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
引言
日历一张一张飘落。
我们正在走向世纪末。
从现在开始到
2000年的时间序列上，乐观与悲观交叉，失望和希望杂陈，东西半球的世纪末心态将披上各自的文化色彩，本世纪的最后岁月不会寂寞。谁也说不清天地玄黄之际，时间的第一秒是怎样开始晃动创世纪的钟摆的，然而谁都明白岁月的长河还将奔流不息，
2000年也不过是一个平凡小站。我们自不必踉踉跄跄。
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回顾历史了。
20世纪是人类纪元以来，因为战争的相互残杀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世纪。两次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均发生在本世纪内。1亿2千万年轻的生命陈尸疆场。
20世纪是血腥的世纪。
20世纪也是西方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的世纪。科技和物质极一时之盛，人类已经在太空行走，在月亮上留下了蹒跚的脚印。
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
20世纪还经历了人类借助科技、为了积累财富而滥伐森林、过量开采地下资源、从而使地球伤痕累累不堪重负的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场较之两次世界大战更为残酷、祸及子孙后代的全面战争，而且至今还在延续。
20世纪是摧残的世纪。
20世纪最后10年开始的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在推倒柏林墙的斧凿声中，冷战时代结束了。
20世纪是和平的世纪。
众多的预言认为，从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人类中的绝大部分将小心翼翼地避开战争，世界会陷入经济竞争的“商战”之中，其激烈的程度虽然不是刀光血影，却也在生存这一根本问题上关乎着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兴衰命运。
一个本应永远是崭新的却又常常被人类忽略的字眼
---生存长堤---将要作为新时代卷首的序言，伴随我们跋涉于世纪的峡谷。中国人绝不缺少灾难的记忆。
中国既有著名的长城又有著名的各条河道的各种长堤。
当长城作为已经衰朽的古迹无言地证实着历史的某一阶段时，我们的长堤却一直担负着护卫生命、家园的重任。从古老的都江堰到黄河、长江的抗洪堤无不如此。
每一年夏天，我们都得提心吊胆地注视着狂傲的洪峰；现代资讯又使我们看见了非洲连年的旱灾，埃塞俄比亚嗷嗷待哺的黑人婴儿，还有地震、泥石流、火山爆发；触礁后的油船污染的海面，海水不再是轻盈的蓝色；成群结队游上海滩企图自杀的海鲸……
人类只能面对灾难。
当我们或先或后从灾难只要不降临到我的头上，世界就是太平的这一误区里拔足出来，匆忙回顾时就会发现；护卫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有形无形的生存长堤，几乎都是千疮百孔的。
灾难正在逼近我们。
1993年12月5日，中国的又一个暖冬。
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盟境内蹬口县气温突然升高，人们在惶惑中莫名所以时，流经蹬口本来已经封冻的平静的黄河却在悄悄地躁动中。
先是冰面上有了檬漾的轻烟一般的水气，继之生出了纵横交错的小小的裂缝，随着一阵阵暖风吹过，裂缝迅速地扩大，一切都是过早的春回大地的迹象，人们没有想到灾难两个字。
气温还在升高。
暖风一阵紧过一阵。
封冻的黄河先是经历了表层的融化，然后是裂缝与裂缝的连接和切割，最后是轰然一声豁然开河。
12月7日晚，月色下的黄河载着巨大的形状各异的冰块奔涌而去，在著名的三盛公水利枢纽下游3公里之外，因为冰块坚硬、连续的撞击而轰出一片决口。
夺路而去的黄河水与大小冰块相拥相挤，达
5184万立方米，所到之处墙倒房坍、人群落荒而逃，与黄河相伴了千百年的蹬口县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水冰之灾：1000多处房屋成为冰屑中的瓦砾1747户、10000人受灾，大小牧畜被洪水卷走的不计其数，近万顷良田顷刻间成为一片冰川。人们哭喊着：谁曾想到这要命的黄河大冬天也会闹灾呢？
是的，大自然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
忧患岁月
我们还要不要忧患意识？
这是剪彩的年代呢？还是忧患的年代？
1993年却是世界的忧患之年。
众所周知的日本一直是以忧患意识作为其国民教育的主要脉络的。日本的教科书上几十年不变地写道：“日本国土狭小，环境恶劣，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会亡国。”“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干活，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近几年来，日本人还常说：“我们是坐在金矿和火药库上的。”
日本政府本来可以写几本大书历数其战后一片废墟之上，以战败国的赤手空拳建设成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光荣的。而且，这一切并不夸张，到目前为止，小小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亚洲的
75％，储蓄率高于美国的10％，在电子、汽车等高科技行业有足够的实力和美国、德国一争高下。日本人是太精明了，从不露富，从不炫耀，还反复告诫国人“不要忘记穷日子和苦日子。”无论我们在情感上是如何看待日本人的，中国人的良知只要没有泯灭就决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我们却不能不正视眼前的事实：日本人在“商场”上已经洗雪了当年战场上的败绩，并且取得了他们曾经企图用枪杆子掠夺而没有得到的一切！
一个在血液中注入了忧患意识的民族，绝对是强大的民族，也正因为如此，小国便成了大国。
德国总理科尔在
1993年临近结束时的联邦会议上发表演讲说：“德国人的独创精神和进取精神已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科尔说这番话时，德国已经在近几年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排列表上，从1992年的第二位跌至1993年的第五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世界第二跌至第十一。科尔作为一国的总理完全可以把这种下跌归纳到为两德统一所付出的巨大的经济代价，况且这种代价是人所共知世所公认的。然而德国的总理没有因此原谅自己，而是及时地向社会和全体人民敲响了警钟，并要求所有的德国人对当前的严竣形势“有足够而且清醒的认识。”韩国总统金泳三除了提出公开官员财产等廉政措施外，身体力行，不坐外国车，不吃豪华宴席，总统请客在总统府吃饭也就是一汤一菜一碗饭而已。金泳三对自己的下属声色俱厉地警告说：“我们的人均收入只有
7000多美元，怎么能去挥霍享受呢？”韩国人以坐外国车为耻。
韩国的地下资源相当贫乏，韩国人是以创造性的劳动来弥补的，他们用来激励人民的口号是：“资源有限，创意无限。”
路透社在报道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时表明：
1/3以上的英国人想不出他们国家哪怕是一件可以值得骄傲的事情。而《经济学家》周刊更加直率地指出：“经济现实使人们认识到美国过去那种显赫地位已一去不复返了。”伦敦的雾依旧那么浓，这很像英国这个老牌帝国的面纱，路透社所说的“普遍的危机感”也正在像雾一般弥漫。
美国是一个离天堂和地狱都是最为接近的国家。它的强大体现在各个方面：经济实力、文化的包罗万象、可怕的核打击力量以及暴力犯罪等。
《华盛顿邮报》曾有一篇关于首都华盛顿市区青少年在贫民窟生活情况的报道，
5年中，哥伦比亚特区已经有224个18岁以下的少儿在枪战中丧生，许多刚刚10岁的孩子已不得不安排自己的“后事”，比如西方社会通行的立遗嘱之类。1993年11月1日，克林顿总统在一次黑人教育家的聚会上神情激动地说：“我们必须提醒整个美国，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不能再让一个11岁的孩子筹划自己的葬礼。”
克林顿还谈到，美国本来可以庆祝冷战结束、经济起飞的，“可是，我们正以别的国家不能容忍的速度浪费着我国最宝贵的资源――年轻人。”
看来克林顿也有忧患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当近年来中国的媒体充斥着大腕、大款、明星、富翁、富婆的种种新闻，人们先是被深圳的大款与北京的大款斗富，一时兴起竟摔掉了
