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与国外回来的朋友聚会，聊起在国外的体会，不少人都觉得这个世界上属中国人聪明，而外国佬整个一傻冒儿。
笔者有一位朋友在保加利亚经商多年，谈起自己在异国的所见所闻颇有感慨，他说，在保加利亚经商能赚钱的多是中国人。且不说在东欧市场上批发捣腾各种假名牌，单是在税款上做手脚就发了大财。原来，在当地经商纳税，全凭个人申报，税务官则根据个人所报数额审核课税。因此，在保加利亚开公司做买卖的中国人，无论是海关进口，经营批发，还是个人收入所得，很少有据实申报的。“享受”到如此的税收“优惠”，几年下来，这些人便赚足了钱。非但如此，他们还把经验传授给后来者，并且自鸣得意地将保加利亚的税务官讥讽为“傻的洛夫斯基”。
无独有偶，最近我看到了一篇题为《“傻冒”英国人》的文章，讲述了中国人眼中的英国“傻冒”现象。例如：在英国上火车没人检票，只要到窗口买好票就行，站台绝对开放，但却无人逃票；到湖区划船，既用不着交押金，也用不着扣押证件，只要购票领船就行，而回来时，根本没有人查票验船，只需要把船像原来那样栓好便万事大吉。在经济交往中也是如此，一次，中国留学生从英国向国内寄回一块手表，可家人收到的只是一只空盒子，手表不翼而飞，当这位留学生向英国邮局提出此事时，邮局未让他出示任何证明，便很快地赔偿了他的损失。更让中国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英国某大学实验室里，领取贵金属如白金、黄金做实验时，竟无人管理，也没人监视。只是根据个人实验需要领取，用多少都行，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贵金属不能私用。
凡此种种，在国人眼中都有利可图，有空子可钻，有便宜可占，有机会可骗的事，而英国佬却循规蹈矩，这不是很傻吗？
人生在世都希望自己聪明，谁也不愿当傻瓜。可很少有人探究什么是聪明，什么是傻，两者背后到底隐寓着何种文化含义，而把聪明和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分析的，就更少。
其实，“聪明”与“傻冒”的争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是一个诚实和信用的问题，而恰恰正是这个问题，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巨大作用。台湾的熊秉元先生是研究和教授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的，此派学说中有一种经济理论，称为“低度均衡”经济现象，即：交易成本过大，缺乏口碑信用，产品品质难以提高。熊教授认为，这些现象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制度学派的学者们对此曾进行深入研究，最后结论竟出人意料：这种恶性循环的“低度均衡”，竟是经济生活中买卖双方的“聪明”所致---正是由于这种“聪明”的价值取向，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纵有先进国家的经济模式作榜样，在不乏资本与技术的条件下，但仍难以摆脱贫穷和落后。
熊教授提到了中东地区的商品交易方式。那里有不少集市，从事各类商品买卖，商品多是自制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产量不大且质量参差不齐。由于买卖双方多萍水相逢，极有可能在交易后永不再见，因此，买卖双方十分看中当次交易，都想在本次交易中占到便宜。于是，一桩小买卖，双方当事人往往要花很长时间讨价还价，卖者巧舌如簧，买者假以辞色，挑三拣四，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欺瞒诈骗发挥得淋漓尽致。此种交易的后果，自然加大了成本，卖者不再考虑商业信誉和口碑信用，也不花心思改进产品，结果不仅使市场难以扩张，更重要的是对人性的摧残---忠厚老实得不到奖赏，反而被当成“傻瓜”、“冤大头”，以致无容身之处。最终形成整个交易环境是，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众人习性相近而堕落为虚浮狡诈之徒。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心态反过来又加剧了买卖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于是，这种“低度均衡”的恶性循环，就成为一些国家与地区长期贫穷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难道不该警惕这种无商业信誉，无口碑信用的“低度均衡”现象吗？一连串虚假，使我们遭受损失、蒙受耻辱，使整个社会产生迷惘与困惑，难道商品经济就是“假货到处有，骗子四处走”吗？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单需要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更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与社会文化和道德的取向紧密相联的。历史上的英国人不仅给世界带来了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模式，“他们在三件大事上也走在了世界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而我以为，虔诚就是对信仰的追求和精神的寄托；商业就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才能与冒险活动；自由则是对民主与法制的依赖。
市场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空间，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其固有的秩序与发展规律。市场规律的存在，决定了市场所要选择、造就的人选，只能是适合于在这种经济法则条件下生存的强者和遵守者；淘汰、抛弃那些违反这些法则的弱者和捣乱者。在适者生存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培养自身的生存发展之术，有了良好的操守、信用和自尊，才可能有公正和效率。正如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
外国人真的显得很傻，真的不如某些中国人聪明，但是当社会里大部分的人都“很聪明”的时候，也许情形反而比不上大部分人“都很不聪明”的社会。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