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三
一
.30
年前的那场“革命”运动，其中夹杂着这样一个片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这场运动与“文革”连结在一起，还因为这场运动使许许多多的城市子弟吃了苦头受了罪，甚至有极少数人不得不终生呆在农村，当然也有的死在了农村，也有的没有赶上大学，也有的没有及时回城挣钱，所以，当初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开始诉苦了，一诉就诉了
20年。有时候看，知识青年们的控诉简直是血泪成河啊。我对他们无动于衷。我会更动情于山乡的农民。我常常会不自觉地把农民和知识青年这两个群体放在一起对比思考。
在对“文革”中的诸多事项，我有一些点不同于大家的看法的话，上山下乡即属其一。上山下乡运动可能是文革中又一件热情过头的事情，但绝对不是万恶的举措。
中国当时的农村（还有今天的农村）需要知识，需要科学文化的普及。当时农村中的文盲率估计在
50％左右，当然他们需要知识分子，而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青年也需要锻炼，需要对中国有整体的了解。所以这个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运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至于是不是要做到那种一刀切，让所有的城市孩子都上山下乡，当然还有商量的余地。即便发扬一次共产主义下平均主义作风，让城市里的人到艰苦的农村去体验一下生活，也是可以理解的。假如真的是基于这样一个心理，我倒觉得发动这场运动的人还颇有一些纯朴的平等思想呢。实际上很多人对“文革”中的一切都取“泼洗澡水连婴儿一起倒掉”的姿态，这正是“文革”中常用的一个极端手段和思维，现在有人又在用。在很多人那里，既然大家都说“文革”不对了，那就不仅“文革”一点好处没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举措，例如上山下乡，当然也一无是处了。又因为批评上山下乡几乎在等于继续深入批判“文革”，所以知青的诉苦就更有根据了。
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简单些说就是让城市居民的孩子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到农村去锻炼几年。那个时代一个家庭都有不只一个孩子，一家通常只能留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病残的可以无条件留在父母的身边。这个政策得到当时所有人的赞同，正象今天遭到所有知青的反对是一样的，因为那是一个政治性政策，中国人通常对政治是抱有高度支持热情的。所以，几乎当时所有的孩子以能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为荣，政治上有问题家庭的孩子反而不能顺利地报名批准，有些孩子倒是因为不能上山下乡还有痛哭流涕的呢。
“文革”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也结束了。
知青都走了，他们本来也不象是永远留在那里的人。农民们没有什么大的意见。知青对于他们就象是一阵风，来了又去，没有什么要紧的。在农村里继续吃苦的农民沉默着。他们是应该终生“上山下乡”的，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法律上规定了他们只有终生呆在农村才是合法的，并且做农民还是世袭的。
最近出台的“城镇人口最低生活水平保障”政策里明显不包括农业人口的农民，因为说的是“城镇人口”，尽管生活在那个“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线”下的人有很多大多数是的农民，但农民从来不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这样把农民排除在外的政策还有许许多多。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某些部门和某些人单单把农民排除在外，没有人明白。
农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际上是中国的二等公民，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都是。
在台湾得奖陈冲导演的电影《天浴》里
,急着回城的女知青不得不靠出卖色相来赚取回城的资本。女主角实在是可怜，不过她只是为了不做农民而已。电影中只有一个农民男人作为那个女知青的陪衬,里边假如出现一个当地的年轻农民姑娘,其悲剧意味马上就会降低。因为在同等的条件下那个农民女孩看着知青天天在为回城筹备的时候，她会明白自己竟然没有“回城”的说法，一个农民女孩面对与知青不同的命运肯定会有深深的失落感，她受到了严重的社会伤害：社会给他们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女知青是优越于她的。在这样的对比之下，那个女知青回城的合理因素就会大大下降。其实女知青假如愿意继续呆在农村，那么她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在农村找个郎君结婚，亿万个农民不都是这么生活的？她为什么就不可以？女主角悲剧构成的基础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回到城市里生活。不要求回城就没有她的悲剧。可她不会选择做农民，做农民才是更大的社会悲剧。农村是她呆的地方吗？那只是农民可以忍受的残酷生活，而不是一个城镇居民孩子可以忍受的生活。至于一个成年残疾男人的陪衬,在心理上观众认为他是一个“另类”,不会拿他和那个女孩做平等的社会性比较,所以一个女知青的悲惨遭遇就这样勉强成立了。另外，让我们再次看一看电影中的残疾男人，假如把他换成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这个女知青已经爱上了这个男人，并且也可以与他正常结婚，但是，她还是要坚决回城的，因为她本来就是城里人，她不会想呆在那里和农民结婚做个二等公民，让她的孩子将来也做二等公民。实际上现实里也有个别女知青与当地农民恋爱结婚的，但人们通常称这样的事实就是悲剧，因为城里的女人是不应该下嫁给农民的，实际上农民与城镇居民在当时是不通婚的。所以，在上山下乡结束后曾经和农民相恋的年轻人都唱着苦涩的《小芳》割舍了自己的情感，他们的家庭以及这个社会都不接受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儿媳或女婿。这种婚恋关系可以拿西方黑人和白人的结合来参照，其社会差距是完全一样的。国外也有农民。但中国的农民和西方人所说的农民完全不是一回事。农民在中国那不只是一种职业，那是一种不能变换的社会法律身份。
在中国，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
