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美国之音

张辛欣

我知道的美国之音(1)

　　出版人希望在书里登一张我在美国之音录音的工作照片。当这个要求从E-mail上传过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录音，一边调着声音，一边和编辑聊天...

　　"请继续说，"编辑说，"随便说着点儿什么。"

　　"随便说什么呢?"我问。

　　"嗯，就说说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吧。"

　　"天气不错，一直在下雨，这么说吧，我的后院有好几棵粗树，晴天里什么也看不出来，一下雨，树身就立刻浮现霉绿点，很象幽灵大白天溜出来了。"

　　"好了，声音很好，可以录了，念错的地方，就从那一句头上再来一下。"

　　"Yeah."

　　禁忌与图腾 通过电话远距离录音的技术手段，在美国之音已经使用了一些年头。这类玩意在高科技普及的美国广播界是小菜一碟，绝非美国之音独有，然而，美国之音在媒体帝国仍然是一个独特现象。这个大牌媒体自身是一个很难触摸的话题。

　　我的一位老朋友"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狱，罪名包括：写诗，听披头士，以及偷听敌台。敌台就指的是美国之音。他被判刑20年。就像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经历的，他好几次被五花大绑着，陪被枪毙的犯人上法场。

　　但这并不是危险的全部。危险同样来自美国方面。在美国之音的大结构中有一个小办公室：TheOfficeofExternalAffairs，翻译过来，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权威独特的小机构一样，正好也叫"外事办"。美国之音工作手册中写着："由于外事办是与新闻媒体联络的通道，任何对美国之音工作人员的采访，拍摄美国之音的工作情景，必须事先得到外事办的许可。任何美国之音雇员想要出书或者发表文章，参加有关美国之音或者美国国际政策的讲演，必须事先得到这个办公室的批准。"据说，中文部有位雇员写了文章，想讲讲工作经历什么的，文章要通过"安全检查"，最后发表没有不得而知。谁想从外部探听吗?同一本手册紧接着写明："同样，对于想从国外使馆了解有关美国之音广播情况的人，使馆应把他们推荐到外事办来。"看得真够紧的?

　　最厉害的是，在美国这边有一些法律管着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机构。最重要的法律是1948年签署，1972年修正的Smith-Mundt法规，公共法402。此法规禁止美国之音节目材料在美国国内散布。解释是，让有政府背景和便利条件的美国之音,加入国内新闻业竞争是不公平的(比如对国际事件的采访)。想得到美国之音写作或录音材料的研究者(多半是学者一类呆瓜?)要和外事办协调。

　　在中国，一方面，美国之音节目提供了语言学习的公开材料，美式英语900句早就取代了牛津腔，在外文书店里,成排、成排着美国之音开办了40年的慢速英语课本，以及美国之音广播的文化、科技、历史话题的英语录音带。这些材料无限滋润着出版者和零售商的利润，成就着无数TOFEL和GRE考生的梦想。英文节目针对东南亚听众的《美国法律常识讲话》在三联书店翻译出售着。同时，美国之音的新闻一直是"超级说法"的民间之耳，是个人之间交流看法的背景参考，到了危情时刻，它也是四面敌意围攻的打头阵的标志。干脆给它的新闻戴一顶"造谣"的帽子。

　　美国之音。一个有点吸引人冒险的题目?

　　检查一下冒险的条件：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不属于他们的雇员。我住在美国，不打算上驻华使馆报到，而且，我挺娇气的，据我的经验，美国官僚比中国官僚一点不含糊，一想到和"外事办"打交道，意味着写报告、解释、微笑，我就头大，我决定饶过这道衙门。在只身前行的时候，我还告诉自己要具备独侠的忠诚，这就是说：绝对不能给和我工作的编辑们惹上任何麻烦，他们都对我相当厚爱。这样，我给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是：用个人观察解密一下美国之音。如果说，出版者在录音环节表现了想当然的小误会，那么，我的老朋友曾经为之上绞架的这座险恶图腾，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呢?这也许是让我想冒一下险的原因。英国历史作家霍布斯鲍姆在全面总结20世纪的《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写到："在这个新世纪里，平常人家所获得的信息、娱乐，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皇帝多，每天，每时，每刻，信息源源不断输入着。"假如，我们不能对信息来源有着更平等的认识，怎么说明我们的确知道的更多?还是，你不过在以20世纪的高科技方式，快速获取着过去靠串乡小贩口传的唬人谣言而已?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你不难想象我的两难处境。这处境比美国小说家汤姆。克兰西的遭遇一点不差?他的小说触及了美国高级军事机密，给自己找上最尖端的麻烦，他清洗自己的方法是，他证明所有使用的材料都是对公众开放的材料。我只使用公开材料。在美国法律和中国国情的高墙之间，沿着阅读和经验的窄道独行，并且是出版前10天里这样急就章着。出版人在E-Mail里开出如下读者想知道的内容:美国之音结构。历史。中文部。名人名事。以及美国之音的新闻来源是什么。我敢试一试吗?

