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当前反科学主义的四种理据

吴国盛


近年来,“科学主义”已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常用语汇。但是,在更严肃、更细致地考察面前,它又表现得象一个幽影。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当代中国学者自承为科学主义者,如果有,也一定是过去完成时。如吴国盛:“虽然我本人长期是一个激进的科学主义者”,(吴国盛:《自然本体化之误》,“序”(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第3页。)当然,荣幸得很,“我”现在不是了。

的确,目前的中国,“你不讲科学”仍是一个足以置对手于绝地的指控。但是,明确地命之以“科学主义”之名的,一直是那些反对科学主义的人,而且绝不是出于称颂的用心。为了理解中国的情境中“科学主义”一词的意义,我们竟不得不先去考察反科学主义的一方。我将指出中国当前反科学主义至少有四种不同的理据。本文中的“反科学主义”是在“反”科学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对“反科学”主义则另行表述。

一、后现代主义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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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而上内部的争辩

正宗的(而不是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之反对科学主义,根植于对整个西方式知识态度即柏拉图主义的背叛,因而常常以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样式出现。形而上的传统则仍旧赞赏西方传统的知识态度,即为知识寻求某种超历史史性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主义本身也属于某种形而上传统,它以科学方法是超历史的。于是从形而上传统出发来批评科学主义,所引燃的便是一场传统内部的战争,可以追溯到哲学史上的那战争,如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心念主义(idealism)对物质主义(materialism)。科学主义居于承袭了(在某种程度上)经验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一方。

形而上传统下的反科学主义因此具有广泛的可能性。由于当代中国的形而上学极不发达,倡导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几乎都有所价值。但是,具体到反科学主义这个课题,我们还是应该考察一下这些中国的批评者们,他们的思想匕首是否刺在恰当的部位上?

我将以吴国盛的新著《自然本体论之误》作为主要的评论对象,不仅因为他是最有希望和影响力的国内青年学者之一,而且因为这本书国内迄今仅见的、继承形而上传统而批评科学主义的专著。这部书反对那种“自然本体论”(在最新的一篇论文中吴称其为“图像化的自然观”),即“把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自然界演化图景当作终极的实在图景,上升到本体的高度,使人成为一个派生的、偶然的、无足轻重的角色”。他提出两个案例,实践唯物主义和认识主体论,认为它们代表了当代中国哲学的人本化运动:然而自然本体论,即“普遍的科学至上的心理背景导致了人本化运动的不彻底性和脆弱性”(吴国盛:《自然本体化之误》,导言,第1—2页,第4页。)。这种不彻底性,吴国盛认为,就是没有否定先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界,或者说,没有倡导彻底的心念主义。

当然,考虑到科学主义对物质主义有某种程度上的支持,则为了倡导彻底的心念主义而反对科学主义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他进行论证的方式:不是通过维护心念主义来倡导心念主义,而是通过一场道德仲裁,以某种维护弱小的姿态作出了有利于心念主义的裁决,其依据仅仅是对拟定的对手---自然本体论---的道义上的抨击。其全部推理过程是:自然本体论轻视人,这样做不好,所以我们应该转向其反面。

这种选择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关键正在于,所拟想的、自然本体论与心念主义之间的对立,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是不可能被裁决的,正方或反方的推理将会同样有力。因此,吴国盛必须再预设一个仲裁标准,这就是以人的地位高低为准则。但是,维护这一准则又需要做出更多的工作。

在最近的文章中,吴国盛本人意识到了这一窘境。他试图构筑另一个论证:如果坚持图像化自然观,则要么把认识主体嵌入该自然图像中从而否定认识的可能性,要么走向彻底的心念主义。而这两条途径均不足取,因此图像化自然观应被抛弃。在该文中,他部分地放宽了反科学主义的严酷程度,但认为科学必须抛弃图像化自然观才有出路。问题在于,吴国盛无法说明在抛弃了图像化自然观之后,科学、乃至哲学还能做什么?他甚至不得不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主张哲学也许不再是求知的事业。然而,由于他最终恪守了形而上传统,希望通过哲学去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他的出路将是不宽阔的(参见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43—45页,第47页。)

在此我不想猜测吴国盛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可能性,我甚至也不想猜测他在形而上传统内继续努力能有多大希望。我感兴趣的是,吴国盛正在进行形而上学的努力时,为什么始终把“图像化自然观”作为靶子,并且将其与科学主义联系起来?这种无益的固执根源何在?

那么假若我们注意到他对实践唯物主义和认识主体论的关注,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实践唯物主义和认识主体论的确都近于某种非驴非马的妥协,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异端思想冲击下的折衷式反应。科学主义,或某种类似于科学主义的态度,在异端一方手中做了武器,对此刘青峰做过很好的描述(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两次兴起”,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14月号。)。吴国盛本人是这场“科学化的哲学”运动的最年轻的参加者之一。事后反思时,的确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想法:这场运动是不彻底的、妥协的,原因正在于其科学主义色彩。要干得彻底就必须反科学主义、反自然本体论……。

事实上,彻底的科学主义与彻底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妥协的机会。8年代“科学化的哲学”运动之所以有诸多半驴半马的结果,不应归咎于科学主义。我将通过简短的回顾来说明这一点。那场运动,被刘青峰说成是属于“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我不怀疑刘青峰本人是这样一位科学主义者,但我怀疑她是否意识到了自己与金观涛的差异。而运动的主导者,恰恰是金观涛及其同志们(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序言,第43—44页。):“大约到七十年代中期,我脑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怎样克服危机,怎样正确而科学地表达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事物内在发展的方案。……如果我提出的这个研究提纲是对的,那么辩证理性可以抛弃黑格尔的思辩而均匀成科学的重建。”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口中的“危机”乃是一个逻辑矛盾---彻底的辩证法是逻辑上不可能的,我们将会同意把上述引文中的“科学的”以“理性的”代之。事实上,金观涛本人就把他当时的工作称为“理性哲学的重建”。因此,这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研究纲领。它左右了80年代的那场运动。

这种“理性哲学”---包括用“不确定性”取代“矛盾”,用自组织理论取代“发展”,用系统论的认识论取代“能动的反映论” ---不但不是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甚至也不是物质主义的科学主义,或“理视科学知识”。这里,一些特定的科学知识被组合到一个先定的框架里,而更多的、与之不同也许是冲突的科学知识则被漠然视之。局部的科学概念和论断被无条件地抽象成、甚至以比拟”的方式被编辑成普遍的观念和公理。因此,如要真要对这场运动的整体思路(暂且不管其具体结果)进行反思,那么恐怕应该遭到批评的不是经验主义,而是理性主义。而科学主义是更偏向于经验主义那一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地打算继承形而上学传统并有所作为的话,则批判科学议似乎也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

三、自由主义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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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中国文化语言的独特性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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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nd)