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何以稀缺

吴国盛

近代科学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这种分裂是通过科学的分科化和技术化而实现的：科学家进入越来越狭窄的领域，从事越来越技术化的细节工作，忘却了科学的整体性，也不再关心科学的人文根源（事实上，科学的整体性也正是科学的人文性之所在）。但与这种分裂相伴随的是力图弥合这种分裂的努力。在科学内部，这种努力表现为追求科学概念基础的统一性，从牛顿到爱因斯坦，这个动机一直是科学取得整体进步的动力；在科学外部，从卢梭到斯宾格勒，表现为批评科学对人性的背离。西方世界在弥合科学与人文分裂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人文这个独特的交叉融合地带，积累了丰富的科学-人文资源。它是知识阶层对科学之人文层面的体认、理解和阐发的积淀，贮存在一批有人文修养和哲学素养的科学家、有科学素养的人文学者，以及专门从事科学-人文和科学哲学研究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之中。康德既写三大批判又写宇宙演化论，爱因斯坦熟读斯宾诺莎，海森伯研究希腊自然哲学，波普尔既研究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又研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胡塞尔由算术基础的探讨开始走向他的现象学，所有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正是西方科学-人文资源的保有者。

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稀缺说的就是，中国有人文修养和科学哲学素养的科学家太少，有科学素养和科学哲学素养的人文学者太少，优秀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太少。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人文传统的人文大国，有着无比丰富的人文资源，但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故乡，中国人有建制的从事近代科学研究还不到一个世纪，因此，中国的科学资源从而科学-人文资源先天的缺乏。但是我国第一代从西方学习归来的自然科学家们，如丁文江、竺可桢、梁思成、茅以升、李四光等，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如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著名的科玄论战的发生本身，就显示了中国科学-人文领域充分的自觉。竺可桢、刘仙洲等开中国科学史研究之先河，是中国科学-人文资源的自觉积累者。

即使我们先天不足，但我们开头开得很好，科学-人文资源与科学资源同步增长。

科学-人文资源积累的迟缓或停顿是从50年代开始的，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革命的功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反对“为科学而科学”的独立自主的科学研究精神。第二，院系大调整，将文科理科工科严格分开，大力发展理工科，轻视文科。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从50年代开始，社会上开始出现明显的重理轻文思潮，“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这种思潮的真实写照。重理轻文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

由于在科技领域强调科技的服务功能，反对纯科学的自主发展，在教育领域文理严格分开，重理轻文，中国50年来的科学-人文资源日见稀少。50年来，我们培养了不少科学家，但他们中有文化的不多，而人文学者懂科学的更少，像样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没有的话。

80年代以来，文理分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有所缓和。有的工科大学办文科，朝着综合大学方向发展；有的大学让理工科学生修中国语文，要求他们像达到英语四级那样的在国语方面达到某一个水平；有的大学在文史哲和艺术门类中开设选修课，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文化素养。这些提高理工科学生人文修养的尝试，都有它们积极的后果。但高等院校的这些些微的调整和改革，并没有真正导向对学生“科学-人文”素养的影响。因为真正影响学生科学-人文素养的，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教学活动，而教学活动的质量又取决于本学科研究的深度。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个科学-人文的主体学科领域，在中国被称之为“自然辩证法”。 （在科学-人文领域，与自然辩证法界相并列的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界，但后者与前者相比专业领域较窄，没有全国范围的学科建制，也不是必修课，因而影响较小。）20年来，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的积累做出了两大贡献：第一，确立了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学科地位，争取了该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体制建设（包括设立教授和研究员职位，招收研究生并授予哲学学位，成立全国性的学会，创办刊物等）；第二，争取国家最高教育当局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强制性的开展科学-人文教育。总而言之，中国自然辩证法界担当起了积累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的重任。

几十年文理严格分科造就了大量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无人问津的荒芜局面，自然辩证法界首先复苏了这一大片学术的荒芜之地，扶持催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的出现。但是，20年过去了，中国的科学-人文资源依旧稀缺。这里面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原因，但“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人文资源的主要积累者，自身的发展也颇值得反省。

在中国哲学界，自然辩证法（现称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是一个非常独特而奇异的专业。它来头大，人数多，但知识背景庞杂，学科定位模糊，完全缺乏学术范式。这个奇特的状况需要从其历史来源得到解释，因为“自然辩证法”是一项具有鲜明的中国时代特色的学术事业。