,在我们国家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走出农村的,即便她靠卖色相都换取不来一个进城的说法。文革结束后，从1977年开始，高考才成为一个农村孩子进城的一条独木桥。80年代后期，个别富裕农民也可以花大约一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份了，但看起来象是一种封建社会的赎身。许多大城市象上海广州等地可以凭借一定的投资拿到的蓝印户口本也属于类似的做法。经济因素的介入来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这一买一卖也直接体现了一种在同一个国家的公民生而不平等的现实。否则的话，为什么要买卖一种法律身份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没有城镇居民去赎买一个农民身份，而只有农民赎买城市居民的户口身份呢？所以，农民的社会地位是一目了然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有一天夸耀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举办“农民运动会”的国家。真是滑稽逻辑！他们没有问一问，这个世界上目前有多少个国家规定了“农民”只能是“农民”，并且农民需要拿钱来买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
政府对于农民倒是从来都没有明确宣布歧视农民，甚至会以种种形式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这在电视等媒体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包括“农民运动会”也可以列入类似的积极范畴。一般所谓的歧视都是以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威势来形成的，并且有一定的理论来说明其集体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级之处，中国的农民都不具有这些社会特征，中国农民占人口约
80％的这一现实决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视的条件。那么现实中农民的低下社会地位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是通过政府一再对于城市居民的各种优惠而遗漏农民的利益来完成的。回头看，非常奇怪的是，在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规定“公民具有自由居住迁徙”权利，但1958年就改变为严禁自由居住迁徙。这一由先进到落后的倒退过程，有其他的社会心理潜因吗？我至今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是不是革命刚刚成功的共产党人严格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才选取了先进的法律取向，而后来某些人的农民意识抬头、同时又发现抛弃农民利益对经济严重困难时的政府是个转机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敢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潜在意识上原因的永远只能是谜。这个严禁自由迁徙的法律直到两年前还严格执行着，至今还以种种方式延续着这种体制。
五
.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农民，农民问题始终困惑着我。
我千百次地问苍天，为什么我会是农民？为什么作为农民我天生就被剥夺了一切和城镇孩子一样许许多多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乡的光荣和坎坷。假如没有后来的高考，我还没有到城市里工作的权利。我的权利只能限于在土地上耕作。
农民今天部分人是进城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城市中的“另类”。他们住在城市里，干最低贱最累人的活，干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一切活，但他们仍然不是城里人，这就是户口问题。尽管比起以往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时候农民出入城市都要生产队里开条子），但他们仍然没有城镇户口，所以进了城他们仍然是农民，人们通称这些人为“民工”。发给“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补贴”是不会发给他们的。所以户口问题经常就直接表现为经济待遇问题。实际上在有关中国法律的劳动保障一条中，刚刚有学者考证出来，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并不在国家法律中所说的劳动保障之列。也就是说，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不算劳动，或者说，中国法律中的劳保条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而不保障农民的劳动。该条法律条文上没有说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权力，用词是中国公民，但在执行的时候，农民的劳动是没有任何保障可言的。我们可以对着这款法律条文问：中国农民不是中国公民吗？
农民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劳动保障方面，农民们也没有工人、干部、解放军、教师这些城市居民们所具有的医疗保障。从来没有。今天，当城市居民面临医疗改革的时候有些惊惶失措，农民不必，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享受过那种优待。在中国，农民本来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约
1/10，再加上没有任何的国家医疗保障，这么多年了农民们是怎么熬过来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们为那么多年的非人锻炼痛哭流涕，他们才会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也要换取回城的权利 。看起来户口环境通过买卖等途径转换都较为宽松的今天，面临城市失业人口的巨大压力，在许多城市“把进城农民赶回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公开解决城镇失业的秘诀，招工时一句“需要本市城镇居民户口”也就把所有外地农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为农民不具有城镇户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国统计的失业人口或者说下岗人数，一定不包括农民闲居人员。农民从来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长期以来，在中国做农民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惩罚。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会在刑期结束后剥夺他们的城市居民户口，而把他们贬为农民。这样的做法在很长时间里通行。