　　借着"美国之音"这个人人都以为相当耳熟，其实仍旧陌生的图腾，也许正好观察人类在20世纪末沟通方式的技术发展和转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和神秘相连，仿佛是永远摸不着门的地方，在电视媒体时代是不是"古典"的代名词?假如可能的话，我也报告一下我观察到的他们怎么办。

　　也许我们有必要浏览一下VOA工作手册的封底印着美国之音的宪章。这是他们的记者编辑的工作准则：

　　一.美国之音应始终作为权威性的，听众信任的信息来源。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并且力求全面。

　　二.美国之音代表美国，而不代表美国社会中某一个阶层，因此，美国之音在介绍美国的制度和思想时，应当做到内容广泛，报导全面。

　　三.对美国的各项政策，美国之音应该做确切明了的介绍，还要介绍人们对这些政策所发表的认真负责的意见和评论。

　　还是1996年秋天的时候，我在乡下写长篇已经写了两年，决定放一放，看网上新闻，看到国会正为在华盛顿增设一个中文电台的预算问题辩论。于是，找了个在华盛顿的朋友打听。那人是研究有关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却没听说有这么个事，哈哈笑着说，别又是一个RadioMarti吧?那是美国新闻总属下的一个独立机构，做广播，也做电视，从迈阿密用氢气球发射电视信号，但是古巴人几乎收不到。《60分钟》把这个浪费纳税人钱的项目暴了光，从画面看，每日里仍然一本正经在播音室瞎忙的记者，简直像是在跟自己玩《22条军规》。那位朋友给我找到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对方回答，他们非常需要人，但是不做社会招聘，先看简历，再决定有没有资格应试。是吗?我心里说，那可就不是你想不想要我，而是"求之不得"什么的了。果然，简历从传真机上一过去，那边立刻来电话，要我马上飞去应试。

　　一块和我参加考试的还有两位男人，肤色都比我深，发的考卷不一样，是藏语的，于是也可以说，用中文考试的只我一人。考试分着笔试和录音两部分。笔试包括100道填空题;将几篇讨论如何改造北京厕所老大难问题的文章重新改造;还有一个台湾李登辉面临竞选的话题，给的背景材料是《华盛顿邮报》，《人民日报》和一份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办的《世界日报》，看你怎么处理这些材料。100道类似百秒智力竞赛的题目，让我闻出一种熟悉的旧味道，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真实状况。这状况是，在所有的社会标准考试面前，我都屡试屡败，无论是电视大众比赛，还是研究生考试。但总不能对发考卷的那位黑人妇女说，嘿，聘用天才时别用这一套。好多题直叫我倒吸冷气：吴仪现在是什么职位?邓小平参加的头一次起义叫什么?乔石的背景经历。像山里文盲一样，我对这些玩意儿或者是一无所知，或者是曾经知道，但是全忘了。我只敢说，100道题里我肯定是答对了"八仙过海"神仙们的职业和背景。那也是恰好碰上了，因为我刚刚帮着好莱坞那边做了一个莎士比亚电影故事，用过这8位，于是查过"辞海"。握着发下来做题的铅笔，我把写的东西勾来划去，撕掉一张写乱的纸，又撕掉一张写乱的纸。我的动静太大了，不断打搅着同一屋的两位藏人，人家一边做题，一边抬头看。我才发现，长期用电脑写小说，我已经不怎么会用笔写字。