4万元的茅台酒惊讶；然后是广州开吃黄金宴――以金箔包裹食物吞而食之，并有文章举出中医药中黄金作为微量元素有药用作为佐证，似乎我们真的到了吃黄金的年代了。公款吃喝每年吃了
1000个亿，这是报章上屡见不鲜的一个数字。1993年的头5个月，公款购车耗去的人民币是145亿元。
又据《中国日报》
1993年8月5日报道：北京各大饭店每天倒掉的吃剩下来的珍馐佳肴为10吨还多！与此同时，我们还有
8500万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300元而不得温饱，其中的2700万人则在绝对贫困线之下，也就是说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为当代中国的赤贫者。我们还有
500万学龄儿童因贫困而不能上学！民谣云：一屁股坐掉一幢楼，一顿饭吃掉三头牛，一包烟抽掉五斤油，吃了喝了还有礼品，分到房子还管装修，民脂民膏搜刮尽，花花银子如水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万不可小看了民谣，民谣中有民意、民气、民风、民怨、民忧。
中国的老百姓对各种各样的公款吃喝实在是已经到了莫可奈何的程度，这里说的是公款吃喝，也就是说慷国家之慨、以人民的财产来一掷干金的吃喝，与别的吃喝无关。
由此可知，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难就难在一方面有七八千万人吃不饱饭，另一方面却是愈演愈烈的吃喝风。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挥霍公款变成桌上美味的，同样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的领导人那样，苦口婆心地反反复复地教育自己的官员应该怎样去“吃饭”，甚至有过明确的“四菜一汤”的规定。有统计说，从六十年代至今，政府部门下发的有关禁止大吃大喝的文件达
120多份，1988年以来的类似文件便有30多份，那是货真价实的红头文件，却被货真价实地糊弄过去了。到了
1992年，每年1000亿的公款吃喝打不住了，奢靡是无底洞，又深又黑，据香港报刊消息，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说，仅1993上半年，政府部门和各级国营企业单位的“公款招待吃喝玩乐的应酬费就超过了1100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不少”。香港《联合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对比大陆国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挥霍浪费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去年，大陆人均全年生产总值只有
300来块美元，与香港人均台湾人均相比，悬殊甚大。而去年每个农民的全年平均收入还不到800元人民币，还有9000万农村人口收入更低，许多贫困山区的儿童，在危房中坐砖地上课或因买不起课本而退学失学。”有关评论还指出：“半年吃逾千亿元的现象，显示了权力不受制约的腐败，部分由于结构性的体制使然。”
也许是世纪末情结的关系吧？世界被忧患笼罩着。发达国家的恶梦永远是经济衰退及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吸毒贩毒等。科尔或许是更为典型的，在他领导的经济实力可以独步欧洲的国家里，他却在为德国人的独创精神和进取精神担忧，并及时地告诫了他的民众。
从
1993年炒来炒去的新闻中，中国人看不到忧患。而是发了还要发，快了还要快，然而肥皂泡总是会散去，忧患却像山一样沉重。仅仅从经济而言，我们的忧患是双重的，一则中国为贫困而忧，二则为奢靡忧。扶贫和希望工程在点燃人心中还没有泯灭的良知和希望；腐败的瘟疫仍在得意地横行。
笔者从真正的贫困者中录下几则剪影，实在是想提醒国人：那是你我的同胞，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中。
报载：浙江北郊山区一农户，因为母女两人争穿一条短裤，竟使女儿走上了绝路。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至今仍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无上衣可穿，贫穷把她们变成了“天体主义者”。
海南岛五指山，有的山区农民年收入不足
200元，一年中半年的主食是木瓜。四川大巴山区的农民为了给孩子们上学付几元钱的学费，不得不到集市上出售自己的口粮。
四川凉山地区一个少数民族农家，土木结构的房屋内人畜混居、小阁楼上堆放的干草便是一家人的“被褥”，墙角的土豆便是食粮。
“两根木头一个窝，三块石头架口锅”，这是他们的写照。“照明蜡烛化，吃水扁担化，道路崎岖化，被褥永久化”便是他们的“四化”。
贫困是可以吞噬一切的，从生命到精神到理智，而消除贫困却要比制造贫困不知道艰难、复杂多少倍，因为贫困也可以成为一种堕性，不死不活地维持着，代代相传，愚昧、疾病、文盲，所有可以矮化人类智商的基因顽强地繁衍、扩张，这就是我们眼前的一种很值得探讨的经济现象：富的富一片，穷的穷一片；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金钱和赤贫都可以传宗接代。
不知道阳光什么时候才能真的照进大山里？
山外的人，都市的人，忙忙碌碌牢骚满腹的人，其实很少知道山里边的人，他们也是人。
贵州山区生活着这样一些中国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他们的背永远是驼的，他们的腿永远是站不直的，他们的牙齿全部是又黑又黄的。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们蹲在墙角落的阳光里，到死也想不明白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而在这一片祖辈相传的大山里，魔鬼为什么要独独缠住他们？谁能知道背负魔鬼的翻山越岭辛勤劳作，一年的人均收入却只是
217元？这217元相当于城市孩子一个普通的玩具，一件时装的半只袖子，一顿公款吃喝的烟钱而已！当地百姓所说的魔鬼就是地方性氟中毒，由于贵州山区煤的含氟量高，燃烧时释放的大量有毒气体便弥漫着，人们便在这被严重毒化了的环境中生活、劳作，最后把一代又一代的人摧残到站也站不直、躺也躺不平。
中小学的教室里，一律以煤炉取暖。难闻的毒气可以把人呛得喘不过气来，孩子们却早就习以为常，呼吸、嘻笑、大声地读书，一个年级的学生常常是百分之百的氟斑牙患者。
由氟斑牙到氟骨症，氟的侵入在人体内形成的毒害乃至最后夺走人命，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而这种病本来有直接、有效的防治办法即改造炉灶，使有害气体排放到大气中。
为什么不改炉灶呢？这既非高、精、尖的项目，改造费用也不过就是
60-70元一户。织金县熊家场乡大树弯村一个患氟骨症多年的农妇刘德珍正抱着
1岁的小儿子烤火，旁边站着9岁和14岁的两个大儿子，牙齿斑黄，神情木然。“为什么不改一下炉灶呢？”她告诉防疫人员：“我家收入一年才100多元，改了炉灶吃什么呀？”新寨村一农户，几年中五口之家因氟骨症接连死去两人，剩下的也都患有严重的氟骨症，丧失了劳动能力，眼巴巴地等着救济粮捱命。
驼背
90度的中老年人不说．那些躯杆畸形的儿童和少年，生命的活鲜已经没有了，荡然无存了，他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不久，不是先天，而仅仅因为家里付不出60-70元无法改造炉灶．便注定了终身残疾的命运。贵州省是中国地方性氟中毒最严重的一个省，患病人口达
1400多万，占全省人口的45.6％。贵州有茅台酒、黄果树瀑布。
贵州还有遵义城、大渡河。
贵州的山水名胜是如此地迷人，而大山之中的我们的同胞，却是颈项不能活动、上肢不能屈伸、下肢不能伸直，他们活着，没有男人的坚挺，没有女人的柔媚，没有白的牙齿黑的头发。
改变并最后结束这种状况，从理论上说并不困难，不妨算一笔账，
1400万患者若以3人一户计应是470万户，也就是说需300万元人民币便可一次性地为氟症毒害患者缓解病痛，并彻底地解救现在和将来的孩子们。农民太穷没有钱，政府也没有钱，每年下拨的防治经费只有近
4万元。对于贵州来说，哪还有比抢救人的资源更为重要而迫切的呢？
令人沮丧、痛心的是，据卫生部地方病防疫司的人士说，由于污染区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经费短缺、防治人员不足，再加上交通不便，照目前的防治速度，解决贵州山区氟污染尚需数百年。
数百年！也就是说还需几个世纪！
这