来头大。自然辩证法一开始并不是作为一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学科出现的，而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作为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相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对自然科学实行领导和统战的工具。从延安时代开始，于光远等人翻译和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帮助制定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和科学家政策，这是“自然辩证法”旗帜的由来。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之时，正是“科学的春天”，科学家迫切需要得到党的关怀和认同，于是纷纷加入“研究会”，在于光远理事长之下出任副理事长的有周培源、卢嘉锡、钱三强、钱学森等中国最重量级科学家。“研究会”挂在中国科协，但与其他学会（如中国物理学会）不同的是，它的秘书处是一个局级实体，享有固定拨款，而且从其成员构成（周培源是当时的科协主席，卢嘉锡是中科院院长）看，其级别几乎与中国科协平级。搞了十多年最后于1994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一部用特定的哲学眼光写就的“自然科学百科全书”，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学科本来应该具备的特有的条目反而很少。这部百科全书的编排也反映出，中国“自然辩证法”只是一种对“自然科学”诸学科的成就进行编制和管理的中介。

人员多。这个特色也与自然辩证法的政治色彩有关。“自然辩证法”被国家教育部作为理科（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必修“政治课”。因为每个理工农医院校都招研究生，因而就都需要教自然辩证法的教师，于是自然辩证法界人员众多，就像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平级。中国哲学界四大人群（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划分也与此必修课制度有关。

知识背景庞杂。在中国几十年文理严格划分的背景下，自然辩证法正好处在它们的交接处，客观上起到了沟通文理、扶持新学科的作用。于光远对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持一种开明的态度，他戏称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大口袋，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于是，许多新兴的边缘学科都曾经投奔自然辩证法门下，于是，来自不同专业的人士把这个领域的知识背景装点得五花八门。从比较专门的迪昂命题、量子力学的测量问题，到潜科学、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科技政策、软科学、管理科学、交叉科学，甚至南水北调问题、乡镇企业问题，都曾经堂而皇之的在自然辩证法的学术论坛上出现过。

学科定位模糊。由于“自然辩证法”名实严重不符，所以它的学科定位长期处在不确定状态，至今亦然。按这个名称的原始由来（得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被定为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是它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它面对着（自然科学）百科全书式的学科领域，是科学的科学。此外，80年代打开国门以来国外相关领域的新鲜知识抓住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力，进一步加剧了自然辩证法界新旧学科范式的冲突和混乱局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把自己的副标题定为“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表明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应定位于“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这三个拥有国外同行的学科。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将自己的英文名称定为“The Chinese Society for Dialectics of Nature (Philosophy of N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表明强调自己的学科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上，这与“自然辩证法”的历史来源和中国当前的学科学位设置相一致。但作为机关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受制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发展状况，该杂志实际上发表的文章大多数并不能列入“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的行列，于是，为了更名符其实一些，副标题后来改为“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科技与社会”，把社会学的标题加了进来。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演变，在自然辩证法界搞学术研究的人中，已经分化出了两大群体即哲学群体和社会学群体。哲学群体大体关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以及科学思想史问题，社会学群体大体关注科学社会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问题。

完全缺乏学术范式。正因为自然辩证法界事实上分成了两大群体，但人们对此又缺乏自觉和意识，还是以“自然辩证法”统而称之，这就导致学科建设的混乱局面和学术范式的完全缺乏。自197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培养出了成百上千的硕士和博士，他们都获得了“哲学”学位，但他们中多数人“哲学”训练严重不足，大多也不从事哲学研究。从人才培养角度看，这个学科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中，至今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课程和教材，以致获得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或博士的人们之间许多根本没有共同语言。从学科建设看，没有建立起有层次的学科发展金字塔，人们全都在一个平面上作业，由于缺乏分层，有些博士生入学考试题目比硕士生入学考题还容易，博士论文水平比硕士论文还低。

因此，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虽然早就被明确的介定为哲学的分支学科，是一门“学科”，但多年来本学科缺乏学术范式，俱是散兵游勇、各自为战，使学科成果一直处在“文集”状态；缺乏学科金字塔，平面作业、低水平重复，使学科看不出整体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了。

从教学方面看，存在严重的“教学”与“研究”脱节问题。要改变这种脱节局面，一个办法就是，把为理工科研究生开设的“自然辩证法”单门必修课，改为对本专业多门课程（比如自然哲学、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的限制性选修课。这样做的好处是，从教师方面讲，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专教一本《自然辩证法原理》的纯教书匠式教学中摆脱出来，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讲授自己最擅长的课程，形成教师之间的教学竞争机制；从学生方面讲，加强了“科学-人文”课程的份量，引导学生全方位的开展关于科学的反思和理解，真正提高理工科学生的科学-人文修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