　　接下来是录音考试。跟着那位黑人女秘书到同一座楼顶的地方，一看玻璃门里的牌子，虽然在考卷上直找不到北，我立刻又来神了。这地方很有名，《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早在当代东欧政治小说里我就读到过。在97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Kolya》里，捷克人听它的消息判断苏军撤退的动向，电影里听广播的场景是半夜不开灯的床头。冷战结束了，冷清体现在这里，不，这里可比冷清生动多了，人正在过道上捆扎东西，卸东西，"欧洲"编辑撤走着，给"亚洲"腾地方。我们用人家的播音室考试。那两位藏胞，先前一位有点傲慢，一位有点怯懦，这时候都挺紧张，于是我请他们先录音。同时看发给我的两份材料。一份是新华社的新闻稿，反对美国在联合国假裁军建议，另一份是小说片段，蒋子龙《乔厂长上任》中的爱情段落。预习着，觉得有点滑稽，想当年混身小说界的时候，我都没怎么读过"改革小说"，此时却来一字字演义，不由猜想选题人的背景够多老派。

　　到后来跟美国之音录音的时候，我越发觉得人家这里的录音室真不含糊。4个从空中吊下来的麦克风集中在嘴前，大玻璃那面的录音师是位东欧人，英语带着腔儿。中文对他来说全属那两个字：天籁。他面带微笑，说让我试试音，说他会尽量给我调出好声音。我对他说了句中文，问他怎么样?他立即回答：Marvlous!(妙极了。)我微笑报答。还用说吗?无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普通人》当节目主持，还是在天津文艺台播讲我自己的小说，我的声音都好调到，被我们的录音师肯定又肯定过了。我用标准的播音员腔调，飞快地念新华社稿件，这位挺英俊的录音师，戴着耳机挺专心，也许是被两位太紧张的藏胞折腾坏了，我一字不错飞快念完稿子，他还没回过神来，以为我还在试音呢。换着手中的稿子，我有点儿挑逗地,改用英文对玻璃那边说，下面念的是一段小说，有关爱情的。录音师大笑，我仍然微笑。他的大老乡，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说过，先生们，小姐们，我可以把菜单念得崔人泪下。那么，我也不难把老虎钳和轴承念出柔情。

　　录音间坐着一个嫩气的中国姑娘，脸上露出自己人的近呼："你叫什么名字?"她显然忘记了不要打听考生的规矩。在她眼里，我和她今后就一个食堂吃午饭了。是吗?我猜想回头看考卷的人不这样认为。回到笔试地方，走过一间屋子，有两人正贴桌谈话，一个句子飘过来："我在大陆人脉很深..."象在谈生意，也像政工或是特工，朴素的留学生衣着。这很有什么吗?我问自己。作家中我最崇拜的格雷厄姆。格林，不是也为英格兰的军事5处干过事吗?对写作待者来说，所有经历都是很有趣的，都可以成为写作的材料。然而，无论如何，怎么改造厕所，包括乔厂长的爱情，以及飘来的小谈话，都让我觉得不那么太有吸引力。

　　这样想着，走过着航天馆、艺术馆，我一个人在华盛顿中心转悠着，走到史密斯桑尼亚博物馆，找了一个公共电话，投入25美分，通过AT&T接线生，要《美国之音》中文部。想出一个多年前采访过我的记者名字，想请教一下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事。

　　"这简直太神了!"记者在电话那头叫起来："今天早上开会时，我们还说到你呢!你现在美国的哪里?"

　　"我在华盛顿，想和你聊一会儿天，你们到底在哪里?"

　　我把自己送到博物馆来，实在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美国之音"就在--他的回答是：

　　"你放下电话，一拐弯儿就到了。"

我知道的美国之音(2)

　　我在角落上的硬木椅等了一会儿。一进一出，穿过安全门的两个人打着招呼，英语里都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口音很不同，两个人大衣的花色和样式都很老旧。这里似乎保留着世界各地并各时代的古董。曾经采访过我的记者出现了...