1400万山区贫民以及他们的子孙、子孙的子孙，仍然得弯腰曲腿地走过漫长的代代相传不能直立的人生，那真是被魔鬼咬住了！氟中毒者并不影响生育，前文提到的那位已经氟毒入骨的农妇一年前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作为国策之一的计划生育政策，大概也因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似乎并未走进这氟气漫卷的深山，残疾者的后代在数百年之后又将是
1400万的多少倍数？贵州山区的现实与远景，这属于整个中国的悲哀，明确无误地发出了一个信息。对于人类而言，空气和水与五谷杂粮是同等重要的。
不仅重要在有还是没有？
更重要在它们的质量：好或者差，差到甚至有毒，最后葬送人类。
一个例证便是：在中国南方，人们已经争相食用泰国大米了，而自己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正日益受到冷遇，因为我国的粮食中农药残留成分已经使消费者不放心了。
当贫困与某些顽固的地方病缠结在一起的时候，治理的艰难说明：在未来岁月里，生态环境将要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
话说五谷杂粮
据说我们都是现代人了。
现代人还吃五谷杂粮吗？
按照纪元之后的时间序列，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东非被大旱折磨得皮包骨头的黑人，或者亚马逊河流域热带中的土著部落、加拿大硕果仅存的印第安人，我们都是现代人了，时间把我们带到了二十世纪末年这一现代的寻常小站。并且从光怪陆离的广告上得知：现代，差不多就是富裕、享受、舒适的代名词。
于是便有了现代的怪胎：
人类拥有的物质越多，精神却愈加贫困，思想开始日暮途穷。
这是商品日益讲究包装的年代，可是人的物化与自私却无需遮掩，堂而皇之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逃避良知与责任。人类学家的困惑是：现代人所应具有的素质的定位，在无法抗拒的社会风靡的潮流面前，软弱得像一根小菜秧。
对急于摆脱贫困的人们来说，不择手段的结果便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次轮回。
没有物质财富的生活不是生活，更别提现代生活了。
可是当人只把自己出卖给财富的时候，物质除了埋葬灵魂
以外还有什么意义？
这是人的困惑，也是文明的困惑。
西方早已经物质丰富的发达国家的思想学家如英国的白德
库克在探讨这种巨大的困惑时，是以理智的冷静、融合的目光、
整体的研究，从回顾远古人类婴儿时期文明初创的人类集体心理学为起点，并且认为弗洛伊德的可以抽象为利己与利他主义的对立统一的“情感矛盾”，将始终伴随着人类人格形成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当然也包括了地球人文明的走向。
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我们的祖先。
为了不让“现代”成为孤陋寡闻的同义词，文明是需要经常回顾的，尤其是遥远的天地玄黄。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当全球的原始人类离开采集、狩猎的二元经济，便开始了最初的东西歧途。或者可以这样说，人类本来曾试图走一条共同的文明、发展之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冥冥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或者因为东西两半球地域和气温的差异，总之他们分手了，在同样的起点上，西方走向游牧，东方则开始了和历史一样漫长的农耕时期。
我们暂且不谈东西歧途开始之后，宗教、文化心理的种种差异，有一个调查是饶有兴味的，据人类学调查报告《文化与生态学规划》的数理统计分析，西方的游牧部落以“人格独立”和“傲慢”两项比值最高；而东方的农耕民族，则以“憎恨”和“妒嫉”两项的比值明显居重要地位。
文明不是涓滴小溪。
文明是容纳及汇合以后的夺路而去，看看孕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的走向便明白无误了。那是多少次艰难的穿越：荡气回肠是走出走投无路之后的叹息；磅礴狂啸是淹没十面埋伏之后的余音；草木呐喊，山林摇旌；唯一宁静的是它的源头、一个巨大文明的发祥之地……
那是东方文明由此而始极天下之盛的时光。
炎黄子孙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炎帝神农遍尝百草“教民食五谷”及“来耜耕褥”是农耕文明之初的一大创举，真正区别于采集的人文初祖的里程碑。而“来把”则是炎帝和当时的老百姓一起发明创制的耕作农具，这始于
7000年前的最简单的农具一直沿用了几千年，耒耜之下的耕作和收获也使我们的民族在时饥时饱中得以繁衍生息至今。我们喜欢吃大米。
我们也吃五谷杂粮，并且饲养家畜。
和游牧民族更多地继承狩猎的传统，在星光月色下茹毛饮血、扑杀并吞食动物的肉大异其趣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农耕中更专注于和各种各样的植物打交道，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最初的欣慰，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对植物生生不息，每年四季更替的神秘想象，面对风风雨雨的恐俱及无可奈何，久而久之，有了“飞鸟负日”、“嫦娥奔月”的神话和“天人合一”的哲学的思片。
但，那哲学的思片还是零星的片断，她只是附丽于文明的曙光，作为东方文化的神秘之母，她在其时还只是一个因子，在火与五谷的金黄色相辉映着的文明曙光中，她蛰伏，坚韧而又耐心地实践着一个真理；能使任何一种文明的辉煌达到极致的，只能是文化。
当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后人，企图冲出前人的樊篱，审视先哲的各种文化遗产时，我们发现有一些并非诗的格言却是与人类共长存的，比如；民以食为天。
关干五谷杂粮的回顾因而便丰富多彩，发人深省。
中国目前正在建设中的
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的河西走廓，早在10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便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了。唐代前期，河酉各州在天下升平之后，似乎并没有沉溺于声色犬马或大吃大喝，而是苦心经营了农田水利建设。史料记载：当时渠道堰坝一律配套，实行地方官专人负责严密的管水配水制度，仅敦煌一地就开有大小灌溉渠道
100多条，渠道两侧都种有防风的树木。其时河西耕地总面积约合现在的320万亩，相当于今天河西耕地总面积的30％。到盛唐时，河西走廊一带每亩粮田的平均产量合现在的
153市斤，相当于1949年前的水平。年总产量约合现在的22．7万吨。天宝年间，河西每年上交国家的粮食为1723758石，每户平均上交29.01石，合现在的2396市斤。这个数字与今天河西农民每户平均向国家交纳的粮食相去无几。也就是说1000多年后，河西农民送往国库的粮食按户平均计算比盛唐时略略高一点。河西如今的粮食亩产量较盛唐时高约
4倍，但户平均耕地面积却不足唐朝时的1/4。 也就是说，1000多年来，河西的农业态势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人口暴增，耕地锐减。1993年行将过去之前，这个世界不知感悟到了什么，人们忽然谈起粮食问题了。而1993年对于世界来说，除了波黑等局部地区的战争与动乱之外，还算是太平的。择其要者，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外长佩雷斯握手了；南非正准备结束白人的一党统治；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欧洲人正热切地希望寄托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而中国，则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更使世界侧目……
然而，日本忽然有偷米贼横行，这么一个经济大国，居然还有人去偷米？原来在日本内阁决议开放部分大米市场后，不仅影响了市场也影响了政局，
30个产米县的议会通过了反对开放大米市场的决议，农民集会抗议，容易生产恐慌感的日本人有人去偷米就不足为怪了。几乎是同时，
1993年12月16日，韩国总理黄寅性辞职，然后是内阁总辞职，这是金泳三当总统执政10个月来．第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总理辞职，为的是对韩国部分开放大米市场负责，日本与韩国都是因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接受了关于农产品准入问题最后调解方案而引发的两场风波。
看来害怕挨饿的不只是中国人。
