥饿难耐才投降的吗？有多少人是出于“服从命令”、“随大流”的习惯？有多少人是信奉“有奶就是娘”的生存法则？还有多少人是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苟且哲学？
---历史的复杂，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了。可怕的不是为了吃饭而出卖人格与国格，而是有饭吃还想投机，并且为了投机而出卖灵魂。也许，我们可以从“好死不如赖活着”、“出头的椽子先烂”、“有奶就是娘”、“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生在世，吃喝二字”……这样一些在中国尽人皆知的生存信条中，找到中国人中间为什么容易产生叛徒的答案。
尽管中国也产生过许多舍生取义的志士、宁死不屈的烈士。中国多投机者（嗜赌就是投机，叛变也是投机），也不乏志士仁人
---从这个角度看去，中国的国民性也是分裂的。因为投机者多，志士的事迹才格外悲怆感人。因为投机者多，中国的巨变才格外变幻莫测。反之亦然。五
说到中国的国民性，褒之者的赞美词常常是“勤劳勇敢、酷爱自由”，其实，这些也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具有的品质。而常常以“愚昧保守、自私落后”之类贬义词批判中国国民性的人们，也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些劣根性，其实也是人性恶的证明。
任何民族都有其特别的品格
---这些品格极其生动、复杂，是抽象的概括难以包容的。这些品格极其微妙、玄奥，需要学者对之作出深刻、独到的揭示。关于中国文化的儒、道、佛合流特征，已经有许多学者论述过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伦理--政治型”特征，也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尽管如此，中国的国民性仍然给人以深不可测、言不能尽的感觉。如何从大量的现象描述入手，揭示中国国民性的复杂性、微妙性，虽然也已有了许多作家的感悟，但还是留下了有待重新发现、重新认识、重新解释的广阔空间。于是，便有了上面这几则读书笔记。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