　　我在角落上的硬木椅等了一会儿。一进一出，穿过安全门的两个人打着招呼，英语里都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口音很不同，两个人大衣的花色和样式都很老旧。这里似乎保留着世界各地并各时代的古董。曾经采访过我的记者出现了，脖子上挂着工作证。他发胖了，穿着件蓝运动衫，象是乒乓球外交时代的.隔着安全门，我甚至看到鬓角上几丝花白。我意识到，我一直住在乡下写长篇，参与做艺术电影什么的，外面的人世很有点沧海桑田了。

　　我很可能到过"美国之音"的门口。是1987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到美国，身份是国际访问者。美国新闻总署(现在这个机构已经取消)有一个国际交流计划机构，邀请各国家各方面的所谓小精英人物，参观美国的有关方面。这个计划给飞机票，付旅馆费，给相当够花的零用钱，不会英文的，还有翻译陪同。当时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半开玩笑地，挺认真着对准备前往的人说：参加过这个计划的访问者中有菲律宾的女总理阿基诺，被邀请的时候她只是一位学者，我们毫不隐瞒我们的目的，我们不知道将来你们谁会爬上去，或是成了哪一方面的"大腕儿"。中国被邀请的人相当多，包括经济学专家、教育工作者、文化学者、作家、导演等。那时候我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导演，被邀来看百老汇歌舞剧，实验戏剧，各地方剧团的戏。让我有点惊奇的是，那时我刚在新闻总署报了到，"美国之音"的记者就来了。尽管那位老记者我也认识，还是觉得很意外。后来明白了，美国之音和国际交流计划都归新闻总署领导，人总是把新闻材料先传给自家人。那位记者使用的录音机个很大，看上去一点不"先进"。10年后的我，更多了点儿美式目光，再看"美国之音"，处处不那么时尚。

　　外人到"美国之音",不仅要有人接，还需要登记.登记本的纸和印刷挺简陋，登记柜台的木板也很旧了，恍惚觉得走到了社会救济局。我问这位做文艺采访的记者有什么小活儿没有，告诉他，我感觉再埋头写下去，也许会写出个不错的东西，但是会写死自己了。他说他早从做文艺改做科技节目了，手里倒有翻译的活儿，不过刚刚都分完了，又不过，他说，早上正在讨论做广播剧，人们提到我，但是没人知道我在哪里，下午居然我就打来电话，直吓了他一大跳。他看看表说，马上带我见中文部主管。

　　跟随他穿过拐来拐去的中文部，一张张灰色的桌子，被灰色的板子隔开，到处推满磁带，箱子，纸张什么的，很像大仓库。角落里有个小屋子，在敞开的门上他敲了敲门沿。小屋里坐着中文部的副头赵克露。记者把我交给她。头一回见，奇怪的是，并不陌生。她立刻说，我听过记者采访你的声音。边说着，边走着，穿过空荡的走廊，和她一起去见中文部正头,中文名字罗杰。在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屋里坐下来，我们立刻中文、英文并举着交谈。从名字猜他是波兰后裔，温和，文雅，但训练有素。他惊奇地笑着，怎么在中国时候没见到你?他曾经是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不过，那时我已经到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来了。他显然对中国以及亚洲文化深存感情，70年代末做过中文部主管，在日本，北京工作后，转了一圈，又回到中文部来。

　　我根本不知道我来得有多及时。对立刻又和我一路走回"大仓库"的赵克露，也一无所知。我那时不知道这位老家甘肃，台湾出生，上大学，到美国念新闻的头儿，丈夫是位音乐家，不知道她自己也弹的一手极好钢琴。像华盛顿每一个在官僚衙门上班的人一样，她也挂着一个工作证，不过，她的证件别在衣服下摆上，下面配着条长裙子，加上挂面短发，与其说像头儿，更像一个女学生。她说话快捷，直切主题，我们俩一边往回走，她一边说问题和解决方法。"美国之音"的钱是国会拨款，刚给了中文部一笔钱，加强对中国的节目.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加以前无法开的新节目了，可以请得起美国之音以外的专家了，不过，假如开不出好节目，花不好钱，她停下话来，代替解释，给我一个生动小手势.我好象看见国会在说，瞧!明年就减少点儿吧。她毫不掩饰焦虑地说，大家想到做广播剧，80年代的时候中文部就做过，据说许多"中央领导"都爱听，中文部职员自己担任角色，这就是小女主角，她一边走，一边指着说。那位小女主角是一位小个子的中年妇女，抬头微笑了一下，继续整理着一大箱录音带。现在想做的广播剧，比如是新移民的故事，马上就要拿出大纲，虽然将来不一定是这个故事，但是要用来做报告，根据制度，还要登报竞争。她说着。当我们再在她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就剩下纯粹礼貌性的闲聊了。一个走廊的长度，这位女学生味儿的当家婆，已经以记者抢发新闻的方式，把最要紧的，和我有关的事情，清楚地说完了。而她碰上我这种只想把模糊构思立即清晰化的工作狂。