大米与政局，竟也如此密切相关。
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1993年是中国粮价放开第一年。
城镇居民不用按月去粮店门口拿着粮油供应本排队去领粮票，自然是方便多了，但又有潜意识中的不踏实。笔者访问过附近粮店的一些老主顾，及粮店工作人员，有人担心；碰上灾年怎么办？中国可是
12亿张嘴巴！秋粮收购时期出现了多家竞购、农民惜售的现象。到
1993年11月1日，江苏省入库秋粮3亿多公斤，占合同订购总数的12%。除了粮贩子囤积居奇、农民待价而估之外，粮田面积税减也是其中的关节所在。
1993年在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1.19亿亩，比1992年减少1217万亩；总产量为4226.4吨，比上年减少519万吨。11月以后，沿海地区大米价格上涨，同时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安徽等我国粮食生产区大米价格也开始上涨，12月，北京被波及，米价、油价的上涨，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市民的心理及市场稳定，况且又是年关。中央及国务院不得不再度实行宏观调控．平抑粮油价格。
普通的就是重要的。
更普通的就是更重要的。
最普通的则是最重要的。
粮食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形象地说明了这关于普通和重要的三级定义，在追逐奢侈的年代里，米饭和馒头像垃圾一样被扔掉，中国的大多数人在潜意识中仍然为可能的饥荒而担心，无法想象当维持人类生命的最普通的粮食都得不到时，富裕和贫困的差别是什么？所有人都得吃饭。
事实上．我们曾经长期忽略了在共和国版图上
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贫困而又相当地集中并且连片，这是极可怕的，它像一个毒瘤会浸润、侵蚀周边然后渐次扩大，形成蓄势待发的“贫困效应”，最后如沙漠一样侵吞一切。大规模的扶贫始于
1985年，199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扶贫研讨会”上，国际舆论对中国贫困地区的减少表示了惊讶和叹服：世界性的贫困规模居高不下时，中国的扶贫成就自不可忽视，贫困人口减少了4000万。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乐观。
我们迫切需要正确地估计中国当前的富裕程度。
忧患的年代到底过去了没有？
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分别使用不变价测算，结果证实：在全国
1903个县中间，已有200多个县进入人均年收入千元县的行列，但还有520多个贫困县仍需国家财政扶助。目前我国农村至少还有8500万人年收入低于300元而处于不得温饱的贫困状态中。这个对世界和中国而言都应是负责的测算所包容的信息其实是丰富而耐人寻味的：如果
200个人均千元县算是相对先富起来的话，那么贫困中的农村人口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剩下的将近1200个县的农民则应属于已经温饱或尚可温饱的极大多数。这便是中国农村的现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的现状便是中国的现状。
我们充满了选择的艰难。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及宫廷生活，已经由这些年翻来覆去的影视描述得淋漓尽致了。这些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皇帝中，也还有仍然牵挂着民向的疾苦的，比如康熙。据现存的档案资料，从
1693年起，康熙曾明令他在江南的心腹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在进呈给他个人的“密折”中必须逐月报告该地区的气候、年成及粮价涨落的实情。此类“密折”有一个专门名词，谓“晴雨录”。因为这个“晴雨录”当代史学家能将康熙时期的粮价波动作出比较，以及了解粮食的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仅此一端，康熙便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仅知道柴米价而且知道真实的柴米价的皇帝。康熙对“晴雨录”要求甚严，涨跌几钱几分都要如实及时奏来，否则即便亲信也难免被斥责。如：“晴雨录如何迟到今年不奏？不合，明白回奏。”还有：“朕早知道，此折奏迟了。”对各地米价他还用别的途径加以比照、验证，“从福建来者，朕以山东米价询之；自江南来者，朕以山东米价询之。”这是为了防止地方官说假话糊弄朝廷。一时朝中百官、地方大员不得不经常关心粮市、米价，康熙认为“民仰依者食也，食之足者天世，所以雨肠风云无不细察。”康乾盛世，此为一端。
今天，
8500万不得温饱的贫困者，我们的农民兄弟，其中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幼童，有一辈子很难吃上几顿饱饭的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甚至爷爷或奶奶，粮食、棉花、油料作物这些维持生命最基本必需品的重要性，再一次凸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怎能不直面现实？
并非仅仅是巧合，人类面对的种种困境无不具有全球性。
1994年新年刚过，世界上至少有两个权威组织的报告紧急呼吁：全球粮食产量将至极限，人口爆炸必然造成粮荒。有意思的是，这两份报告一份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一份来自美国。而紧迫地面对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的亚洲和非洲，却只是这两份报告的读者。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说：保护农业耕地已迫在眉睫。如果今后
20年内不采取有力措施保护耕地，那么全世界将会丧失1亿4千万公顷农田。目前人为破坏丧失的耕地已达9亿公顷。粮农组织的领导人说：
30年后世界人口将会增加26亿即总人口达76亿之多，而世界的农业耕地面积正在以每年80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之中，即每年失去一个爱尔兰的面积。这意味着全球必将面临的严重粮食短缺，有一些人将食不果腹。在这一份报告中，中国名列亚洲耕地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首。
耕地日益锐减，人口逐年暴增，
30年后人们吃什么？---有报章这样问。世界观察研究院在其《
1994年世界情报》的常年报告书中说：世界粮食生产能力快要达到极限，土地与水源的枯竭或恶化，使粮食生产的增长率放慢，并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加。报告书忧心忡仲地指出：“由于世界人口庞大，以及我们的消费习惯和科学技术的推广，我们已经使地球的负荷过重。”
亚洲的大米产量出现最大幅度的减少，过去
3年的产量都在消耗量之下，去年最后3个月世界稻米的价格一度陡增。世界最大小麦生产国中国，在
1977年到1984年期间产量增加81％，但是从1984年起小麦产量的增加已降到每年16％。另一方面，从
1990年到2030年的短短的40年间，世界人口将要达到86亿，一年增加约9000万人，其中96％是在贫穷的国家出生。整个世界面临着调整人口政策，重订发展策略的问题。
据《农民日报》消息：我国的耕地面积在保持了两年的基本稳定之后再度锐减，去年共减少耕地
1131万亩，人均占有面积已降至1.22亩。《信息快报》报道说：国家农业部最近综合历年情况提请社会注意：我国粮食种植面积已跌至警戒线。
为了使
12亿人吃饱饭，中国粮食种植面积必须保持在16.5亿亩以上，否则粮食生产与需求形势将会发生逆转。然而我匡粮食种植面积近两年明显减少，1992年比1991年减少2400万亩，下降到16.6亿亩，1993年初步统计又减少了4000万亩左右，下降到16.2亿亩。同胞们，你看见了吗？警戒线的红灯。
红灯闪烁的中国农村大地，那里是我们真正的衣食之源、衣食父母的所在！
关于耕地减少，土地沙漠化的警告或者呼吁，在近几年间可谓此起彼落不曾间断，从主管部门国家土地局到环境学家、人口专家、记者、作家都加入了这个呐喊的行列，却又常常被另外一些热潮悄无声息地淹没了。
沙漠躁动的时候
古希腊的智慧至今仍然是闪闪发光的。当现代人享受着科技与物质的种种便利及荣耀时，面对“黄金分割线”却仍然不得不折服。
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我们的先人一定比我们愚蠢。