假如做农民不是这样遭罪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年有什么苦可诉！今天有人说，他们当年上山下乡是一场飞来的横祸，那么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看来真的就是被抛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了啊。
农村不是一般的苦，那与知识青年们他们原来城镇生活反差实在是太大了。看来毛泽东对农村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他号召的上山下乡政策中有着起码公平而客观的思想核心，那就是农村是苦的，没有受过农村苦的，或者对中国整体有着虚幻感的城市孩子是应该去农村锻炼锻炼的。“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的思想应该包含着他多方面的期许？
但知识青年仍然愤愤不平了。他们说，人有多少个青春，我们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放在农村？
农民没有愤愤不平。假如上山下乡十年就是浪费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农民在农村老老实实做农民就是“浪费”了他们的终生、损害了他们的生命？这种限制农民迁徙和工作权利的户籍制度已经在中国执行了
41年，在今天仍然没有彻底放开！多少农民因为这一身份的限制而委屈了自己的生命。在每一个知青想寻找自己公平的时候，农民的公平去向谁要？
稍微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中国农民都会在生育子女时感叹道：他们就要再生育一个二等公民了。有时候那种抱憾和一个奴隶的感叹不会有特别大的距离。我相信许多城市居民正是考虑到避免生育一个农民的后代而断绝了与农民女子的爱情。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农村和城镇中经常上演。大家对这一点还是有一点觉察，因为改编自农民作家路遥小说的电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样的一个爱情悲剧。它说处的社会现实远比从小生长在大上海的陈冲拍摄的《天浴》有着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当然，他们两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们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言人。撇开不同的视点看，两部片子牵涉城乡差别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剧的基础建立于一个知青回城的困难，对于了解中国真实国情的人们女主角的悲剧性就有效降低了，只获得了观众对文革的进一步关注和一种畸形情感的同情，该片没有触及更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人生》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制度上，农民男主角爱一个农村的姑娘，仅只是为了彻底摆脱自己卑微的农民命运，他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意欲和一个城市居民的女儿结婚，悲剧由此产生，一个中国的“于连”带给人们不尽的思考。
七
.无论是哭哭啼啼的知青，还是今天为着解决下岗问题而心里打着“把农民赶回农村”算盘的管理干部们，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一种东西，那就是他们这些中国人都最适合生活在封建时代，而绝不应该生活在今天这个电子时代。因为他们都没有现代社会所起码需要的平等与人权观念。
呜呼，时代！
19
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说过：“在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能被称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能获得幸福！”假如我以一个国家为一个“所有”单位而论的话，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种各样的不平的话，实在是因为我们有那样水平的管理素质和管理人才。在一个人人漠视他人权益的社会里，实际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的同时，自己的权益也在受到同样水平的伤害。一个社会的良知和社会公平意识将水平发挥、平均反射在每一个人身上。只要一个社会中有明显的一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么这种不公正的意识终有一天是会反射在其他人身上的。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残酷，它说明即便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也是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受到“农民”一样的不合理管理，当然不再是表现在户口上面，而这种随随便便牺牲或漠视部分人权利的事情也会表现在其他的方面，反射在你身上，如残疾人，如知识分子阶层，如城市贫民，如一切非权利阶层的法律不公问题
......。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记住并真正理解斯宾赛的这句话，我愿意第二次重复它：“在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前
,没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能被称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能获得幸福！ ”它其中包含的朴素共产主义理想情怀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深体会，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一切暂时利益获得团体去体会。尽管这种共产主义情怀不是来自于马克思本人，但同样出发点的人类大同的精神本来是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的，甚至是半个世纪前中国人赴汤蹈火的精神指引，可是我们今天看是不是我们只得到了表面的一切，却失落了很多共产主义的精神真谛，因为民主和平等权利就是共产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而起码在农民这个明显的问题上我们严重违背了有关的原理。