　　不过，那个广播剧的活儿最后并没落在我身上。因为还有两个节目设想，一个是美国之音付国家长途电话费的"扣音"秀，同时做现场电视转播，和播音一样，用卫星发射、传送。请在美国的各方面专家来做。再就是开<作家手记>。中文部记者自做采访，也使用英文部记者的采访材料，不过,她觉得无法代替作家的目光和感觉。她技术化地告诉我，广播每分钟传递120字左右。稿子长度在5到10分钟.开播时候4个作家写。住在美国不同的地方。这活儿对我更合适,文字加声音，自己写，自己念，感觉更自在。

　　美式生活，可以说是永远在路上。不同于任何骑马民族，永远在开车。写烦了的时候，我就跳进跑车，沿着乡间小路，向任何无名地方一直跑。野树,倒塌的老屋,天上的云,景色飞快地自动剪接。随着声音变幻情绪，车里的收音机伴随我。

　　在乡间小路漫无目的地开着车，我听大学生办的摇滚台，听小镇居民自办电台，那里播音间的隔音壁可能是用放鸡蛋的盒子铺的，听右翼大名嘴抨击政府和时政，听宗教台的圣歌和说教。我的收听常规停在调频90.10，这是国家公共电台，简称NPR。我爱听各地评论员们奉献的小故事。这些评论员有作家和诗人，也有普通人。有一位是中学教师，她的话题很可乐，全是自己洋相百出的妈妈，这女人有付"大烟枪"嗓子，这种哑嗓子很是性感。还有位女人只说自己丈夫，丈夫是个同性恋者，患了爱滋病.无数开车人跟随她的故事，故事一直跟到丈夫死亡。也有的讲述者没有故事，只说个人小感受，说身边的喧闹，说在喧闹中，突然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内心一片绝对空白，然后，电视新闻，嗡嗡的冰箱，洗衣机的转动，孩子哭，老婆说话，又都回到耳朵里。所有个人化的题目和南腔北调的声音，都折射着美式文化。

　　开辟<作家手记>时只有一个要求：写个人的美国生活感受。打猎，这是我写的第一个故事，就写我怎么到森林里去打鹿。这也是开个小玩笑，和一位过去当农民，当步兵，如今在深圳、香港做股票的朋友开玩笑。周末时他飞回北京，开上"迷你"家庭车，载着前老婆的儿子和现老婆的女儿，到郊外山中新贵俱乐部钓钓人工饲养的鱼，飞到美国谈生意的时候，永远进的是拉斯维加斯赌场。这就是美国!他肯定地说。他觉着当年没出国合算了，觉得一直前卫的我土了。好吧，我来点儿野的给你瞧。

　　比个人的物质化成果究竟算什么生命本事?在物质的奥林匹克峰顶美国，到处可以拣起能用的材料。互联网、乡间景色、科技与人，我的本行戏剧和电影、音乐、书评、人物、经济.是的，经济。在这个新重商主义时代，不说说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表现，岂不是浪费了最大的美式材料?怎么配和改玩股票的朋友继续玩?自然，生活在新闻的超级帝国里，新闻也是可以评论的材料，至少的，新闻给出各种材料的时态外观。有的时候，编辑简直不知道我会怎么做了，比如香港回归的时候.对这个预定的时间，全天下报导密集，"作家手记"栏目广播是周末，回归也在周末.我告诉编辑说，到时候我也来一篇.编辑可能心说，看你还能怎么写?我写了<仲夏夜之梦>，用莎士比亚概括历史的今天，把美国新闻的时差，算计在文化里面。

　　我和编辑的工作方法是，将全部文字写出来，传过去，编辑读过，没有意见，我们再在电话里录音。这里面包括着技术性把关，比如年份、定义等等，自然也包括"思想把关"吧。对我这样的非雇员究竟怎么审查呢?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