我们倒是可以怀疑一下今人对美好社会的解释是否可以作一番调整。
我们至少得承认：对于未来和历史
---人类是怎样走过来的并且可能会走向何处---实在是茫然的。就历史而言，现代人缺乏的是十分宝贵的废墟感觉，对于遥远的触摸总是心怀恐惧，愈来愈汹涌的物质流，使人类的心灵变得麻木，电脑正在普遍地取代大脑。
我曾经遥想过古希腊。
也许，人类学家最终将会承认，古希腊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是古希腊的哲人们早在预料之中的，并且也揭示了属于人类的某种共同现象：灿烂的文明不可能是永久的；新大陆上产生的新的文明也将不无例外地为别地的别的文明取代；江河日下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但总会有新的文明在萌芽之中。
我们不应忘记，只有希腊神话对历史阶段的划分是完全别树一帜的，即；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
:英雄时代；
铁器时代；
毫无疑问，黄金时代是历史的顶峰，是人与大自然景和谐的年代，是富饶和充足的年代。
考古学家与地质学家们，在黄土高原的腹地旬邑县，近年来陆续发现并出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古象伦石等各类古化石
345件，从而惊喜地揭示了黄土高坡的远古之迷---亿年前这里是浩瀚的汪洋大海；300万年前，这里到处是茂密的森林及气候湿润的大草原。300万年前的森林和草原离我们太远，在今天黄土高坡的干裂与当初的湿润之间，似乎除了时间以外一切都被风化了，只剩下丑陋和粗鄙。
时间在前进着。
生态在退化着。
也许我们在
1600多年前的尼雅废墟上，可以更容易找到一点历史的感觉。丝绸之路古道南线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尼雅河下游的尼雅废墟是
2000多年前古代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所在地。这个唐玄奘曾经路过这里，在丝绸之路上与楼兰同样重要曾经繁华富丽的古城到三国时期便悄然无声了。它成了神秘的古废墟。
它的繁荣和它的毁灭连同它的绝无仅有的名字
---精绝---都在这大漠废墟中长眠了。已经有今天的探险队走向尼雅了。
这一段历程是惊心动魄的
---称得上是从生命走向死亡，从当今走向远古---在凄迷感觉中察看废墟的尘封。
尼雅废墟在尼雅河古道两岸长
10公里宽5公里，依稀可辨有60处古迹。有民宅、果林、羊圈、羊粪。废墟北端有高达6米多的佛塔，塔基呈方型，土与芦苇夯成的这座塔莫非真有神的保佑？1600多年大漠风烟中依然残存着。尼雅废墟在沙漠中诉说着什么？
木桩裸露着，还有破碎的门窗的顶部，已经不再有呻吟了，只有一处残余的标记。这是被埋没的房屋，精绝国大难来临时的真实写照。
房墙由红柳及芦苇编织而成，内外两层敷泥。
大的宅院有
10多间房子，过道、大厅、居室、厨房、畜厩仍可大概分辨出来。有的房门敞开着，主人呢？主妇呢？孩子呢？
你能隐约听见呼喊。
母亲呼喊儿女，儿女呼喊母亲……
房屋被沙漠淹埋了一半，精绝国则被毁灭了全部。
残骨横陈。有尸骨也有兽骨，还有完整的骷髅，眼睛像黑洞……
还有干尸，那是不到
20岁的一个少女，干尸上尚留着丝绸残片、装铜镜的小袋、木梳及耳环，“五殊钱”汉字方孔古币。还有一台被岁月撕碎的纺车的散片，支架上还挂着一团未织完的丝线……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是降临得太突然的灾难，精绝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匆逃亡的。
精绝人在逃避什么？
战争？瘟疫？沙暴？
考古学家还在挖掘中，精绝国这一片美丽的沙漠绿洲是在尼雅河断流、红柳与芦苇日益减少的恶劣环境下走向衰亡的，已经是没有疑义了。
风沙埋没的房子便是明证。
尼雅之迷只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部分，在这“死亡之海”里，可以窒息一切生灵的干燥与酷热、无情地窥视着所有绿色的沙粒好像在说：还用问什么秘密吗？
我们太倾心于古丝绸之路的繁华热闹了。
有一种意见认为：恰恰是商旅的过量进入，对古丝绸之路沿线水、草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以及人口的猛增，使这一片绿州终于不堪重负，于是沙漠躁动了。
1993年5月5日下午，一场甲子一遇的罕见的沙暴自西向东席卷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部分地区，受灾最甚的是金昌市、武威市、古浪县。沙暴所过之处便是一片漆黑，黑风以25米/秒的速度呼啸而过，空中尘埃滚滚惊雷轰响。在天地温沌之中只有风声雷声雨声飞沙走石声以及近处传来的哭喊声……
这就是人类的灭顶之灾吗？
在这场黑色沙暴中，武威、古浪两地共死亡
43人，其中，小学生为33人，年龄最小的6岁。仅仅3个小时沙暴的肆虐，死亡与悲惨便笼罩在陇西大地。死亡者、失踪者绝大部分是少年儿童，他们的抗灾能力最弱。总共死亡67人、重伤100人，损失羊只32000只、家禽10万头，倒塌房屋4320间，成灾耕地面积96.6万亩，被刮断的电线杆为750多根……使陇西人丧魂落魄的夺命沙暴是怎么形成的？也就是说当天上无法预见的黑风滚滚而过时，戈壁与腾格里沙漠的躁动又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揭竿而起？
生态学专家指出：自从
1928年陇西地区出现过一次沙暴，60多年来，这一带的人类活动严重破坏了植被和地表结构，生态环境继续在严重恶化中。这是苍天在本世纪内发出的第二次警告。
沙暴或者叫黑风暴的含意包括：它是一种由于强风将地面沙尘卷起，使天空能见度达到零的极恶劣天气现象。
沙进人退一直是陇西地区的基本生态状况。
这里的科技人员和老百姓为治沙付出过艰巨的劳动，但在调查中发现，原来已经半固定、固定草灌丛沙地，又在近几年重新被大片开垦成耕地，而防护林体系又来不及及时建立。如这样的治沙治到一半、垦殖重新开始的局面，实际上是过去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的继续，它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沙子依然裸露，新垦区的地表极不稳定；沙漠与相对稳定的老垦区之间不再有缓冲地带，为腾格里沙漠的南侵开辟了通道。
一个根本的教训是：治沙不能半途而废，要有足够的耐心，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劳动！
沙坡头铁路沿线营造了几十年的封沙育草及防风固沙林组成的防护体系，在这一次二十世纪所罕见的大沙暴中经受了考验，沙漠地表及空中的绿色成功地减缓了沙暴的肆虐，并成功地扼阻了铁路沿线沙漠的躁动，列车畅通无阻。
作为这一场突发大灾难的尾声还应写下几笔：
沙暴过后，地表的庄稼及肥上层被洗劫一空，覆盖着的是沙石。
被
12级大风卷到水塘中的、或者因为伸手不见五指而跌入其中的孩子们的尸体还没有全部打捞出来，便是大面积的降温、降雨、并有鹅毛大雪，油菜开花的时节顿时霜冻遍地。一切都表明：灾难是延续的，它有它自身的规律，当正常的生态体系被破坏，地面的抗灾能力下降到最低限并根本不足与突然发生的灾难抗衡时，在这一片土地上，主宰者就决不是人类而是灾难了！
我们还不能不提到那些把青春和智慧全部献给了治理沙漠的科学家们，但，他们的声音他们无数次重复发出的警告是那样弱小，腾格里沙漠随时可以南下并吞噬一切的那些地方，仍然在垦地、仍然在破坏已经十分可怜的植被和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表结构！科学撞在愚昧的墙壁上，那墙壁岿然不动。
兰州沙漠研究所是国际上知名的治沙有成就的一个研究机构，然而治理大片的沙漠所需要的是经费和人力，他们没有，“穷得像教授，傻得像科学家”，说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面对着市场经济，他们一筹莫展，几十年、一辈子在沙漠里种草种树，那是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可是沙坡头铁路的畅通无阻，沙漠中一块块小小绿洲的出现，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效益呢？
躁动的人心较之躁动的沙漠，很难分出孰优孰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使中国本来就紧缺的土地资源不因人为的破坏而继续被沙漠蚕食下去，需要决不是急功近利的全社会的关注以及耐心和智慧。
我不能不想起海西奥德笔下关于黄金时代的描述
---鸿蒙初辟之时，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缔造了黄金般的生灵……他们像神一生样生活，无忧无虑，没有悲伤，没有劳顿。等待着他们的不是可悲的衰老，而是永葆的青春。他们饮宴终日，不知罪恶之骚扰。死亡之到来一如睡眠之降临。他们拥有一切美好之物，富饶而又慷慨的大地向他们奉献源源不断的丰收。在一片莺歌燕舞声中人们和睦相处。