一个发生在中国北方城市的凶杀案例也许为斯宾赛这种思想可以做一个解释。一个
19岁的农民，从小父母双亡，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依我的所知，社会对这样的农民一般不会有任何的帮助，一切负担会倾斜在亲戚身上。他随着年老体弱的奶奶过活，但唯一可以依靠的奶奶后来也死了。倍尝生活的艰辛，精神上更是无依无靠，这个孩子几次自杀未遂，精神濒临崩溃。后来，作为民工他到城市里打工，可是老板不给工钱，并且找人对他棍棒相加。在要钱无望，生活无着，遭人毒打之后，他到一个市场逛游，无意中看到卖肉摊上的屠刀他就顺手操了起来，马上行凶连续杀伤杀死多人。许多专家和群众对他这种报复行为很吃惊，以为他神经错乱：为什么不去报复那个老板，而是去滥杀无辜？其实说白了，这个农民在报复社会。我认为是这个社会的整体生存状态的低下直接逼迫他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每一次当他面临人生的绝境时，社会都没有向他及时伸出温暖之手，甚至是连劳动的权益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是他为老板不付工钱而去上告，他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他有没有这个知识能力？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援助贫民的法律咨询部门？而我们现实中的司法公正有没有给他有足够的底气走上法庭讨回一个公平？我看答案几乎全部是否定的。所以，他才会看不到其他的出路。尽管杀人是万恶的，但他却并不是毫无理由地选择了报复社会。近年来中国这样的报复社会的案件有很大增长的趋势，他们都反映了一种社会下层，尤其是农民对社会生存条件的敏感。从这个报复社会的案件我想到另外一个案件，那发生在两年前我的老家河南。一个农民在丧殴之后，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困难。中秋节到了，他没有钱买月饼给孩子们吃，他不愿意辜负孩子们的心愿，他向乡亲们借钱而无果，在绝望中，他向公用水中投毒，最终造成数人死亡。有时候我想，假如发放给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也发放给农民的话，起码这个悲剧是不会发生的。数不清的这类案例让人思考犯罪，也让人思考我们的社会，思考我们的种种落后意识给我们的社会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深层危害。我常想，尽管我已经不再是个农民，但不能保障我不会有一天倒在这样的农民报复的屠刀下，喝上这样的毒水。解决农民问题，是这个社会里的一个急切问题，他们的生活质量不改变中国人整体的生存状况就难以改变。有一天我自己死在民工手中，我不惊奇，你死在农民手里我也不会惊奇。所以我关心农民利益实际上就是关心我们城镇人自己。
有那样一大群人在中国受到不公平待遇，怎么可能有我个人的“自由”“道德”和“幸福”。说白了，为
9亿农民讲话实际上就是为我“自己”。我相信，只有中国人彻底解决了农民问题，这个国家整体上才可以说进入了现代社会。今天，起码在意识上，还没有。在这里也许我们还应该重申当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的一句口号：“一人一家的怨仇不算什么
,把眼光要放到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的人类去”。这里边包含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就是：只有“解放”了“所有人”,才能解放你自己。只有绝大多数的人民（当然包括农民）获得了“自由”“道德”和“幸福”的时候,你个人距离真正的文明状态才会近一些。结尾
农民，知识青年，下岗工人，当你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他们以及他们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环境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太多的知青回城以后在反思他们所受到的苦难，我竟然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当年的知青为他们所体会到的农民疾苦起而为农民鸣不平。我为这种社会良知的沦丧而感到无奈。我为那一批多达两千万的知青中没有一个“变异”---反转过来为曾经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农民兄弟讲话，感到震惊和悲哀。
在非洲，在中东战乱地区，甚至在一些特殊的动物保护圈里，你都会看到一些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认识到一个不平的现象就义无反顾地重新回到那个圈子里去解救苦难，甚至是去解救一些动物例如大猩猩、大象，他们向世界大声疾呼注意那里发生的一切。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美国记者在非洲看到的人间惨剧让他对人类哀伤到自杀。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鲁迅语）。但是，经受许多年共产主义教育的两千万中国知青只是到农村走了一圈，他们回来哭了恨了，只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太苦使他们在那里受了罪，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反转回来向社会大声呐喊：农民们怎么办？可能也有人做了什么，但既没有触及到根本，也没有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潮流，所以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倒有回城知青去反映他们已经熟悉的农民生活的，但不是从一个社会良知去揭示苦难，他们做的只是审美上的表现，在他们的笔下农民的生活甚至是“美”的。
截至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这样出身城镇居民而同情于农民的人，没有听到有这样的组织，没有看到那个对自己阶级的理性背叛，没有看到他们象当初的许多共产党人背叛自己的出身和阶级---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去“同情于”劳苦大众，我至今对
50多年前那一群共产主义者的理性背叛充满了敬意。但“知识青年”中似乎没有了那样的背叛者。只有当近
80％的中国人口---农民们---“幸福”的那一天，才是整体中国生存环境得到深层改变的那一天。我相信这一点。改变今天中国农民的命运,实际上也将是改变整体中国人命运的开始。要把当前近
80％的中国农民人口缩减到象发达国家那样低的比率,不要说消化到2％,恐怕缩减到10％都是需要极其漫长的一个过程的。我们了解这个转变的困难，但这并不是可以随意漠视一个人具有平等权利的足够理由。(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