也许要由我们的后人来判断：历史，是从山由往下走的？还是从山下登攀而上的？至少现代人从生态环境的恶化中普遍得到的启迪，正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动力
---未来社会的美好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和环境。经济与环境；无论是回归还是新的探求，都是艰难的。
当欧洲人在夜的咖啡吧里，看蜡炬成灰。
当美国人从噪音喧嚣的纽约街头，偶然看见“死亡钟”上的时光之箭决不回首。
当亚马逊河畔最后的热带雨林，仍在经历痛苦的摧残。
当亚洲愈来愈多的人口拥挤在愈来愈小的土地上，沙漠正在进行铁壁合围。
当全世界的富人和穷人，强国和弱国，都在汹涌的物质流面前以追求物质作为荣耀时……
我们历经沧桑，头发由黑变白。
我们的朋友――有的是年轻的朋友――突然地哀老、死亡了。
我们想起小时候在田头燃起的火堆，看着真干草很快燃完，只留下白色的灰烬。
我们总是找不到记忆中的小树林、大芦荡。
我们从寄居的都市偶然还乡，老人总是抱怨：天变热了，水变脏了。明澈和宁静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
199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伦敦皇家学会联会发表了一个报告，报告的开头说：
如果对人口增长的预测是准确的话，如果这个星球上人类活动的模式再不改变的话，那么，科学和技术不可能阻止不了进一步的、不可逆转的环境恶化，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贫困。
这个报告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对生态环境恶化熟视无睹的盲目的以科技为名义的乐观主义，被世界公认的两个权威机构抛弃。环境对于经济、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严重性，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科技界的范围，正日益为地球上所有生活着人们所关注。
同年，
35000人，其中有106个国家的首脑参加了联合车召开的第二次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也是最无可奈何的聚会，因为：环境向人类作出的全面挑战已经到了人类不能不以实际行动作出回应的时候了。自
1972年第一次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以后，我们的地球有了些什么样的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在走向好转还是更趋恶化？从空气、海洋到土地及人口，忙忙碌碌地追求增长、统计产值的人们，所有的人都不能不睁大眼睛看一看了！1972年以来---
全世界的耕地因为水土流失，丢失了
5000亿吨表土。世界人口增长了
16个亿。导致温室效应的主要气体二氧化碳增加了
9％，每年向大气中的排放量为60亿吨。1972年尚未意识到的臭氧层威胁，如今已笼罩在每一个地球人的头顶上。欧洲
75％的森林正经受着硫沉淀的损害，由此造成的损失计304亿美元，约等于德国一年的钢铁产值。全球土地退化对农作物和牧畜造成的损失达
423亿，相当于美国一年的粮食总收入。其中，亚洲损失最大为210亿美元，这些数据仅仅是对占耕地面积41％的旱地的统计。与各种可怕的减少，诸如：耕地的减少、森林的减少、动物种类及数量的减少、海洋鱼类的减少同步的则是人口的急速增加。
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减少的资源或是增加的人口，都在世界前列。
英国工业革命迄今
200年，森林已经支离破碎，地球已经伤痕重叠，就连大气层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空洞病灶。为环境污染所害，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重疴在身？多少新生儿从娘胎里便成了残疾？又有多少人至今还在污浊中挣扎？何况，为了满足人们追求享乐和舒适的需要，我们还有多少能源可供挥霍？
人说文明的火光是能源点燃的，任何一个大都市只要中断能源，它就成了活地狱，人们将会在黑暗中睁大惊恐的眼睛，谁都寸步难行，而且不知道如何将生米煮成熟饭。
从现在开始起赶紧精打细算节约能源及别的各种资源，恐怕为时还不算太晚，可是资源最紧缺的国家，又往往是浪费最厉害的国家。
如果中国的耗能标准按日本的来衡量，那么中国每年多耗掉
5000万吨煤。如果按世界另外一些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计算，则中国每年多烧掉
3亿吨煤。即10个大同煤矿的煤被白白烧掉了！据专家估算：到本世纪末，中国约需石油
2亿吨，但如果按发达国家的耗油标准，只需1.4亿吨。再以钢铁为例，1993年产量已达到8700万吨，本世纪末的目标是1.5亿吨。如此可观的数量，却因为质量跟不上所受的限制而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同样数量的钢材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同时在生产钢铁的过程中我们又不知多消耗了多少资源和能源。世界经济学界不得不面对罗马俱乐部之后人们再一次发出的疑问：人类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得到了多少？失去了什么？所谓进步的概念以及增长的理论，如果扣去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损失，世界各个国家津津乐道的经济增长算是增长吗？再以经济增长的物质财富和被破坏的环境。过量开采的资源相比较，便有了比较可信的进步大小的测算，或者根本不是进步而是走向无序生态的一种可怕的倒退！
国际社会第一次开始考虑把环境和资源的损失计算到成本中去，环境会计学应运而生，这是二十世纪末叶人类环境意识的一次带有革命意义的觉醒，其深远的对人类命运的影响超过了本世纪内发生的任何一件大事。
然而，环境会计学的诞生，观察家们都注意到了它似乎是悄悄地降临的，以传播甚至制造新闻著名的世界各大媒体还来不及从增长的时髦中冷却，凝视这个新生事物。也许，它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和所有人的命运密切相关，它因为淡泊而久远，在人们最后认识并接纳它之前，它只是踽踽独行向你走来。
实际上它已经全无必要大声喧哗了！
地震、海啸、沙暴、干旱或者洪荒，那些来自天上与海上的、来自灾民中妇女和儿童的呼喊，又有哪一天不曾传到我们的耳边？
人类在与自然这个巨大的假想敌战斗了两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发现：大自然全面报复的日子已经来临，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人在迁徙、逃亡，人类面对来自天空、海洋、沙漠的围堵几乎束手无策。痛苦地承认科技并非万能、发展总有止境。虽然于心不甘，却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人类只能寻找一条不毁坏环境的发展道路。
只有不毁坏环境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只有尽可能少消耗资源的经济增长，才是对人类有益的真正的经济增长。
人类为了挽救自己，将只能“过条件许可的生活”，“过一种简朴的生活。”
发生在本世纪末叶的这一人类思想重大的转变，预告了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行为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人、环境与技术三者之间，恢复和谐的前提是换一种思维方式，而且看来是非换不可的了。
但一切又谈何容易！
人类是最脆弱的。
人类是最经不住诱惑的。
贫穷的国家、地区与那里的人们，想要富起来的愿望是无可指责的，但又有多少地方越想富却弄得越穷，那是骨子里的穷，资源殆尽之后，哪有穷富可言？可见：选择何种程度的富的目标以及怎样实现这个目标，才是最根本的。
西方的富国、发达国家为人类做出的富的榜样，其实是人类的悲哀。
画方著名的经济学家赫尔曼
-戴利指出：为了使占世界人口
6％的美国居民维持他们使人羡慕的消费水平、就需要耗费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矿物资源年产量。假定世界8％的人口一无所有，目前的能流量便至多可使18％的人。享受到美国的消费水平。但是，如果没有80％的穷人的劳动，18％的富人也难以再富下去。为了使80％的穷人们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我们又必须动用相当部分的世界资源。因此，18％的数字也是过高的估计。这番话及统计告诉我们，赶上美国的物质丰富水平是不可能的，而重复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老路，先污染后治理，高投入高产出也是此路不通了。
“走中国特色的路”，这是极有远见的，现在的关键是要使这句话在经济与环境的新概念下，更加具体化，并且毫不犹豫地使天平的法码倾向于环境一端。
发达国家的消耗方式究竟值不值得人们羡慕？今天的地球还能承受多久如此之重的负担？从另外一则资料中，也许我们能得到一点信息：
在北美和欧洲，那里的人们正以每年每人平均消耗
25吨地下资源的代价而生存着。占
20％世界人。比例的发达国家，却占有并且消耗着世界80％的资源及财富。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
1/2强，这些强大的二氧化碳气流不受国界的影响，弥漫在世界上空。就连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在大声疾呼：在世界上还有
10亿饥民的今天，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必要过得如此奢侈吗？然而一轮新的恶性循环实质上已经开始。
发达国家凭借着科技的手段和力量，自本世纪六十年代起便开始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尽管资源的消耗依然如故。
当发展中国家希望摆脱贫穷努力发展经济的时候，通常都会面临两大困难，一是资金二是技术。在对地球资源贪得无厌、任意挥霍的发达国家既不愿牺牲自己目前的物质财富、也不愿意帮助穷国实行污染治理的情况下，相反大量地输出重污染、低技术的某些产业，这种被环境学家称为“污染转移”的行为，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侵略是毫无二致的。可惜的是，本世纪九十年代通过“污染转移”实行的环境侵掠，在中国土地上非但没有得到有力的抵制，而且有时是在剪彩、酒会、发布新闻中以这样那样的金字招牌和种种途径而“功成名就”的。老百姓从电视画面上看见的一些企业界人士一律油光粉面，然后是又一个大型水泥厂、又一个食品加工厂签约或者落成。
中国正在成为日本和韩国的食品加工基地、原材料生产基地。
中国的广东沿海有的公司正在和某国做工业垃圾的生意，有报纸呼吁：“中国不是国际垃圾场！”
有新闻媒体曾经充满自豪地报道过中国正成为世界丝绸国霸主的消息，实际上知道底细的人心里却悲凉重重！由于剿丝业的水污染严重且治理不易，欧洲的一些丝绸企业因为交不起罚金而纷纷倒闭或者转产，于是便把一块“霸主”的金牌发给了中国。
渴望富裕的穷国在还没有真正富起来的时候，便又陷入了污染的困境中，这便是新一轮恶性循环的开始，或者说是较之于原先的贫穷更具有本质意义的贫穷的开始！
无论如何，环境正在把世界十分具体地而且是痛苦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谁也逃脱不了来自苍天的惩罚。
比如日本，悉心地保护着自己的森林，用大把的日元进口木材，包括中国的木材。
然而由海洋及森林形成的日本上空湿润的空气，一样面临着报复或者威胁。
在中国为了增大能源流量而不得不扩建火力发电厂的时候，日本忧心重重。内蒙古到
2000年计划把本地区的发电装机容量从400万千瓦增加到2500万千瓦，山东也在计划增加中。到那时中国北方发电厂的烟囱一起浓烟滚滚，在冬季，从上风头趋风而下用不了几个小时便可集结在日本上空，不呼而来，驱之不去。当那些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互相面对面鞠躬的日本人抬起头来，看那滚滚浓烟时，这些含硫的气体已经完成了与日本上空湿润的海洋水气结合的过程，然后便是浙浙沥沥的酸雨。
日本有学者惊呼：“东京将陷于来自中国北方的酸雨的海洋中！”
人啊，当你面对经济和环境这一其实并不新鲜的命题时，难道没有那种如风如雨如烟如云一般的缠结之感？
那么，一时的富裕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么，后代子孙的命运我们又怎么能弃之不顾呢？
那么，请你多给地球一分爱吧！
东邻有危言：中国正为“国民生产总值梦幻”所惑。
1993年，欧美突然刮起一阵风，以新闻媒体为主导着力渲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强国”。
德国《明星》画刊
1993年7月22日一期的文章说：“现在谁都睁大了眼睛瞧中国。”文章认为“世界最大的民族正在向超级大国跃进：世界任何地方的经济都没有中国增长得迅速。估计只要20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出来的东酉就会比任何国家多。”作者进而描述道：“我们坐在深圳一个闪烁着铬的光芒的私营咖啡吧里，周围是摩天大厦和万宝路广告。中国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这个‘经济特区’这样可以自由随便地大把赚钱。这里的工人在竭尽全力地缝制、焊接、装配，这里没有工会，没有劳动保护，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收到一笔新的订货，女工们会毫无怨言地加夜班。
1980年深圳有3万居民，是个沉睡的小镇，现在已经有260万人口。”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论述的中国环境问题是欧美宣传“经济大国论”没有谈及的问题，这位教授并且认为，“被国民生产总值梦幻所惑的中国刚走上经济高速发展道路，就已经成为公害大国。”
公害即是污染的意思。
矢吹晋教授以一个数字为例分析道：
1990年，中国换算为石油以后的人均能源使用量为598公斤。同年美国人均7822公斤，日本人均3563公斤，中国仅为美国的7.6％，仅为日本的16.8％。然而，同年中国全国氧化硫的排出量为1970万吨，仅次于美国的2070万吨，居世界第二位。甘本大约是100万吨，中国几乎等于日本的20倍。
迄今为止，煤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在生产领域占
74％，在消费领域占70％。煤炭的脱硫和脱硝较之石油要困难得多。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离不开煤，同时又面临着：中国煤炭的含硫量平均为
1.72％。中国生产的煤炭，
90％作为燃料使用。民用煤大部分被直接燃烧，在燃烧前进行过洗煤的，只占20％。中国能源利用率同发达国家相比要低得多，日本为
57％，美国为51％，欧共体为40％，中国只有30％。矢吹晋认为：“中国已被国民生产总值的梦幻所迷，有可能把解决公害的对策问题置之脑后。也就是说，‘不是解决公害优先，而是高速发展优先。’经济主义或者说增长万能的风潮似乎席卷了中国，这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有相似之处。中国人现在还没有取得许多国家的人们已经取得的共识，那就是与其造成公害后再解决公害，不如防患于未然，现在就采取对策。从长远观点看，后者可以节省更多财物。”
据有关亚洲地区的能源利用与影响地球环境物质排出量的一份科学预测说，假设中国
1987年氧化硫的排出量为1995万吨，占亚洲排出量的68.6％，到2010年将达到3724万吨，年增加率为2.75％。矢吹晋又说明道：这里提到的
3724万吨数字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假定中国1987年至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8％，2000至2010年为3.6％。1992年春天，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指标，定为10％左右。如果真的达到了这一目标，那么，届时中国氧化硫的排出量至少还要增加0.5倍，即达到5600万吨。这个数字大约是现在实际排出量的3倍。有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和沈阳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已接近东京和川崎的程度。矢吹晋认为“中国将会迎来公害的时代。”
日本的担忧不无道理，日本自己就深受六十年代公害之害，差一点毁灭了日本高速增长中的经济，那时候日本社会的景像之一便是：社会明显地富裕了，物质大大地丰富了，人，却因为污染活得更加艰难而且社会百病丛生。之后，日本下大本钱化大力气治理，利用重油脱硫和排烟脱硫装备，使二氧化硫的排出量与顶峰时期相比，下降了
5/6。真是人世倥偬，变化莫测。
六十年代，中国曾自豪地宣布过，公害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公害之忧。现在看来，公害是不分主义的，在公害面前人人平等，所不同的只是先预防还是后治理，另外，我们究竟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社会？
总而言之，公害是迫近在中国人的面前了。
看来，我们不能不认真地思考
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于发展的主导思想：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途径。
人类历史---不断地砍伐
森林，寻找资源的历史
当我们叙述“人类历史---不断地砍伐森林，寻找资源的历史”这一章节时，有必要先作出声明，这里说的人类历史侧重于人类为了生存而走过的坎坷不平之路。
饶有兴味的是如同笔者已在前文提到过的，自人类从共同的采集
---狩猎的单一经济开始东百分途，西方的游牧和东方的农耕在寻找使人们能得以维持生活的能源这一点上却是大体相同的：即依靠自身肌体的力量，并把它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而一个强壮的男人能产生大约1/10马力的力量。因而，在采集――狩猎型单一经济社会过渡到农牧时代以前，“地球上的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时间才耗尽了环境中的能量。然而农业环境从开始到最后‘不得不’过渡到工业环境，却只有几千年的时间。”（引自《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农业社会的主要资源是木材，对于欧洲来说，到中世纪时作为主要能源基础的木材已经匿乏，人们开始寻找出路，谁能够否认正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环境，彻底改变了西欧人以木材为能源时代的生活方式呢？
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从木材到煤的能源环境是中世纪灭亡、工业革命出现的主要因素。”
笔者浪迹欧洲时见过欧洲的土地，那是柏林墙倒下的那个严冬．坐火车从法国到德国，沿途的平原像是多少年前就用几何图形规划好的，而每一块土地上总有或大或小的一片树林守望着，乡村的小镇上最显眼的则是耸向夭空的教堂的十字架，薄薄的雪在树林上闪着白光。倘若再往前走，去北欧，雪会变得厚起来，土地更加辽阔，风车在丹麦这个小国仍然被用来作为补充能源，而不仅仅是观赏物。看不见焦灼的黄土，永远是绿树绿草。
多少人感叹！这是上帝赐予的宝地。
然而，这块土地和地球上所有的土地一样，也是历尽沧桑的了。
公元四世纪时，欧洲大陆还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喀尔巴阡山之间的一片广袤无际的森林，一只鸟在森林上空飞过几百公里也很难找到一块空地。在大森林间，偶尔会有小木屋，不知是猎人呢还是最早的伐木者？一缕青烟会从那里升起，到了晚上则是抵御严寒和孤独的篝火……
这使我想起；黄土高原的森林是怎样的消失的，类似的情况又何只是黄土高原一地？
欧洲的幸运在于：它还留下了足够遮蔽土地的森林，并且没有一条黄河把表上冲入大海。
那是地球上的人类普遍地无一例外地以木材作为主要能源基础的久远的年代。
伐木的荣耀曾经是人类颂歌的一部分。
毁林造地之后粮食有了盈余，然后便是人口激增，再去毁林---那时候木材的用途之广几乎是包罗万象的---恶性循环的种子早已经埋下了。
读历史书知道钻木取火，有了火便有了熟食，疾病减少、人口稳定，并且有了暗夜中的光明。
火与木材就这样离得那么近又那么远。
历史学家威廉
-麦克尼尔认为：到
14世纪，西北欧的许多地区人口仿佛达到饱和。公元九世纪开始的边疆扩张导致庄园林立，耕地遍野，结果，至少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森林已经所剩无几。因为森林是燃料和建筑材料的重要来源，它的锐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世所共知，在农耕时期，东方的发达或者说东方文明是灿烂得耀眼的，这灿烂的相当部分则是以大举砍伐森林、消耗草木资源的屯垦的火光点燃的。
据秦王一号墓出土的铁农具推算，早在
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力已达到了使用铁器的水平。耕作技术的发达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又不得不进一步伐去森林或者变草原为耕地。历史上黄河流域的农牧界线几经北移。汉代司马迁划定的最初农牧界限，自碍百至龙门，北为牧区，南为农区，到唐代以后农牧界线被推至阴山以北．阴山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从此不复见。至清朝，除边远山区外，林地草坡几乎全成为荒山秃岭了。沿着同样的历史轨迹追寻，只需换一种思维方式，也许我们对黄土高原的森林、长城以北的草原的消失会得到更使人信服的解释。
也就是说我们回到农业社会的资源问题作为一个观测点，看大片的森林与草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屹立，以及最后的衰亡。
显而易见，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木材几乎就是一切，说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是由各种松木、云杉架构起来的，一点也不过份。因而在并不摇远的历史废墟上，我们总能闻到草原和森林在遥远岁月里留下的气息。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作为农业社会的支柱，木材的损耗遍布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帝皇的宫殿到城市民房到农人的陋舍，无一可以离开木材。木工的工具除了刀刃外都是木材制成，农具、牛轭、牛车、马车也是木材制成的。中国最早发明的印刷机也是木制的，织布机、榨油机以及酿酒的器械都是木制的。陆上的车是木制的、海里的船也是木制的，木材还是所有人都离不开的燃料，在严寒的漫长的冬季，则用木材烤火取暖。
直到
7年前，笔者采写《伐木者，醒来！》时，始知：本以为早成过去的木材为基础的能源环境，在中国边远的一些贫困地区，其实毫无改变。也就是说，那里的人们不得不砍树以换取一点零花钱，不得不挖掘草皮、草根，晒干后作为柴火煮一壶开水，我们最后的绿色就这样在日益减少中。为了得到更多的粮食，就只能伐木垦地。
为了日常生活以及劳作的一切，也不得不把树砍倒。
在最后的报复到来之前，木材作为支撑农耕文明的顶梁大柱，伴随着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无论后人如何评价都已经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的历史。
现在，是轮到我们唱森林的挽歌的时候了！
里查德
?威尔金森在《贫困与进步》中写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被迫不断更换他所依赖的资源，以及开发这些资源的手段。随着他们的资源日益减少，人类不得不发展起日趋复杂的加工生产技术……就广义的生态学内容而言，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日益彻底地利用自然环境的手段的发展过程。
中国封建皇朝在最后地结束历史使命之前，曾有过使人炫目的回光返照，即清朝的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之后，便每况愈下。这个王朝
268年的统治结束时，中国已经破败不堪，连续的过量的屯垦使长城以北几乎荒芜，农民食不果腹，饥民衷号，国运凋敝，岂有不亡之理？这历史的必然是怎么形成的？
可以有多种解释，笔者想强调的一点是：当中国的人口从清朝初年的不足
1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猛增为4亿时，清朝的灭亡便是毫无疑问的了。因为它无法让四万万人吃饱肚子，并且在森林资源、草地资源因为征战、屯垦而贫乏到极点之后，没有及时地找到这四万万人借以生存的新的资源。
木材贫乏、绿色消亡、沙漠扩张的时候，清王朝结束了。
能不能这样说：近代中国的落后主要是挖煤比人家晚了几十年，工业文明不得其门而入，而旧有的农业社会的能源环境又已经破坏殆尽。
从而，中国封建帝制行将灭亡前留下了一个使中国人吃尽了苦头的模式；勇敢地破坏旧的，懦弱地创造新的。
另外，留下了一个极大的包袱：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我们的人民不得不在太少的耕地上为养活太多的人口而劳作，除此之外，逞论其它。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